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物评价(6)

对李鸿章历史作用的评价

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1875年6月，日军正式进驻琉球，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中国的一切臣属关系。1877年6月，闽浙总督何璟向朝廷报告，琉球国王向中国求援。朝廷并不以为然，下旨琉球之事着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到日本后相机妥办，琉球使臣着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1877年至1878年，日本国内政局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发起了萨摩藩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西乡战死。次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日本go-vern-ment无暇在此困境中解决琉球问题，清go-vern-ment也没有抓住短暂的有利机遇。从深层次来说，他们根本就认为不值得为了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去与日本打仗。1879年3月，日本把琉球国王尚泰掳往东京，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恭亲王却在奏疏中说，何如璋在日本办理琉球交涉事宜，欲假以兵力以示声威。但从中国现在局势看，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故仍然只能据理辩论。李鸿章则请求来华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设法调解。10月，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3人向总署递禀泣援，总署只是发给他们300两川资，将他们打发回国。”
硫球已经没有了，难道钓鱼岛也要让给日本吗？！眼看别人一步步占据第一岛链，将我们包围，我们也无动于衷吗！？


-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go-vern-ment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go-vern-ment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go-vern-ment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一百年来，已经出版的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
既见李做事，又见李做人
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900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300万字。
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即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
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从奏稿来看：吴汝纶刻本选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治)、光(绪)两朝，凡清廷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重大举措，莫不与其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早研究李鸿章的是梁启超。梁肯定李鸿章既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又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并将其与古今中外历史人物(含诸葛亮、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进行比较，得出：“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梁启超《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

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及洋务运动的评价都持否定态度。如胡绳指出，李鸿章把面对外国侵略者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软弱无能，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这种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主导思想。所谓“中兴”、“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而海外和台湾学者则普遍认为，李鸿章基本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当温和的，同西方及日本的“国家建设”比较，显然缺乏近代化的总体方案。但李不仅提倡近代军事工业，而且鼓励中国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竞争，同时还是清朝高级官员鼓吹官办学校教授西方数学和科学的第一人。(刘广京《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评传》)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从80年代李鸿章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突破口。戴逸认为，李鸿章是近代强国富民道路的探索者之一，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苑书义认为，马关条约签定后，将所有致败之由、误国之责都归咎于李鸿章个人，反映了清统治层中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而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垂危的关注。(苑书义《李鸿章传》)陈旭麓认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近代化第一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十九世纪后期那个特定时期的开拓性人物。另一方面，李鸿章毕竟还是属于封建“体”里面的人，他本身并没有超过这个“体”，只是从封建的“体”里绽开一个缺口，这是评论李鸿章与近代化关系的一个基点，如果越出了这个基点，就同当时的历史不相符合。(陈旭麓《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夏东元认为，李鸿章是公认鞠躬尽瘁地忠于清国的忠臣，唯其忠于清，所以积极办洋务以其臻于富强。但他的一切活动和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是以维护清朝为准绳。他唯恐这些实力不能平内患不能御外侮，所以他总的倾向是“和为贵”

现代理论家、史学家。5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北京历史学会秘书等单位任职。后调《光明日报》社任理论部副主任、主任、高级编辑。88年调C.P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社任副总编辑至今。兼任中国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师范教授；《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顾问。他有过人的胆略，渊博的历史知识，撰写了《苏双碧选集》、《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等20多部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不少论著在国外发表，主编过《社会主义理论专书》等共八十余册，发表论文二百余篇。书著共500万字左右。遇罗克冤案的主要揭露者.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有着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祖国。对那些因民族战争出现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气节观在古今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一直是个突出的标准。崇尚气节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气节是必须考察的标准之一，但不是惟一的标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有着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祖国。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文化构成、生活习俗以及地域分布不同，各民族之间难免产生一些矛盾和抗争。因此，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一方面是友好合作、融洽和谐、和睦相处；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有过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民族之间以强凌弱、兵戎相见，也时常发生。对这些因民族战争出现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分析战争的性质，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并对他们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正是由于我国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或活动区域，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国的历代王朝，都不把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即使民族间矛盾非常尖锐，战争非常激烈，如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宋对契丹、女真、清对蒙古的噶尔丹等等，不论是谁战败，都只是改变了臣服关系，或兼而并之。历代统治者都把征服一些不驯服的民族，看成是巩固政权、整肃环宇的一部分，从来没有把这些民族的政权看成是外国。所以，有作为的皇帝，都很重视民族政策，注意团结少数民族。唐太宗就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198）朱元璋当皇帝以后也说：“朕至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




中国的疆域，两千多年来，几经争战，虽然有所变动，但中华民族人民都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置于这个祖国之外。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几次出现过一些民族败类想勾结外国势力染指中国，但都没有能够得逞；清代噶尔丹横行蒙古草原，想借俄罗斯的火枪来对付清王朝，也未能得逞。西藏的舍玛尔巴勾结英军进入西藏，也很快被清军赶了出去。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也往往要和当时或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挂上钩。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政权，以西汉皇室的外甥自居，建国号汉，“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9世纪中期，西迁的回鹘人在今新疆北部和中亚一带，与当地人建立的黑汗王朝，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大汗自称“中国之君”。清雍正帝则公开声明，认为满族入主中原是“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这些都说明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各民族之间有一股强大的内聚力，这种由各民族构成的共同凝聚力，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


宋金之战，同样是兄弟民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金的兴起，宋的腐败，导致北宋的灭亡。金虽然占据了北方半个中国，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宋金之战，就其民族关系来说，仍然是中国内部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双方有着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内涵，不论战争发生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或者发生在共同祖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内部压迫与反压迫的战争，都是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不存在改变祖国疆域的目的。因此，今天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一般不宜用“异族”、“外族”、“侵略”、“反侵略”来表述。这些字眼应当是有特殊含义的，即指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和斗争，例如戚继光对倭寇的斗争，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斗争，等等。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等与之斗争的对象，是中华民族以外的侵略者，自然应称“异族”、“外族”、“侵略”、“反侵略”。作为中国一方，他们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自然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他们斗争的性质不同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当然，不以“异族”、“外族”、“侵略”、“反侵略”来表述，并不等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斗争就没有是非问题，就没有正义非正义的问题。Mao.ZD就曾经指出过，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那么，哪些战争是正义战争，哪些是非正义的战争呢？一般说来，凡是带有掠夺性的战争，如旨在掠夺财富、破坏生产，甚至烧杀被进犯民族人民的，都属于非正义的战争，凡是属于反抗民族压迫、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而进行的战争，都属于正义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涌现了许多战将，或者说许多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在征战的双方都有，对他们作出评价，要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对具体人物进行具体分析。给这些历史人物以什么样的称谓，一是要恰如其分，褒贬得当；二是要顾及相关民族的感情，不能强加于人。




对“民族英雄”的界定，我以为要特别慎重。能够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当是指代表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是为拯救民族的生存和文明而和外来民族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人物。既然这样，在多民族国家里，由于争战而产生的英雄人物情况就很不一样，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因为在这些人物中，有的可能是为了本民族利益而反对其他民族的；有的可能是为了一部分民族的利益而反对其他民族的掠夺和压迫的；有的则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而和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对这些战争中出现的英雄，如果要称之为民族英雄，就应当有如下几种不同类型，即代表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代表几个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称谓不同，取决战争的性质，而不是说明英雄人物有什么等级，或分什么高低，更不是什么褒贬不一。正如我国著名的文化人，革命的老前辈李一氓同志在《谈谈辽史》一文中说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是只有汉族”，“轻率的断定凡是打其他民族的汉族武装将帅，都是民族英雄，是难以信服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气节观”标准气节现在古今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一直是个突出的标准。崇尚气节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气节观，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经历代沿用，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认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是应当提倡的。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气节是必须考察的标准之一，但不是惟一的标准。况且，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常常把一些本来是封建糟粕的东西说成气节，用以禁锢人们的思想。所以，在用气节观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要特别慎重，防止把封建糟粕当成气节加以称颂。




其一，不能把反对改革、反对学习西方说成是爱国爱民的气节。清末的顽固派在反对改革反对学习西方时，就以崇尚气节为武器，极力反对学西学，认为“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只要臣民有“气节”，就能“御灾而灾可平”，“御寇而寇可灭”。那么，什么是他们讲的“气节”呢？他们讲的气节，其实就是忠君，忠于孔孟之道，忠于封建的纲常伦理。谁能维护皇帝的尊严、地位，谁能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从二夫，便是有气节。他们提倡气节，为的是反对西学，认为学习天文算学等“技巧之术”，就是轻气节。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试问，如果不学习西人长技，不改革弊政，不拥有自己的坚船利炮，怎能抗击外国的侵略？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论是鸦片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在洋人的枪口下负“节”身亡，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说明吗？反对谋自强，反对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算什么气节呢？




其二，在运用气节观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具体分析。历史人物在其一生的表现过程中，往往是纷纭复杂的现象，坚持气节和失节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都出现。论者必须对两者进行具体分析，孰轻孰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孰大孰小？然后才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比如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他曾经两次率部进攻上海，同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进行过浴血战斗。当时有人问李秀成为什么冒险进攻上海时，他严词以对：“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他指责侵略者和清王朝的勾结是“罪恶的买卖”，是“卑鄙无耻的勾当”，表现出崇高的气节。但太平天国主亡城破，李秀成被俘之后却写了一个“自白书”，竟然说：“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甚至还向曾国藩献上“招降十要”。因此，在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时，不指出他写“自白书”是失节行为是不对的，但如果仅以此来否定他的一生，并把他打成“叛徒”，显然也是不公正的。李秀成写“自白书”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但从他一生的全过程来看，他仍然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其三，对旧王朝的死硬派不应多加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新旧王朝交替时，总有一批识时务、顺应潮流的官员从旧王朝走向新王朝，如唐初的魏征等等。这些人大多数为新王朝的安邦定国起了积极作用，有的成了一代名臣。但是，有一些坚决“不事二主”的死硬派，却和新王朝过不去、不合作，甚至搞复辟活动，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这种人历朝都有，古代近代都有。近代的这类人物因离现实较近，其劣迹为世人所唾弃，颂之者少，如清末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张勋。但在古代就不一样，商朝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后人一直歌颂他们，唐代大文人韩愈还写了《伯夷颂》。颂什么呢？颂他们宁死不屈，有气节。对此，Mao.ZD以新的历史观否定了韩愈的《伯夷颂》。Mao.ZD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Mao.ZD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页）历代都有一大批伯夷、叔齐之类的旧王朝死硬派，其实，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并非为正义事业作出牺牲的，是属于不应肯定的历史人物。




其四，不应肯定封建的节烈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烈观，是赞颂为封建道德而殉节的烈女、节妇等等。这些被世俗称为美德的行为，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制造出来的一条又粗又长的绳索，捆绑着人们的手脚，在历史上起着反动作用。




气节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历史传承给我们的，大多是封建社会的气节观，而这种气节观又往往和一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观捆绑在一起，即诸如忠君爱国等等。忠君或许有人还会贬评几句，而爱国则很少有人去作具体分析。当旧王朝败亡之际，往往有一些所谓的义士在遥拜王灵之后而自杀，或者下决心和新王朝作对。显然，这些人在本质上是忠君，而不是爱国。我们提倡和事业的正义性紧密相联系的气节。站在正义一边，不为利诱，不为威屈，或者为了绝大多数的利益而宁死不屈，这种气节是值得称颂的；而站在非正义一边，甘心为腐败政权殉葬的死硬派，是不应视为具有崇高气节的。我们要颂扬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振兴、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为社会进步和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有气节的历史人物，而不能相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party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佑八年（1093年）新party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苏轼作品中流露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不良的影响。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有《东坡全集》、《东坡词》。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始于始皇帝赢政，终于子婴，共3帝。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帝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地位极其重要。



战国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为兼并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秦王政从即位(前247)到称始皇帝的二十六年间，相继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臣只有参政议事权，无决策权；中央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分掌行政、监察、军事；地方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全国修建驰道、直道，兴建水利，筑灵渠；迁万姓充屯边地，谪判罪犯戍守边防；在战国诸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入侵。与此同时，秦始皇又施行残暴统治，大量征发劳役，大建宫室园林和陵墓，坑杀儒生，烧毁书籍。始皇末年，全国人民已在普遍怨恨和不满声中。



始皇死后,二世昏庸，在赵高的操纵下，其暴政比始皇时有过之无不及。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终于爆发了以戍卒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反秦斗争遂由六国旧贵族之后项羽与原秦下级官吏刘邦分别领导，西入关攻秦。这时赵高已杀丞相李斯，又杀二世，立始皇孙子婴为秦王。公元前207年，项羽大破秦军，巨鹿一战，秦军被歼殆尽。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子婴出城降，秦亡。历史进入了以项羽为首的「楚王」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的「楚汉战争」阶段。前202年，项羽败死，刘邦即汉朝皇帝位。



秦朝在历史上虽然为时很短，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时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秦始皇的统治却是历史上少见的残暴统治，因此它很快又被人民起来推翻，成为短命王朝。



秦始皇(前259—前210)，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政，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go-vern-ment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go-vern-ment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晏婴（？-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孔丘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

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二桃杀三士
战国齐景公时，田开疆帅师征服徐国，有拓疆开边强齐之功；古冶子有斩鼋救主之功；由田开疆推荐的公孙捷有打虎救主之功。三人结为兄弟，自号为“齐邦三杰”。齐景公为奖其功劳，嘉赐“五乘之宾”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三人挟功恃勇，不仅简慢公卿，而且在景公面前也全无礼统。甚至内结party羽，逐渐成为国家安定的隐患。齐相晏婴，即晏子深感忧虑，想除掉，又担心景公不允许，反结怨于三人。

一天，鲁齐结好，齐景公宴请鲁昭公。酒至半酣，晏子奏请开园取金桃为两国结盟祝贺。景公准奏后，晏子引园吏亲自监摘。摘得六个金桃，“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气扑鼻”。依礼，齐鲁二国君各享一个，齐鲁二国相各享一个。盘中尚剩两个，晏子奏请赏给臣下功深劳重的人，以表彰其贤能。齐景公让诸臣自我荐功，由晏子评功赐桃。

公孙捷和古冶子因救主之功而自荐。二人一自荐功劳，晏子就肯定了二人的功劳，并即刻将两桃分别赐给了这两人。田开疆以开疆拓边有功而自荐。晏子评定田开疆功劳为最大，但桃已赐完，说只能等到来年桃熟，再行奖赏。齐景公说他自荐得迟，已没有桃子来表彰其大功。田开疆自以为这是一种耻辱，功大反而不能得到桃子，于是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相继因功小食桃而感到耻辱也自杀身亡。晏婴就用两个桃子除掉了三人，消除了齐国隐患。

折冲樽俎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为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现在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现在“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出使狗国，故进狗门

晏婴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春秋末期，诸侯均畏惧楚国的强大，小国前来朝拜，大国不敢不与之结盟，楚国简直成了诸侯国中的霸主，齐相国晏婴，奉齐景公之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齐使为相国晏婴后，对左右说：“晏平仲身高不足五尺，但是却以贤名闻于诸侯，寡人以为楚强齐弱，应该好好羞辱齐国一番，以扬楚国之威，如何？”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于应对问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须如此这般方可。”楚王大悦，依计而行。

晏婴身着朝衣，乘车来到了楚国都城东门，见城门未开，便命人唤门，守门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着旁边的小门说：“相国还是从这狗洞中进出吧！这洞口宽敞有余，足够您出入，又何必费事打开城门从门而入呢？”晏婴听罢，笑了一笑，言道：“这可是狗进出的门，又不是人进出的门，出使狗国的人从狗门出入，出使人国的人从人门出入，我不知道自己是来到了人国呢，还是狗国呢？我想楚国不会是一个狗国吧！＂守门之人将晏婴的话传给了楚灵王，楚灵王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的吩咐打开城门，让晏婴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楚都。

霸业因时而兴

晏相国来到了馆舍，楚国大臣为他洗尘接风，席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楚国下大夫首先发言道：“齐自太公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足可以与楚匹敌。为什么自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后，昙花一现，再不能领袖诸侯了呢？以齐国国土之宽广，人口之众多，国家之富庶，加上晏相国您的才智，怎么就不能再崛起中原呢？反而向我楚国结盟，这太让人费解了。”晏婴回答：“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先前自周失政于诸侯之后，诸侯连年征战，春秋五霸迭兴，齐国称霸于中原，秦国威振于西戎，楚国称雄于荆蛮之地，这一切固然有人为的因素，可大多数靠的是天意。先前以晋文公的雄才大略，尚且逃亡四方；秦穆公霸于西戎之后，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其死后子孙衰弱，再也难振往日之雄风；就连你们楚国也自楚庄王之后，亦常受吴晋二国的骚扰，困苦不堪。难道只有齐国衰弱不成？今日齐国前来交好结盟，这只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罢了。你作为楚国名臣，本应通晓‘随机应变’这四个字的含义，可怎么却也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呢？”

良臣死社稷，不死昏君

下大夫脸红着退了下来，身旁的上大夫不服气地质问道：“平仲您自以为是随机应变之士，然而齐自内乱以来，齐臣为君死的不可计数，而您作为齐国的世家大族，却不能讨伐叛贼，或弃官明志，或为君王而死，您不觉得羞愧吗？为什么还留恋名誉地位迟迟不肯离去呢？”晏婴正色反驳道：“做大事的人，不必拘泥于小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只知道君主为国家的社稷而死时，作臣子的才应该与之同死，而今先君并非为国家社稷而死，那么我为什么要随随便便从先君而死呢？那些死的人都是愚人，而非忠臣，我虽不才，但又怎能以一死来沽名钓誉呢？况且在国家有变时，我不离去，乃是为了迎立新君，为的是保存齐的宗祖，并非贪图高位呀，假使每个人都离开了朝中，国家大事又有谁来做呢？并且国家内乱，哪一国没有发生过呢？你们楚国不是也有这种事吗？又何必责怪我们呢？”

外貌不足识人

又有人不满地说道：“英雄豪杰，必相貌绝伦，雄伟无比，而今相国您，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只是徒逞口舌之利的说客罢了。单单依靠口舌，而没有实际的本领，欺世盗名，不感到可耻吗？”“我听说称锤虽小，能值千斤，舟桨虽长，不免为水浸没，纣王勇武绝伦，不免身死国亡，为什么呢？我承认自己并无出众的本领，愧居相位，却绝不是与您逞口舌之利，只是问有所答罢了。难道我拒不回答吗？那也太无礼了。”

小人出使小国

宴会后，楚灵王接见了晏婴，；楚灵王一见到晏婴，马上问：“齐国是不是很缺乏人才？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出使楚国？”“大王，齐国人多着呢。国都临淄人口百万，每人呼一口气，可以呼气为云，每人淌一滴汗，可以挥汗如雨。行人来往川流不息，摩肩接履，又怎么能没有人才？只是敝国有一个规矩，贤明之人出使贤国，不肖之人出使不肖之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而今我无才无德又最不肖，只好来楚国为使，希望大王原谅。”

桔生淮北则为枳

楚王一时无言以对，正好一对武士押一名犯人从殿前经过，楚王问道：“这个人是哪一国人？所犯何罪？”“齐国人，犯的是盗窃罪。”“晏相国，齐国人有偷东西的毛病吗？”晏婴知道楚王是以此来取笑自己，报刚才之辱，于是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小臣我听说：桔子种在淮水以南称为桔子，甜美无比，而将其移至淮水以北，则变成了枳树，枳树之果，小而酸涩，苦不可食，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实在是土地的缘故。现在这个齐国人出生在齐国，并非盗贼，而是一个良民，可是为什么来到楚国，却变成了盗贼呢？这是楚国使他发生了这种变化，齐人之于楚国正如桔子之于淮北，这于齐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王默然，良久，叹道：“寡人本来打算让您在今日受辱，哪里想到竟被您嘲笑了，这是寡人的过错，见谅寡人吧！”于是楚王善待晏婴，晏婴圆满完成了使命，回到齐国。晏婴面对着国强而盛气凌人的楚王，毅然予以反击，他昂然不屈，除了维护个人的名声，最终目标还是在保持齐国的声威。

《论语》中说：“出使四方，不辱君命。”晏婴坚守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诸葛亮是三国时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字孔明，人称卧龙，东[汉末]年徐州琅邪郡阳都县（在今山东沂南县）人。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就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军阀割据，战乱不休，诸葛亮又失去了双亲，依随叔父诸葛玄生活。诸葛亮十五岁跟随叔父到荆州襄阳去依附刘表。他看到刘表昏庸无能，不是命世之主，于是结庐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隐居待时，这是公元197年的事。诸葛亮在隆中已隐居了十年，他广交江南名士，“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名士。其智谋为大家所公认，有匡天下之志。他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所以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人称“卧龙”。娶黄承彦之女为妻。

公元207年在徐庶的举荐下，刘备三顾草庐，请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孙抗曹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策”。公元208年，曹操大举南下，败刘备于长阪。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使江东，联结孙权。诸葛亮以隆中路线的坚定原则与孙权谈判，订立双边同盟，而不是附庸顺从。孙权认识到“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鼎足三分，发兵拒操。赤壁战后，孙权履行诺言，将荆州借给刘备。佐定益州，使蜀与魏、吴成鼎足之势。曹丕代汉为帝后，刘备也称帝，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关羽镇守荆州。

章武三年（223）春，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瞩托后事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助，便给以辅助；若其不才，您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忙哭道：“臣必竭心尽力相辅，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后主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建立丞相府以处理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

诸葛亮执政后，首先要办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刘备死后，东吴一方面继续向魏称臣，一方面尚未拿定主意怎样对蜀，仍陈大军于蜀的边境。诸葛亮派尚书邓芝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蜀联合，与魏断绝关系。

当时，南中诸郡在刘备东伐之时，受东吴策动而叛乱，严重威胁[蜀汉]后庭。诸葛亮执政后，与东吴恢复邦交，切断了南中的外援。经过两年调养，诸葛亮上书后主，决心平定南中叛乱。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率大军兵分三路征伐南中。在此次战争中，诸葛亮对叛军首领孟获采用攻心战术，七擒七纵，使其心悦诚服。平叛战斗结束后，诸葛亮吸取“众建诸侯分其力”的经验，将南中四郡分为六郡，叛乱中心建宁郡被分得最细，起用大量土着大姓为官吏，达到不留军队、不运粮草，又能治理该地的目的；征调南中“青羌”万馀家入蜀，以其青壮组成骑兵五部，号称“飞军”：设立降都督，掌管南中军政。该年十二月，诸葛亮率军回到成都。

建兴五年（227）三月，诸葛亮上《出师表》于后主，率军至汉中，准备北伐。他先在汉中练兵约一年，然后北攻。魏南安（治甘肃陇西）、天水、安定（治甘肃济川）三郡当即降蜀。魏明帝亲赴长安督战，以曹真督关右诸军，采用以防守为主的战略。蜀军先扬言要由斜谷道攻取县，并使赵云、邓芝率一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为疑军，诸葛亮率主力西攻祁山。参军马谡领一军为先锋，驻街亭。马谡指挥不当，大败于魏军，丢失街亭。蜀军失去前进的据点，只好退回汉中（正史并无“空城计”退司马懿军之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上书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分行丞相之职。

建兴六年（228）冬，魏军三路攻吴，关中空虚。诸葛亮再次率军北伐。蜀军此次出大散关，围攻陈仓二十馀日不下，粮尽而退。建兴七年（229），诸葛亮第三次率军北伐。蜀军西向，取魏武都、阴平二郡而回。诸葛亮复任丞相。

在这一时期，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为引人关注的焦点。本来，他们两人同受刘备托孤，共为辅臣。直到建兴四年（226），两人关系还比较好，诸葛亮在与孟达的信中还称赞李严。但不久，李严写信给诸葛亮，建议利用掌握朝政大权的便利，像曹操那样进爵封王，接受“九锡”，这样他也能捞到若干好处。诸葛亮对此非常生气，在回信中狠狠批评了李严一通。不久，诸葛亮在即将伐魏前，调李严带他所辖的二万军队来镇守汉中。李严却讨价还价，要诸葛亮从益州东部划出五郡设立江州，让他当江州刺史，致使调动未成。诸葛亮以大局为重，也就妥协了；建兴七年，陈震在出使东吴前，专门找诸葛亮汇报李严的巧诈问题，特别谈到李严早年在家乡为官时的一些劣迹，但没引起诸葛亮的足够重视。建兴八年（230），曹军欲三路攻蜀，诸葛亮再次要李严带二万军队到汉中坐镇，李严又讨价还价。诸葛亮即做让步，任命其子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调走后的工作，李严这才执行调动命令。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命李严在汉中负责后勤供应，李严未及时筹集到粮草，便写信给诸葛亮说皇上命令退兵。诸葛亮退军后，他又欺骗朝廷说此次退兵是为了诱敌。当诸葛亮回来后，他又故作惊问：“军粮已经够用，为何突然退兵？”于是，诸葛亮在上朝时拿出李严的书信为据，与许多将士一道签名上表，弹劾李严，将他免为庶人，流放到梓潼。

建兴十二年（234）二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以大军出斜谷，据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四十里）。此次出兵，事先与东吴约好同时攻魏。但东吴迟迟不发兵，迄至五月，孙权才派陆逊、诸葛瑾率兵屯江夏、沔口（今湖北汉囗），进攻襄阳，孙权自己则率大军围合肥新城。对此，魏明帝的策略是先挫败东吴。他亲率水军东征，让西守的司马懿坚守不战，让蜀军粮尽自退。但当孙权得知魏主的意图后，认为己方成了主战场，吃了亏，即令全线撤军。在西线。诸葛亮鉴于以往的教训，分兵屯田，打算久驻。这年八月，诸葛亮突患急病，暴卒于前线，时年五十四岁。蜀军全线撤军。诸葛亮在生前留下遗嘱：“葬于汉中定军山，就在山坡中挖一个坟，坟坑可装下棺材便行了。穿平常的衣服，不随葬器物。”

诸葛亮选择的道路充分说明他是一个维护封建纲常和崇尚儒家忠义道德的正统思想家。但是诸葛亮并不墨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在三国中执行了最好的民族政策。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诸葛亮年谱


年号 公元 年龄 生平及事迹
光和4年 181 1岁 诸葛亮诞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
中平6年 189 9岁 诸葛亮生母章氏去逝。
初平3年 192 12岁 诸葛亮父亲诸葛硅去世。
兴平元年 194 14岁 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亮玄收养，
其兄诸葛谨同继母赴江东。
初平2年 195 15岁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太守，
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现南章）。
建安2年 197 17岁 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和弟妹移居隆中。
建安4年 199 19岁 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水镜先生司马徽。
建安12年 207 27岁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对刘备陈说三分天下之计，
即著名的“隆中对”。旋即出山辅助刘备。[一说是襄阳隆中，也说是南阳，难定论？]
建安13年 208 28岁 诸葛亮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参与赤壁之战获胜。
建安14年 209 29岁 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
建安16年 211 31岁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
建安19年 214 34岁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率兵与刘备会师。刘备进成都，掌管巴蜀。诸葛亮任蜀军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兼任大司马府事。
建安20年 215 35岁 诸葛亮整顿巴蜀内政。
建安23年 218 38岁 诸葛亮留守巴蜀，筹集军粮，供应在汉中作战的刘备。
蜀章武元年 221 41岁 刘备登基，建立蜀国。诸葛亮任丞相。
蜀建兴元年 223 43岁 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
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蜀建兴2年 224 44岁 诸葛亮调整巴蜀内政，稳定因刘备战败而混乱的人心。
蜀建兴3年 225 45岁 诸葛亮率军南征，稳定南部四郡。
蜀建兴4年 226 46岁 诸葛亮准备兴师讨魏。
蜀建兴5年 227 47岁 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交《出师表》进行北伐。
蜀建兴6年 228 48岁 北伐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蜀建兴7年 229 49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夺取武都、阴平，恢复丞相职位。
蜀建兴8年 230 50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
蜀建兴9年 231 51岁 诸葛亮北伐攻祁山，破司马仲达，大败魏将张合。
蜀建兴11年 233 53岁 诸葛亮在斜谷修造邸阁，屯集粮食。
蜀建兴12年 234 54岁 诸葛亮于再次北伐中病故于五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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