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振文
对联,作为中国独有的、最简练的文学艺术形式,可以把事物作个完美,隽永的表达、并形成一种人文关怀,让人去思索、回味。尤其在一些风景名胜处,融合了书法、篆刻、诗词艺术的对联,言简意赅、字约意宏,清词丽句,让人一赞三叹,给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平添不少令人回味的风情。有些对联恰如其分地点出此处风景的特点和历史内涵,无疑成了吸引人们对风景名胜深度认知的广告和导读。
好的对联具有很好的传播和广告作用,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可能吗,不就是两行字吗?有那么大作用吗?下面,关于对联对风景名胜的认知导读作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以清代大诗人袁枚(字、子才)的“随园”门联为例,联云: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其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这副联系其友人李鹤峰所撰。据传悬挂此联后,随园名声大噪、从扬名的角度看,人们始知有“随园”。其“广告”作用不可估量。甚至有传说,四川有一位文人,因梦里见到了这副对联,就产生了要亲眼目睹这林壑尤美,宁静致远的习经读典的好地方,千里迢迢从四川跑到了江苏江宁。此事言之为梦,实非真梦,乃文字语言的传播能量之功,是可信的。此联影响之大,在另一书载的故事中亦可说明其传播效应。狂士汪中(另说为:史学家赵翼)到“随园”约见袁枚,求阅“坟、典、索、丘”一读。恰巧袁枚外出,事后,袁枚得知,遂令人摘除此门联。袁枚为什么摘除门联?可见不只是仅此一件事,缘门联而惹起的事儿太多了,他心烦了。这就足以说明对联语言的传播能量不可小看,和现代广告的传播力度相比亦不逊色。这副对联在创作手法上,实际上是一副“集句”联。上联出自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下联除“其人读”三字之外均出自明·程登吉编著的《幼学故事琼林》一书,其他古书《左传》《易经》亦有明载。此联自对工整、意境深邃,气派凝重,在撰联挂联之风气兴盛的清代,当然不胫而走,盛传于世。我们再来想一想,长沙岳麓书院门联,昆明滇池大观楼楼联,无不因联而名噪千古,惹得世人游目骋怀、追足仰慕。所以说:对联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能力,对某一特定对象的认知导读能力以及对景观的规模阵列的容纳,是不能小觑的。
我看过一些地方收藏的古联,读过后觉得楹联还可以激发对已消逝景观的憧憬。眼中的景观,变成胸中意象,传递给后学后人。没有对联,则风景名胜之盛名,会大打折扣,或消失殆尽、淡忘无遗。有了对联就起到了把单纯的风景引导到文人景观,人可以与风景对话交流,深入探究。从这个角度讲,对联的实用功能就不仅仅局限于装饰,进而在其由审美功能之外,又衍生出文化教育功能。
由此看来,从现代传播学角度讲,风景名胜的文化信息,比风景名胜本身更为重要。对联留下的记忆刻痕,又是产生遐想的起点,传播风景名胜美轮美奂的无限载体。风景名胜经历日精月华常处于变化之中,一年之中四季不同:一天之中,晨昏各异;同样的地点,因心境不同,感悟也会有异。不论观鸟、赏花、读山、品水,有一副对联导读,更能激起感慨中发:登高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意溢于水,心身愉悦,眼界宽阔、哲理滋生……,一缕云能读出隽永诗意,一丛竹能读出人事风骨:一颗松能读出历史的兴替,一挂瀑布能读出震撼……。之所以霎时之间有如此感悟,大都在于景观对联对个人的导读作用所致。舍此之道,还有什么能产生如此震撼力?没有对联导读,哪会有人如此用心地去评赏、咀嚼呢?
我们说,对联是风景名胜认知的导读。一副简短的对联,概说古今历史,通达人世风情,摹物形神兼备,写人惟妙惟肖,这就对创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作者品端行正、学养丰富,对景观状态的深切了解,对景观史料的充分掌握,当取得这些必备的知识、资料以后,才有可能施展那驾驭全局的能力,否则就写不出有导读作用的对联。导读,既是认识景观的导向,也是要揽。循其所导,便可轻松领会此处景观的要旨、精华,从整体脉络上得到充分理解,掌握要义;跃升到一定的高度去纵观风景名胜。这就达到了游览的目的,起到了知史明事的作用。当年解维汉先生为纪念“西安事变65周年”撰写的一副对联,语言精妙,言简意赅,既有思想深度,又表达的得体深刻,称得上是一副具备了景观导语解读功能的对联。联云:
二将建奇勋,兵谏豁开抗日途,功名千古,英名千古;九州怀志士,仪容直上凌烟阁,浦城一人,海城一人。解先生曾撰文,说明过创作过程,经阅读史料、查典校史,在确认万无一失之后才下笔,因此下笔有神。创作出了对西事变主导者杨虎诚、张学良二将军事迹的慷慨陈情。对这些思维行动过程的甘苦,有同样经历的人是理解、同感的。有了一副有深度思维、准确表述的好对联,此地景观也就会大放异彩,唱和不歇。如清老侍郎刘凤诰,在济南铁公祠留下的一副对联: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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