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三井这名字来自天台山 膜拜下咱家乡[天台之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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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益民专辑】三井集团的精神血脉，来自浙江天台山？ 〔易播乐 2009-05-22  09-19〕

　　（三井寺的红叶，图片由soryofu、JNTO提供）
　　
　　撰文、白益民
　　
　　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感觉日本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共同文化基因，但没有丝毫线索。去年底，一位日籍经理被从三井物产（上海）有限公司调任来北京的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每当谈起在上海结识的温州商人，他就赞不绝口，对温州人的经商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招聘新职员的时候，他声称要把温州人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当然，在北京很难招聘到温州籍职员。然而，这不由得激发出我要尽快探究“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的兴趣来。想起三井财团最早起源于日本中部琵琶湖畔的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村”，我决定网上查寻一下有关这个“三井村”的详细资料，却惊讶的发现，中国境内也有很多叫“三井村”的地方。
　　
　　忽然突发奇想，日本滋贺县（原近江国）的“三井村”会不会是从中国迁移来的呢？ 也许是脑子里总有温州的影子，我不自觉地在众多与“三井”有关的地名中锁定了位于浙江省内的两个“三井村”，一个是台州与温州交界的大球山地区已经废弃的古“三井村”；另一个是位于台州市 仙居县广度乡境内依然从事生产活动的“三井村”，这里向南不远就是温州市永嘉地区。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这两个“三井村”的历史资料和现实状况的信息少的可怜，我的探索还没开始就面临夭折了。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偶然注意到这个地区有一个位于天台山称作“三井潭”的景区。因为想到村庄的名称大都取自于周边有历史渊源的地名，也许“三井潭”就是一个研究的突破口。进一步上网发掘，了解到更多细节资料，特别标记出两个位于“三井潭”附近的重要历史古迹：一个是道教“桐柏宫”（239年），另一个是佛教“万年寺”（833年）。这一地区通常统称为“天台山”，但是以“三井潭”为分界点的“桐柏宫”一侧的道教集中地区往往被称为“桐柏山”。再仔细考查行政区划，我确信这个“三井潭”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白鹤镇桐坑溪地区。
　　
　　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搜寻有关日本境内“三井村”的相关资料，也是一无所获。但是，位于滋贺县长等山下大津市的“三井寺”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很可能，三井财团起源的“三井村”就是因为同一地区的“三井寺”而得名的。按着这个思路，我继续追寻下去。令人兴奋的发现是：“三井寺”始建于672年，原名“圆城寺”。日本天台宗五祖圆珍（智珍大师）853年来到唐朝，在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856年再次到天台山，在国清寺止观院建立一堂，题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 从唐朝回到日本后，圆珍于859年成为三井寺第一任住持长吏。应该正是此时，圆珍取自天台山“三井潭”的灵感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此地的村庄因“三井寺”而取名“三井村”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为什么圆珍会以“三井潭”为背景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呢？
　　
　　“三井潭”深不可测，有“通海”之说。唐宝历年间(825～928年)遣使投金龙、白壁于此，刘禹锡有诗记其事。唐道士徐灵府在《天台山记》中也提到“邑中有水旱。令长每岁记情诚祈于晴雨。无不响应。亦是国家投龙壁醮祭祈福之所。高宗永淳二年（683年）投龙于此。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令太当卿修礼仪使韦谄。赍金龙白壁投于井。宝历元年（825年）。主上遣中使王士岌道门威仪赵常盈。太清宫大德阮幽闲翰林待诏禄通玄。五月十三日到山。于天台观。设醮许往三井。投龙壁也。”显然，“三井潭”是唐朝（618～907年）的国家统治机构向海龙王祈雨的重要场所。圆珍（814～891年）使用天台山“三井潭”如此重要的标志性场所更名近江(滋贺)“圆城寺”为“三井寺”是不无道理的。似乎同样的推理，我顺便想到：近江国（滋贺县）境内著名的琵琶湖应该取名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词《琵琶行》，有待考证。
　　
　　另一种说法也能支持日本滋贺县“三井寺”是因浙江天台山“三井潭”而得名的说法。据《缘记》记载，“若不是神灵的保佑，智证大师圆珍回国搭乘的商船必将沉入海底。”我判断，由于他在天台山的经历，必然接触到了唐朝官员在“三井潭”祈拜海龙王的场面。所以，圆珍在海上的危急时刻当然首先会想到代表海龙王神灵的“三井潭”的保佑。858年，圆珍回国后，迫不及待地建造“三井寺”。显然，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已初具规模的“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至此，我可以骄傲地宣布，我考证出：三井财团的名称“三井”来自位于中国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同时，我终于找到了一把金钥匙，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和证实萦绕于脑海中的“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具有共同文化基因”这一命题。
　　
　　 与此同时，我认为前面提到的浙江温台交界处（温岭温峤镇）大球山古“三井村”和台州仙居广度乡“三井村”应该也是因为“三井潭”而得名。 仔细研究发现，“三井潭”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三瀑三潭”，分为上、中、下三个瀑布（可称：三折瀑或三叠瀑），每个瀑布对应一个深潭。让人惊奇的是：大球山古“三井村”旁也有类似的景致，分为白龙潭、乌龙潭和真龙潭这三个潭，同样各自对应瀑布。而且，这里是民间祈雨取水的场所。类似的地方，我在浙江天台山这一区域还有发现，比如：台州温岭横山乡“寒坑龙潭”，宁波新昌沙溪“三井龙潭”，宁波奉化溪口“三隐潭”。看来，“三井潭”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周边地区扩散，并在民间中孵化出一个个名称各异而形态和功能相同的“新三井潭”。
　　
　　展现在我眼前的大量资料促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三井潭”这一自然景观本身，以及围绕它发生的历史和文化变迁，向我们人类社会预示着怎样的哲理？在《东方经济学》思想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从“三井潭”中领悟到某些经济学或哲学的真缔呢？我想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到“三瀑三潭”这一重要特征：三瀑代表动态之水，三潭代表静态之水，它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自上而下连为一体。一方面，它犹如演绎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东亚）思想史时动时静而发展的三个阶段；另一个方便，它似乎阐述着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而我更愿意将“三位一体”思想称作“三井理念”或“三井哲学”。
　　
　　在探寻“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共同文化基因”的过程中，我发现南宋时期（1127～1279年）在以“三井潭”为中心的天台山地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突出的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被社会普遍接受。其中，儒学（儒）在吸收了道教（道）和佛教（释）文化后发展为宋明理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东亚“新儒学”。而新儒学（宋明理学）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主体，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是 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是宋代的朱熹（1130～1200年）；二是 阳明学派，代表人物是宋代的陆九渊（1139～1192年）和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8年）；三是 浙东（永嘉）功事学派，代表人物是宋代的叶适（1150～1223年）。这样，我眼中的“新儒学”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井潭”格局。 简单地说，用“三井理念”来定义，完整的宋明理学应该由三个支柱组成，即：王阳明的心学，朱熹的理学、叶适的实学，他们之间的相互批判和相互渗透构成了新儒学的完整体系。
　　
　　实际上，我认为“三教合一”说法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而采用儒、释、道“三位一体”（三井理念）比较恰当。从浙江天台山这个地域来看，儒、释、道形成了三者并立，相互融合借鉴的共荣共存局面，而并不是三种文化合并成一种文化。如果仅是从一种文化自身为主体的角度来说“三教合一”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看到：以佛教天台宗为主体，从唐代湛然（711～782年）的“无情有性”说，发展了道生，又间接影响于后来的禅宗，到宋代智圆（976～1022年）的《闲居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演绎出儒释道的调和一致；紫阳真人张伯端（984～1082）的道教思想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主张“三教合一”，他的《悟真篇》试图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儒、释、道三教。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以儒学为主体接受道教思想的人生历程和他思想中的佛教成分也证实了儒释道融合的宋代社会思潮。
　　
　　南宋时期（1127～1279年），佛教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日本僧人荣西（1141～1215）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到天台山 “三井潭”旁的“万年寺”修行禅法。1202年，征夷大将军源赖家（源赖朝之子，实朝之兄）于京都洛东鸭河畔创立建仁寺，授命荣西为开山祖师。翌年六月，荣西设置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创立真言院和止观院，融和此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此后，来自近江(滋贺)“三井寺”的圆尔（1202～1280年）于1235年至1242年入宋学习禅宗。1243年，摄政关白藤原氏的长者九条道家召圆尔入朝，以兴建中的新寺为基础正式迎请圆尔来京都晋山主法，新寺命名为“东福寺”。因此，圆尔把新的东福寺作为天台、真言、禅宗三宗兼的道场。入宋僧荣西，即圆尔的先师荣朝之师归国后举扬临济禅法，但一直未能根深蒂固。在圆尔及其门下众多弟子的竭力举扬下，临济宗才逐渐走向了隆盛。事实证明，荣西和圆尔在正是遵循三教合一的思想（三井理念）推动了日本佛教各派的融合。
　　
　　资料显示，入唐朝天台山求法从而成为日本天台宗开祖的最澄（767～822年）原籍是滋贺郡古市乡，在现今的滋贺县大津市膳所、粟津、石山附近，是日本最古老的市场之一。近江（滋贺）三井寺第一任长吏园珍（814～891年）正是通过唐日贸易的商团到达浙江天台山研修天台宗，并与商人们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学者考证认为供奉在三井寺的新罗明神就是唐朝时期（618～907年）新罗（今韩国）商人兼武士的张保皋（790～846年），而新罗明神是日本武士之父源赖义（998～1075年）的守护神。中江藤树(1608～1648年)，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高岛郡小川村，作过武士，是日本宋明理学阳明学派的创始人，号称“近江圣人”，他的儒学著作《鉴草》，《春风》都流露出三教一致的思想。1676年，甲贺郡（今滋贺县南部）的隐士藤林保武结合中国和日本历代名将的思想与武学精华，参照《六韬》和《孙子兵法》的内容写成了忍者究极修行指南《万川集海》。至此，可以认为日本社会的武士、商人和儒学三位一体结构在“三井寺”地区首先得以有机结合和完整确立。
　　
　　如果武士、商人和儒学三种属性的融合仅仅限于近江（滋贺）“三井寺”这一局部地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一旦这种三位一体（三井理念）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力量，那就是非同小可的事了。 中世纪日本，日本武士平清盛（1118～1181）率领的平氏一族作为武士阶层的代表，第一次掌握了实权，而世人多以1192年源赖朝（1147～1199年）开创镰仓幕府（1192～1333年）作为日本武家政治的开端。江户时代（1603～1867），藤原惺窝（1561～1619年）脱离禅门转向儒学，被认为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标志。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1583～1657年）承袭师业，使朱子学派的思想理论成为“官学”。长州藩战争（1864～1866年），大商人“三井”暗中支持长州倒幕，“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1868年）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至此，可以看到武士、商人和儒学在国家政权这个高度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这也是日本现代社会迅速崛起的开始。从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到近江（滋贺）“三井寺”，再到跨国经营的“三井财团”，最终爆发出“三井理念”的强大力量。（节选自白益民先生《认祖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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