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长征”峨眉纪实(2)

　　武庙西配殿藏置的10个石鼓，相传是周宣王时代、实则东周秦国的遗物，每个重约1000公斤，唐代出土于陕西凤翔府陈仓荒郊岐山之阳，因其刻有介于籀篆的400多字，记载秦国国公陪同周天子游猎盛况，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书法艺术价值，都异常珍贵。 

　　那志良用木板在西配殿里隔出一小间作为宿舍，白天到大佛寺内办事处办公，晚上住宿武庙，夜夜面对石鼓，研究石鼓资料，临写石鼓文。后来写成专著《石鼓通考》，1958年在台湾出版。 

　　马衡先生是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对石鼓颇有研究，写过一本《石鼓为秦刻石考》，认为不应称“鼓”，主张叫“秦刻石”。他考证所刻文字是春秋秦缪公（一写作穆公）时期的，而郭沫若则认为是春秋秦襄公时所作，也有学者说是战国秦献公时的。尽管年代有争议，但都认定为东周时期秦国的遗物。 

　　1940年1月7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重庆听了马衡院长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介绍后，特地写了《十二用寺字韵》一诗，热情颂扬故宫人的护宝精神。 

　　鉴于乐山城区1939年和1941年两次遭受日军轰炸，峨眉大佛寺红墙黄瓦，目标显著，周围的民房多为草房，易燃，为安全起见，存于大佛寺的全部文物于1942年11月10日至12月22日转移到峨眉城南4公里左右的土主庙和许氏祠堂（都在符文乡大楠村）。武庙也移出一部分。这样，武庙变成2047箱，土主庙3490箱，许氏祠堂1749箱。 

　　那志良派吴玉璋住许氏祠堂，调乐山办事处的梁匡忠管理土主庙。武庙库房由薛希伦女士看护。办事处也迁到武庙内。 

　　1943年夏，靠近西门的一家鸦片馆，因瘾君子乱扔的烟蒂烧着了垫床的谷草，燃成大火，相邻的油坊很快也成燎原，烈焰冲天。武庙离西门很近，那里有一大片茅草房。那志良见状，立即命令守军一位排长迅速带着20多个士兵去救火。 

　　由于峨眉没有自来水，从故宫带来的消防水枪不起作用。那志良叫他们拆房子，隔出一段距离，免得大火危及武庙里的国宝。可是谁也不让士兵拆自己的房子。这时，火乘风势越来越猛，蔓向西门越来越近，那志良和排长赶紧找到保长，告诉他：“将西门外所有的住房、店馆、猪舍全部拆除。如果大火烧不出西门，所有被拆房屋的损失由故宫博物院负责赔偿；如果大火烧出了西门，我们概不负责。”保长同意了。众士兵拼尽全力拆房，刚拆完，大火就窜出西门，一个小庙的道士被烧死了，但火势没有再向西蔓延，武庙安然度过一劫。 

　　每逢天气晴朗时，库存的文物要摊在院坝里翻晒，周围由士兵严密戒守。那志良被峨眉县中学聘为兼职英语教师，他的三位学生，有幸跟随他观看了一次翻晒服饰、玉器、兵器和奏折四类文物的过程。其中，一位名叫谭永富的峨眉弟子，在《西部散文》2009年第2期发表一篇题为《国宝目睹记》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于1945年盛夏在武庙里观赏翻晒文物的情景。 

　　1944年秋，符溪河洪水冲塌大佛寺山门，幸亏国宝已于两年前转移。该寺从此衰落，1952年改为粮仓。1998年至2008年修成的峨眉大佛禅院，即是沿用此寺名字另行择地重建的。 

　　归 途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准备将存放于巴县、峨眉、乐山的文物汇集重庆，再转南京。 

　　那志良是峨眉文物东运的总队长。1946年5月15日，他租用新绥汽车公司卡车一辆，装了16箱文物，先到成都，找到四川公路局一位副局长，同行到重庆，检查路况。他们议定，其后文物运输线路由峨眉经乐山、荣县、内江到重庆。其中荣县至内江的路况最差，坑坑洼洼，难以通行，决定由故宫借钱给四川公路局抓紧时间修复。 

　　之后，由川湘公路局的汽车运送。6月18日，首批5辆卡车，排列于峨眉城南门口，近百名士兵守卫。十多辆木板车从西门方向将一箱箱文物拉来，卸下，再装上卡车，然后由那志良指挥，开往乐山方向，直达重庆。这样来回跑了几趟，共动用卡车256辆次，至9月12日，才全部运完。从1939年6月至1946年9月，故宫文物在峨眉保存了7年又3个月。那志良从此离开了典守七年的峨眉。 

　　到了重庆，故宫文物藏入海棠溪向家坡山脚原国民政府经济部贸易委员会的库房，称作故宫博物院重庆丙组办事处，由原峨眉办事处职员负责管理，那志良仍任主任。甲组是巴县迁来的，位于向家坡山顶仓库。乐山转运来的为乙组，入存向家坡山腰一带的库房。 

　　文物迁离峨眉前夕，故宫博物院将国民政府颁赠的“功侔鲁壁”巨匾，送交武庙、土主庙和许祠。这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对峨眉人民保护国宝的高度赞许。 

　　日军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后，发现了朝天宫所存2954箱文物，喜出望外，曾想将这批文物运到日本去。据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第83页上说：这时候有几位汪精卫伪政权里的部长竭力反对，才没有运成。但日军将文物悉数移往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和东方中学四个地方，而将朝天宫库房先后用作武器弹药库和伤兵医院。 

　　抗战胜利后，故宫方面于1945年9月即派员前往南京，收复库房和散存于北极阁等处的文物，所幸损失极少。当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同时派出代表团前往东京，追索日军从中国各地掠夺往日本的其他文物。还追索回汪精卫作为礼物赠送与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的清代巨大翡翠屏风、白玉花瓶、青玉花瓶等文物。 

　　从1947年5月31日开始，集中重庆的文物由水陆两路分批东运南京，至12月8日完成，历时半年，都存放于朝天宫。 

　　故宫文物在炮火和硝烟中南迁，可谓史无前例的文物“长征”，在中国和世界文化保护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7000多箱文物在峨眉七年多时间无一损坏，无一丢失。1946年5月，国民政府奖给那志良一枚抗日“胜利勋章”，以表彰他为保护中华文化精品的卓越勋劳。整个故宫只有两枚，另一枚的得主是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 

　　1949年1月，那志良奉命押运一批文物从南京东迁台湾，从此长居台湾。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那志良担任书画处处长。1998年病逝，享年90岁。 

　　2011年，乐山市文化局向南京博物院申请到了两个当年装运文物的木箱，现在它也成为文物了，今列展于乐山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

来源：新西部    201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