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故宫盗宝案：被冤枉的长沙人易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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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故宫盗宝案：被冤枉的长沙人易培基

  2011年05月16日 11:54 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一个“小毛贼”近日在北京故宫做了一票盗窃案，很快告破，后又爆出故宫方面送警方锦旗上发现错别字……围绕着此案的前前后后，引发网民滔滔口水。而发生在民国时期，牵涉长沙人易培基的故宫盗宝案，则是一幕凄怆悲剧。

　　《西行漫记》中的“故宫盗宝案”

　　1936年下半年，美国记者斯诺到中国西部红区进行秘密访问，写出一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此书即提到当年震惊全国的故宫盗宝案。书中记道，毛泽东对斯诺说，当年“同我一起旅行的萧瑜，后来到南京国民党易培基手下当官，易培基……给萧瑜在故宫博物院谋了一个管理的职位，萧盗卖了故宫博物院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并在1934年携这笔巨款潜逃了。”

　　实际上，萧瑜从来都算不上故宫盗宝案的主角。

　　民国故宫盗宝案的主角，是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当时的报纸和法院，直接“火上浇油”“烹烤”易培基。结果，1937年，只能缩头躲在租界的易培基在贫困和肺病交加以及冤屈难诉中，含冤而死，时年仅57岁。

　　易培基是长沙人，家住白沙井旁，其弟为投水殉国写有《帝王春秋》的易白沙。易培基曾与毛泽东一道驱除张敬尧，易在担任第一师范校长时，聘毛为一师附小主事(校长)。

　　“故宫盗宝案”从“故宫盗卖案”发酵

　　易培基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故宫之内又设有故宫文献馆，馆长为张继。河北沧州人张继更是辛亥革命元老，1904年黄兴在长沙遇险，时在长沙的张继，暗持手枪护卫黄兴左右，直到黄兴经过圣公会的帮助安全脱逃为止。但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偏偏就在张继手下，即张继主掌的故宫文献馆任秘书长。易培基和张继，在故宫博物院中因办公室政治而发生倾轧。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为保证故宫博物院运营的文物经费，经南京政府同意，故宫博物院从1929年起，即开始将故宫中一些与文史、文物无关的三类物品，即容易生霉变质的药材、食品、绸缎皮货分批次折价售卖。买得越多，折扣越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为保护故宫博物院文物，令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在文物南迁过程中，易培基与张继又发生矛盾。

　　1932年，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贪图皮货小折扣，被张继夫人崔振华发现，他认为李宗侗对于皮货绸缎的买卖存在“枉法营私”。

　　张继夫妇于是与他们所提拔的门生、时为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一起指控易培基及其女婿李宗侗利用故宫处理物品之便私占故宫文物。1933年10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署正式提出检控易培基及其女婿李宗侗涉嫌违法舞弊，涉嫌盗卖故宫物品。

　　易培基为了自证清白，主动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对郑烈等人控告提出反诉，同时故宫博物院内也有人发现了张继夫妇与郑烈勾结、陷害的证据。于是易培基在南京、北平等地报刊刊出5000字呈文，吁请郑烈回避此案。但当时南京汪精卫因与易培基有隙，不作任何回应。

　　这时，各报却抓住“易培基去职”大作文章，称他是奉令去职。同时张继、郑烈通过司法当局，向各报纸打招呼，称案件尚在侦察，相关辩驳不宜刊发，易培基的反辩之路被堵死，而关于易培基“畏罪潜逃国外”等谣言却频频见诸报端。

　　易培基曾聘请北平著名律师在南京起诉这起诬告案，但在易培基即将动身前，其女婿李宗侗却打来电话称，一切已经搞定，不必易培基亲往南京出庭。结果易培基被视作放弃起诉，舆论对此的解读是易培基有把柄被抓在对方手中，理屈心亏。此时，媒体更乐意猛打易培基这头“死老虎”。

　　故宫丢的不是宝，要的是搞臭易培基的名

　　1934年下半年，故宫盗卖案，慢慢发酵成“故宫盗宝案”。

　　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南运时，有时会因箱子太小，而将凤冠上的珠子拆下，这便引发一些人的猜测。易培基等人又成为“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制造大案要案罪魁。此时，在当年的新闻纸中，已可看到萧子升被扯进案中，当时报纸就宣称“农业部次长萧瑜代易培基盗运宝物往法国，在马赛被法国海关查出扣留”等语。

　　从故宫博物院南运的一些文物箱因怀疑经假换真而被查封。1935年5月至8月，法院请来书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文物真伪，并将黄宾虹认定的赝品和伪作作为证据封存，所封文物计有62箱。当时法院听信黄宾虹的看法，认为，故宫珍品不应有假，之所以有假，一定是易培基等人以假换真所致，其实书画造假，古已有之，故宫文物难免出现赝品。1935年8月，江宁地方法院在易培基生病缺席的情况下，判决其犯有监守自盗罪，“故宫盗宝案”由此铸成。但因易培基、李宗侗并未到庭，又找不着人，并且缺乏直接盗宝证据，此案无法结案。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此案遂被搁置，1948年报纸上登出消息，对此案不予受理。

　　今天，对于当年为什么要搞臭易培基的名声，有多种说法，派系斗争的说法最流行，但也有人认为法院为黄宾虹等鉴宝专家所误，后来故宫博物院继任院长马衡的一个鉴宝手册即可能使法官意识到误判，1948年法院不再受理此案。

　　查封的“假文物”证实多为真品和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据闻毛泽东曾亲自过问故宫盗宝案。而王季范曾对蒋竹如说过，“此案的对方已经坦白交代，易培基之冤屈，已经大白了。”但这个对方的坦白交待材料，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发现。

　　1949年至1959年，故宫博物院对当年因易培基“故宫盗宝案”而封存的文物进行清点，共清点出真品达2876件，一级品达501件。当年的诬判，已不言自明。而与“故宫盗宝案”相关的在世当事人，亦从各自角度，写出辨诬文字，开始出现在文史资料及报刊中，其中“故宫盗宝案当事人”吴瀛及其后人在史料研究上贡献最大。

　　今天，那桩“故宫盗宝案”为民国时期一大冤案，应该说已成史学界的一种共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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