故宫景仁宫

故宫景仁宫：

目前东六宫只能参观4个宫，编号为东1景仁宫、东2延禧宫、东5钟粹宫、东6景阳宫。东3承乾宫和东4永和宫可能是因为维修等原因不能参观。参观东六宫本人的建议是：东5——东6——东4——东3——东1——东2。今日介绍的是东1景仁宫。

景仁宫，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曰长宁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更名景仁宫。清代沿用明朝旧称，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修，道光十五年(1835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先后修缮。此宫保持明初始建时的格局。

景仁宫前的小胡同的西门是东一长街的咸和左门，东门是东二长街南端的景曜门，正北是景仁门。

进入景仁门，这里的影壁是一块汉白玉石雕刻而成。据说是元代遗物。

第一个院落正北是景仁宫。

景仁宫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檐角安放走兽5个，檐下施以单翘单昂五踩斗栱，饰龙凤和玺彩画。明间前后檐开门，次、梢间均为槛墙、槛窗，门窗双交四椀菱花槅扇式。明间室内悬乾隆御题“赞德宫闱”匾。天花图案为二龙戏珠，内檐为龙凤和玺彩画。室内方砖墁地，殿前有宽广月台。

东西有配殿各3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以旋子彩画。配殿南北各有耳房。 　　

东配殿：

西配殿：

后院正殿5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施以斗栱，饰龙凤和玺彩画。

两侧各建耳房。殿前有东西配殿各3间，亦为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旋子彩画。　    

附：

康熙诞生景仁宫：
景仁宫前殿悬挂乾隆帝的御笔匾额："赞德宫闱"，西壁张挂"燕姑梦兰图"，东壁张挂乾隆皇帝御撰、大臣张照敬书的"燕姑梦兰赞"。
宫训图"燕姑梦兰"的典故是，春秋时郑文公的一位普通姬妾燕姑，梦见上天赐给她一束兰草，之后燕姑有孕，生下了一个男婴(后来的郑穆公)，文公为他起名为"兰"。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顺治帝的嫔妃佟佳氏虽怀孕八月，仍例行到慈宁宫向孝庄太皇太后问安。太后见她衣裙有光，就对近侍说："朕妊皇帝(顺治皇帝)实有斯祥，今妃亦是，生子必膺大福。"
三月十八日，十五岁佟佳氏在景仁官生下一个男婴，这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玄烨。
玄烨六岁时，顺治问他兄弟们将来有何志向，皇二子福全说："愿为贤王。"皇三子玄烨说："愿效法父皇。"顺治帝颇感惊异。
佟佳氏因相貌一般，性格内向而并不受宠。生下玄烨两年后，顺治又迷上了某位亲王的福晋栋鄂氏，并将她纳入宫中宠擅后宫，这时的佟佳氏在景仁宫的生活十分寂寞。
康熙即位后，佟佳氏被尊为太后。因而康熙初年，宫中有三位太后，一位是孝庄太皇太后、一位是顺治皇后、一位就是康熙生母佟佳氏。
康熙二年，佟佳氏不幸病故，享年只有二十四岁。
康熙与二哥福全友爱甚笃，曾命人画了一幅福全玄烨兄弟俩并坐在桐树荫下的画，以示两人共老。
康熙四十二年福全去世，在兄长的丧期，康熙皇帝非常悲痛的住在景仁宫致哀。
景仁宫在雍正、嘉庆丧期，雍正皇后(乾隆之母)、嘉庆皇后都曾在这里暂居。
乾隆题景仁宫康熙降生处：春纪八千，和风翔寿宇；皇居九五，香露霭仙宫。

婉贵妃引吭景仁宫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宁是清帝中拥有嫔妃较多的一位，咸丰年间，景仁宫是婉贵妃的寝宫。
婉贵妃（？—1894年）索绰络氏，左都御史奎照之女。咸丰帝嫔妃之一，初赐号为婉贵人，咸丰四年十二月，诏封婉嫔。五年十二月，行册封礼。十一年十月，穆宗同治帝晋尊为皇考婉妃。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再诏晋尊为婉贵妃。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十七日卒。二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奉安。
婉贵妃的家庭索绰络氏，正白旗满洲人，也是以科举闻名的内务府世家。乾隆年间，婉贵妃的曾祖父德保和德保的弟弟观保都是进士出身，均入选翰林院，德保官至广东巡抚、礼部尚书；观保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婉贵妃的祖父是嘉庆年间的大学士英和。英和少有隽才，权臣和珅企图娶他的女儿为妻，为英和的父亲德保婉辞。
嘉庆皇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重用英和。英和先后任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英和的儿子奎照和奎耀也都是进士出身，奎照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他们一家人是“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四代翰林起家”。四代人不仅都是进士，且都是翰林，这样的成就，足以令士林仰视.

珍妃与景仁宫：
清代末年，景仁宫中生活着一位美丽聪慧但命运悲惨的女性，她就是光绪皇帝的珍妃他他拉氏。
珍妃小字珍珠，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 ，十四岁被选人宫中，名号是珍嫔。按礼仪规定，在皇帝大婚典礼举行之前，被选为嫔妃的女子先入宫。大婚前一日，珍嫔与姐姐瑾嫔分乘杏黄刷蓝围轿，从神武门入宫接受册封。
珍妃天生丽质，不施脂粉，甚至不喜穿女装，不挽发髻、不穿绣履，而以男装为尚，光绪十分欣赏她的装束，也很得慈禧太后的喜欢。
光绪十五年到二十年，是珍妃在紫禁城中的黄金岁月。那时，珍妃与光绪皇帝琴瑟知音，过着令隆裕皇后、慈禧太后妒火难抑的生活。珍妃住在养心殿的西围房燕喜堂里，几乎每天陪侍光绪皇帝。珍妃经常一身男装，大辫后垂，头戴一品顶花翎，身穿箭袖马褂，足蹬青缎朝靴，完全是一副美少年的卫官打扮。
珍妃秀外慧中，幼年时家中为她聘请文廷式为塾师，光绪十六年，文廷式以殿试第二名榜眼及第。珍妃入宫后又喜学书画，曾跟随宫中女画师缪素筠学画；西洋照相术传入国内后，珍妃悄悄购置了一套照相设备，在自己的寝宫景仁宫练习摄影术。曾给光绪皇帝照过相，还教太监使用相机为自己照相。
珍妃和光绪都喜欢音乐，珍妃经常在光绪的风琴伴奏声中引吭高歌。
珍妃后来得罪于慈禧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珍妃姐妹因宫中花销不足，便与外朝官员交结，收受钱物，卖宫鬻爵。
一说是甲午战败后，珍妃支持光绪变法维新，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冲突。
之后珍妃又犯了一个冒犯慈禧的过失，慈禧对珍妃多年积攒的的愠怒到此总爆发了。慈禧叱责珍妃之后，又施以杖刑。免去她的贵妃名号，降为贵人关进冷宫之中。
这一事件发生在光绪二十一年。虽然在这一年冬天恢复了珍妃的贵妃名号，但与光绪的往来自由却一直被剥夺，双方连音讯都难以沟通。自此至庚子年(公元1900年)，珍妃的生活境况不为人所知。
景仁宫在清末被认为是一座不祥的宫院。因而在东南门设有镇邪祛祟之物，墙上设有铁牌一面。

景仁榜：
故宫博物院建院伊始， 80年来已有682人次先后将数万件个人藏品捐献给故宫，这些捐献者包括国内外国家领导人、国内各界民众、海外华人及国际友人。他们的捐献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收藏，更以此义举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一脉传承的文化特色和人文精神。
为表彰这些捐赠者做出的贡献，故宫把景仁宫建成“捐赠文物纪念专馆”，以此来表达对捐献者的深切感念之情。景仁宫内设“景仁榜”，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为此榜撰写《景仁榜铭》，其铭鞭辟入里、情见乎辞。
跨入景仁宫正殿，醒目的“景仁榜”三个大字迎面高悬，花梨木制作的巨型屏风上，按捐赠年代镌刻着682位捐赠者姓名。

张伯驹万贯换游春
     1700多年前，西晋“文章冠世”的才子陆机问候朋友的病情，信手拿秃笔用当时流行的草书写下了一封长不足1尺、共9行84个字的信。岁月沧桑，这个信札在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印记，包括宋徽宗泥金题签“晋陆机《平复帖》”几个字之后，和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画的《游春图》一起，由张伯驹先生无偿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是著名文物收藏家，在诗词、书法、京剧、古琴等方面也造诣精深。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曾历任清末和中华民国高官，后来又担任盐业银行经理和董事长。张伯驹收藏我国古代书画，最初是出于爱好，后来为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不惜变卖家产并借贷。
     《平复帖》和《游春图》被人们称为“墨皇”，分别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和卷轴山水画真迹。1937年，张伯驹几经周折用4万大洋从恭亲王奕的后人手中买下《平复帖》。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他携家人南逃，《平复帖》被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到了上海，他仍因为自己的收藏遭到绑架，但他宁被“撕票”，也不交出国宝，僵持近8个月，夫人四处筹措了40根金条，才把他赎回来。
    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北京时,带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宫中嫔妃及太监也趁机偷走大量古玩字画。抗战胜利后，这些文物陆续现市。1945年，《游春图》被琉璃厂商人买下，准备高价卖给外国人，张伯驹听说后很着急，竟把自己占地13亩的宅院卖掉，还央求夫人潘素变卖首饰，凑足220两黄金，买回了《游春图》。
     1956年，张伯驹与夫人从30年的收藏中选出8件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到这时，他父亲留下的万贯家产，变成了一张当年的国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名的“褒奖状”。

老院长麻姑捐故宫
     在故宫的捐赠文物中，有1万多件来自故宫的老院长马衡先生，有青铜器、印章、甲骨、碑帖、书籍以及法书、绘画、陶瓷、牙骨器等，还有他毕生搜集的石刻拓本，种类众多，数量惊人，精品不少。1952年马衡被迫离开故宫时，他把自己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400多件文物捐赠给了故宫。当时他的女儿劝他卖掉两件文物，修修家里的破房子，马衡不答应，反而交待子女，自己的收藏不留给他们，身故后全部捐给故宫。1955年他去世后，子女遵从了他的遗愿。

     马衡被人们尊称为“故宫的守护者”。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他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负责清点故宫文物。1933年他担任院长，此时日军已进入山海关，他立即着手组织把故宫文物装箱，分批南迁。13491箱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图书善本，先是运往上海租界，后来又转运南京，再西迁到重庆，还觉得不安全，又运往乐山、峨眉等地。几十年后，他的儿子马文冲还记得，上海租界的故宫文物仓库有两个圆形的大铜门，密码极其复杂，有360多位数；南京的地下仓库有专门的发电厂和人造空气，分地上地下三层。8年抗战，故宫国宝没一件遗失，无一被盗和损坏，全部安然无恙。


张大千廉售夜宴图
     1945年深秋，国画大师张大千重返北平，用500两黄金预购了一座前清王府宅第，打算定居于此。尔后，他到琉璃厂游逛，看到一幅南唐顾闳中的绝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是店主刚从东北买回的清宫流失宝物。他惊喜不已，但商家开价高达500两黄金。张大千当即决定，舍豪宅而购名画，这幅“御藏”于是到了他的名下。
     7年后，旅居香港的张大千准备移居国外，为筹措费用，出让自己的藏画。如果他把这件事交香港、纽约、伦敦等地的世界著名拍卖行代理，肯定会卖出好价钱。但他认为这样做，万一国宝流失海外，自己将成千古罪人。
于是他毅然将五代董源《潇湘图》、元代方从义《武夷山放棹图》等多幅无价国宝，以极低的价格卖归祖国大陆。其中，《韩熙载夜宴图》仅向故宫博物院开价2万美元，被故宫博物院称为“名卖实赠之举，可谓功德无量”。

郑振铎陶俑赠故宫
     “郑振铎捐献陶俑特展”中展出的120多件陶俑精品，是从著名文学家、收藏家、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捐赠故宫的657件文物中选出的，它们或宴乐，或仪仗，有的吹排箫，有的弹琵琶，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代上起自两汉，止于北宋，品类齐全。
     这些精美的陶俑，都是抗战胜利后，郑振铎从上海的私人家中、街头地摊抢救回来的。他原来主要收藏古书，当他在上海看见市面上流散着大量从古墓中出土的精美陶俑，很多外国人以低价掠购时，他就不惜倾尽家资，把500多件陶俑买回。著名作家冰心曾回忆，抗战胜利后她去拜访郑振铎，看见他的书房的桌上、窗台上、地下，到处摆着大大小小的陶俑，有陶人、陶马、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怒目圆睁，浑身肌肉的武士；深目鹰鼻，满脸络腮胡，手牵骆驼的西域商人等等，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郑振铎为了收藏陶俑，负债累累。一次他去苏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发现一个汉时的陶俑，立即倾囊买下，往回走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留下回家的路费。有一件唐三彩马，开价黄金12两，他东拼西凑，只凑够10两，因为跟卖家是朋友，欠着2两拿了回来，直到捐赠时，他还是付不起这2两黄金，最后由国家出资。还有一件唐三彩的骆驼，他也付不起钱，但却议好价钱，关照卖家千万给他留着。
     陶俑一直被古董家视为不祥之物，很少有人问津，故宫博物院里更是缺乏。直到郑振铎捐献，才填补了故宫收藏的一大空白，故宫博物院因此成为国内收藏历代陶俑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佳德懿操景仁榜
在“景仁榜”长长的名单中，不仅有文化名人、文物收藏家，也有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有名门之后，也有普通农民；有海外华人，也有外国友人。
因鉴定瓷器的功力炉火纯青而被誉为“宣德大王”的孙瀛洲先生，先后捐赠家藏文物3000多件，其中仅陶瓷类就有25件被定为国家馆藏一级品。
宋代理学家朱熹的25世孙朱家溍兄弟四人遵照父母遗嘱，共同将珍藏的古拓本碑拓700种、善本书2万册、明清紫檀木家具、宋元书画和其他珍贵文物，分3次分别捐赠故宫博物院等四个机构。
剧作家吴祖光的父亲、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的吴瀛先生，捐出241件来之不易的珍贵文物。
古书画鉴定专家刘九庵先生先后7次捐赠珍存书画103件。内蒙古的两位农民送来了上山干活偶尔发现的汉代金戴饰等文物。香港名医叶义捐赠81件犀角稀世雕刻，清宫旧藏犀角雕刻品也不过百余件。还有王世襄、史树青、章乃器、陈半丁、沈从文……一个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大家的名字和默默无闻者的名字都镌刻在“景仁榜”上。
     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景仁榜”前言所写：“他们捐出的不仅是一器一物，更从中体现了爱我中华仁心义举，展示了天下为公的佳德懿操。”
     “景仁榜”落成以来，捐赠者的名单里又增加了原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那志良、台湾书画家马寿华、四川81岁的周荣欣老人，以及台湾著名学者李敖。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在世时，公务之余，以自己的资金和积蓄广泛搜集流失在社会上的文物，将自己多年收藏的精品分两次捐给国家，共计1192件。这些捐赠文物分为青铜器、陶瓷、石器、雕塑、玉器、货币、竹木牙角和漆器等几大类，其时代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民国，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参展文物全部为一、二级品，力求客观地反映章先生作为经济学家、革命实业家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高深修养和精准的文物鉴识水平以及为丰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收藏所作的贡献。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
他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练习生成长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但为了抗日救亡，不但毁家纾难，还放弃了银行的职位和高薪。 
他曾创建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的民主政党——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但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又先后离开这两个政党。
他曾受到毛泽东的礼遇，历任政府要职。在1957年的政治风浪中，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但他不改初衷，赍志以殁。
章乃器少年时曾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后长期服务于银行界、工商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型的代表人物。
30年代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时，创立国内首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他主张实现国家币制的统一，创议以“信用扩张”代替通货膨胀，加快资本流通，建立现代化的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
1935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因此被捕入狱，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但因反对损害中华民族权益的《日苏中立条约》，于1939年退出救国会。
40年代章乃器创办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张建立“立体工业经济体系”，避免平面发展和重复建设，合理利用外资，倡议财产实名制和西部开发。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民主建国会，主张民主和平，反对一党专政和内战。1948年底应毛泽东之邀，舍弃香港的企业秘密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9年以后，章乃器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2年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来的中国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有利润赢余。
1957年，章乃器通过独立思考，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遭到批判和罢职，但他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最终于1963年被开除出民主建国会和全国政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章乃器受到残酷迫害，晚年在逆境中仍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1980年“右派”错案平反。遗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出狱前后》、《论中国经济的改造》、《章乃器文集》等。

章乃器之子、中华慈善总会理士章立凡追述了先父一生对祖国文物的热爱、对文博事业的支持与无私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