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去世 湖南考古成就离不开这位湘籍学者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去世 湖南考古成就离不开这位湘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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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故宫博物院网站的首页变成了表达哀思的黑白颜色。故宫博物院发布了一则令中国考古文博界悲恸的讣告：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员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张忠培先生是湖南长沙人，他坚韧率真，追求真理，关爱晚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故宫官网的讣告下，超过10万人次的网友以不同方式向先生致敬。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周梦 董倩 

    图/省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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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故宫“使尽吃奶之力”

    张忠培先生的一生，堪称一部中国当代考古的微缩历史。195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考古研究，1961年赴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2年在吉林大学创设考古专业并组建考古学系，2008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为中国考古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国内知名文博考古专家，张忠培曾主持过元君庙仰韶墓地等重要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填补了考古学上的诸多空白，开创了史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认识。他著述颇丰，出版了《中国北方考古论集》、《元君庙仰韶墓地》等专著10余部。

    1987年6月20日，张忠培受命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我上岗不久，发现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那时，故宫内除故宫博物院外，还有14个单位。此外，故宫的文物，除民国政府运台的以外，境内就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他认为这样的故宫是不完整的。“在任期间，为了故宫能成为完整的故宫，我使尽吃奶之力。”张忠培曾这样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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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文博界深情缅怀

    这位在文博、考古界“高山仰止”的老人，引起了许多人的追思。“先生走得太突然了！”一位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布了数张张忠培先生近照，虽然鹤发如雪，但精神抖擞。这些照片摄于5月23日，故宫秘色瓷大展的开幕式上。

    张忠培是湖南长沙人，作为湖南籍的学者和湖南的骄傲，他非常关心家乡的文物考古工作，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了湖南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几十年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与张忠培先生相识多年，他深情撰文回忆与张忠培先生的教导，“因工作关系，每年总会有一些机会当面向先生请教，每次见到我，先生都很热心地问起湖南的工作，问及我们田野考古的发现，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先生会毫无保留地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考与我分享。张忠培先生有着湖南人的火辣个性，更有一股湖湘学人坚韧不屈的蛮劲。几十年的学术人生铸就了他在考古学界的崇高地位，而对于学术的孜孜以求，也融入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从最具象的遗迹遗物入手，去研究考古学文化，进而通过考古学文化去透物见人，研究古代社会，并由此升华为文明形态、政治伦理、文明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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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家乡考古工作不遗余力

    郭伟民介绍，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忠培先生就十分关注湖南的考古工作，利用回乡的机会考察湖南的古遗址和考古新发现，指导湖南的考古工作。

    众所周知，湖南出土了商周时期的不少精美的青铜器，但这些铜器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真实性，却一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2002-2004年宁乡炭河里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发掘过程中省考古所把基本情况向张忠培先生做了汇报，他听后非常激动，说：这为湖南商周青铜器找到了归宿，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个遗址。后来炭河里遗址成为国家“十二五”大遗址项目，也成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秦汉时期湖南地区加速了华夏化的进程，彼时也是湖南由边陲到内陆的过程。2002年4月，龙山里耶古城一口古井发现大量秦朝简牍，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很快，张先生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赶到里耶考古发掘现场，对正在实施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出指导，对出土的简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里耶古城及其秦简，在张忠培先生等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得到有效保护，里耶古城破格晋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耶古城也成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湖南长沙作为楚汉名城，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所在，作为从长沙走出去的学者，张先生对此具有浓烈的湘情。“他多次对我们说，湖南的历史，西汉长沙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他对汉长沙国的考古寄予厚望，每次回家乡，总要到河西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地，去检查汉王陵考古的工作。”

    对于学生后辈求教，张忠培先生总是乐此不疲地热情接待，不遗余力地指导，“像老司城这类遗址，建筑遗存多，建筑物又多次反复建造，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到底应该做哪个时期的布局就颇费思量了。张先生告诉我们，这类遗址的格局要从道路着手，排水沟也是重要的突破口，把这两类遗存做好了，这座山城的格局才有可能做好。我们后来按照先生的要求去开展工作，果然取得重要收获，取得了不同时期和年代的准确遗存，这些与道路及排水沟的分布有密切关系。”

    “实际上，对于湖南的文化遗产保护，先生一直在积极鼓励和引导，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凤凰古城和苗疆边墙的考古调查及保护都是在先生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郭伟民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