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古代服饰颜色等级
从文献记载可知，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产生了用服装颜色区分尊卑的观念。周代的礼乐制度确立以后。颜色用以区分等级的功能日益增强，其使用范围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的车马服饰。服色以赤、玄二色为尊。《诗经·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三白赤芾。”毛传：“大夫以上，赤芾乘轩。”《论语·乡党》：“红、紫不以为亵服。”古时大红色为“朱”，是很贵重的颜色，“红”和“紫”同属此类。除赤色以外，玄色也被周人视为贵色、吉色，贵族常用黑色衣料来制作礼服，于祭祀、婚仪、冠礼等庄重场合穿着。《苟子·富国篇》：“诸侯玄衣冕。”《诗经·小雅·采菽》：“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礼记·玉藻》：“天子玄端而朝于东门之外”，“诸侯玄端以祭”。
先秦时期虽已产生了以服色区分贵贱的观念，但只能区分贵族与庶民、奴隶之间的界限，而不能严格区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等级差别，还未形成以服色区分社会成员的具体身份和官职高低的等级序列。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门阀制度也当盛行，颜色的等差变化随之进一步展开，用颜色区别社会等级在此时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不够严格，尊卑混用的现象时有所见。区分官员职位高低的是他随身佩带的印绶的颜色。绶，据祈南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来看，这东西挂于腰间，是一种系于印纽的织有丙丁纹的丝绦，“长一丈二尺、阔三尺”，长宽之制，大而醒目。它由不同的颜色和绪头多少来分别等级，和官印一块由朝廷颁发，通称“印绶”，死后还要缴还上去。官员平时把官印纳入腰侧的革制“囊
”，而将绶带垂于腹前，有时也连绶带一并放入囊中。当时绶带的颜色成了社会身份、官职高低的最鲜明标志，这在先秦是不曾有过的事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相国、太尉、大司马、大司空、太师、太傅及前后左右将军，“皆金印紫绶”；秩比二千石以上的高官“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皆铜印黑绶”。《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东汉帝王官员印绶的等级颜色说：“乘舆(皇帝)黄赤绶”，“诸侯王赤绶”，“诸侯贵人、相国皆绿绶”，“公侯将军紫绶”，“九卿
、中二千石
、二千石青绶”，“千石、六百石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
隋唐以后，服色等级制度高度强化，服裳颜色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序列，哪一种身份的人穿着哪一种颜色的服裳，皆有定制，不得错乱、“僭越”。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品色服”制度。公卿高官衣着朱紫，荣宠显赫；工
商、皂隶、屠沽、贩夫身穿白衣，寒酸卑贱，无异于囚徒穿上囚衣。“品色衣”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周，但其使用范围小，也并未形成一种制度。
至隋朝，不同品级的官员之间，服色被严格区别开，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用青色，平民用白色，而屠夫与商人只许用黑色，士兵穿黄色衣袍，任何等级都不得使用其他等级的服装颜色。
到唐朝武德年间，服饰礼仪沿袭隋制，但有所创新，规定亲王及三品以上“色用紫”，四品、五品“色用朱”，六品、七品“服用绿”，八品、九品“服用青”，流外官、庶人
、部曲、奴婢“色用黄、白”。(《新唐书·车服志》)上元元年，高宗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旧唐书·高宗纪》)这一规定极其详细，使九品之官服色各异，所有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大小官员的品秩序列都显示得清清楚楚，从此正式形成由黄、紫、朱、绿、青、黑、白七色构成的颜色序列，成为封建社会结构的等级标志。当时社会上穿紫袍者煊赫，着青衫者寒酸，上下之间，若隔重重天。自居易《琵琶行》诗云：“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便知自居易当时是卑微的八九品小官。唐诗中还有许多此类以服色代指人物者，如“雪中退朝者，朱紫尽诸侯”(《白氏长庆集·秦中吟十首·歌舞》)，“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卖炭翁》)。
北宋时期，官员的品色服因袭唐制。宋初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服紫，三品至五品的官员服朱，六品至七品的官员服绿，八品至九品的官员服青。(《宋史·舆服制》)宋神宗元丰年后，更改为四品以上的服紫，六品以上服红，七品至九品服绿。尽管服色有所调整，但品色服制度仍被严格遵行。到了南宋，服色的等级界限被冲垮，百官公服尽著紫窄衫，且无品秩之限。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辽、金、元各朝因为游牧民族称制，服色风尚为之大变以外，其他各朝代都将这种颜色的等级妙用一直延续下来，并加以严格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