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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话剧   
 

    晚清以来，上海一些教会学校学生用英语搬演西方名剧片断，并开始编排“时事新戏”。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在圣诞节演出了《官场丑史》，讽刺纳粟捐官的财主丑态。尽管它仍有不少套用戏曲的东西，但是穿时装、演时事，既无唱工又无做工，透出了新剧诞生的信息。 

    光绪三十三年秋，在春柳社于东京编演《黑奴吁天录》的影响下，由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在上海兰心剧场演出了采用布景、灯光和服装，并有整齐分幕的《黑奴吁天录》。光绪三十四年，王钟声在刚从日本归来的任天知帮助下，又排演了《迦茵小传》 (根据英国哈葛特同名小说改编)，更进一步扫除了旧剧的痕迹，成为早期话剧(当时称为文明新戏)形成的标志。以后，陆镜若、欧阳予倩等从日本归国的春柳社成员也投入了上海的新剧活动，先后成立进化团、新剧同志会等社团，编演《黄金赤血》、《共和万岁》、《家庭恩怨记》等一批顺应时代潮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鞭挞封建专制的剧目，文明新戏得到蓬勃发展，一些社团逐步走向职业化。 

    民国3年(1914年)以后，文明新戏陷入低潮。许多剧团改变了演剧方针，编演了《恶家庭》、《情海劫》等大批言情戏、家庭戏，出现了演出繁荣的“甲寅中兴”局面，但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新剧日益粗制滥造，流于低级趣味又逐渐衰落下去。以后，有些剧团和艺人，保留了较多文明戏的特点和风格，积累了一批传统剧目，逐渐采用上海方言演出，嬗变为话剧的分支——方言话剧。 

    民国8年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开展了对脱离时代、缺乏现实内容旧戏的批判和对反映现实的新戏的呼唤，以及对欧洲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介绍，给上海话剧注入了新的活力。稍后汪仲贤、陈大悲提出“爱美的”即非营业性质的戏剧运动，以后又提出“提倡职业的戏剧”主张，进一步推动现代戏剧运动的发展。欧阳予倩、应云卫、洪深、田汉和朱穰丞等组织上海戏剧协社、辛酉学社、南国社等，排演了《终身大事》、《少奶奶的扇子》、《文舅舅》、《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从创作演出实践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并较全面、完整地引入西方现代话剧艺术的形式和创作理论。 

    民国16年大革命失败，社会政治斗争和文化运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现代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民国18年夏衍、郑伯奇等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民国19年，戏剧协社、南国社、辛酉剧社、艺术剧社等又联合成立“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简称“剧联”），后演变、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广泛开展革命演剧活动，演出《洪水》、《卡门》等剧作，发扬话剧的战斗传统，在学生、工人中反映强烈，掀起群众演出热潮。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指引下，上海戏剧界各方面的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这一时期活跃于上海的中国旅行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代剧社先后推出田汉、夏衍、曹禺、阿英、陈白尘等创作的《回春之曲》、《上海屋檐下》、《雷雨》、《日出》、《群莺乱飞》、《太平天国》和欧洲古典名剧《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罗密欧与朱丽叶》等，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塑造了许多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生动的艺术形象。随着抗日斗争的日渐高涨，出现了“国防戏剧”运动，充满激情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上海话剧团体联合演出集体创作的气势磅礴的《保卫芦沟桥》在上海首演后很快在全国流传，拉开了抗战戏剧的序幕。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戏剧工作者组织十多个救亡演出队直接投入到抗战救国的洪流之中。 

    “孤岛”期间，上海进步的戏剧运动依然很活跃，在特殊的环境下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或写出人情世故，鞭挞虚伪邪恶；或通过历史事件，借古喻今。于伶的《夜上海》、阿英的《葛嫩娘》、吴祖光的《正气歌》、姚克的《清宫怨》等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优秀之作。民国 30年初，日伪势力逐渐侵入“孤岛”。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剧运愈来愈困难，于伶、阿英等按照中共的指示撤离，上海剧艺社等被迫停止演出，直至解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交朋友”的方式，争取团结大批戏剧工作者进行坚强的斗争，戏剧运动仍显示出蓬勃生机。在30～40年代，上海涌现了一批著名导演，以各自的学识与才华使上海的导演水准达到较高境界；一些优秀演员脱颖而出，以不同风格和出色演技，使话剧迅速成为深受观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舞美的设计与制作上也出现了一批舞台美术专家，使演出更趋完美。几十年来，大批人才在这块土地上集聚、实践、成长，奠定了上海在全国话剧中的重要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剧艺社、上海艺术剧团、苦干剧团等陆续恢复活动，积极创排新戏，以后又有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抗敌演剧九队、新中国剧社等加盟沪上，先后演出《戏剧春秋》、《自由万岁》、《蜕变》、《孔雀胆》、《桃花扇》等，上海剧坛重趋活跃。学生业余演剧在反迫害争民主运动中也有所开展，复旦剧社演出的以劝工大楼“二九惨案”为内容的活报剧和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演出的《天下为此公》，迅速反映现实，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发挥了宣传教育作用。民国 35年由上海剧艺社首演的陈白尘编剧、黄佐临导演的《升官图》和民国36年由演剧九队演出的田汉新作《丽人行》，观众反映强烈，连续演出数月，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优秀作品。但是全面内战爆发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进步戏剧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迫害，一些剧团相继被解散或停止活动，许多戏剧工作者根据中共地下组织保存实力迎接解放的部署，或北上转移到解放区，或分散去电影界、戏曲界，从事电影创作、戏曲改革工作，话剧舞台暂时沉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话剧迎来了兴盛的繁荣时期。50年代初期上海组建了话剧的国家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专门从事话剧的创作、演出、研究。以后，又吸纳区属朝阳通俗话剧团和蜜蜂滑稽剧团为下属演出单位，推动了话剧、方言话剧、滑稽戏的交流和发展。还成立了培养话剧艺术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改称上海戏剧学院)，使上海有了培养高等学历话剧人才的基地。1957年上海戏剧学院又组建实验剧团(后改称上海青年话剧团)，以历届优秀毕业生为班底，把理论与实践、教学与演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话剧艺术的进一步发展。50～60年代，上海话剧界广泛地开展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苏联专家还专门来沪执教执导，使话剧艺术有了一个整体上的提高。60年代初期黄佐临发表《漫谈戏剧观》，提出博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兰芳、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精华的写意戏剧观。杨村彬、田稼等又提出向民族艺术学习，从传统戏曲吸取养料，打破了艺术上单一化的倾向，话剧艺苑吹进一股清新的春风。在这一时期，上海创作演出了《抗美援朝大活报》、《初开的花朵》、《考验》、《枯木逢春》、《年青的一代》、《上海战歌》、《战斗的青春》、《激流勇进》、《一家人》和方言话剧《三个母亲》等许多反映现实生活，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并且排演了《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悲壮的颂歌》、《无事生非》等外国名著。舞台上一改建国前窘迫的困境，创作上的大手笔，演出上的大协作，舞美上的大制作，话剧以其思想深邃、演技精湛、形式新颖、舞台美妙焕发出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上海话剧遭受严重的摧残，正常的创作、演出几乎停止，许多人遭受迫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也被迫合并成了上海话剧团。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授意、策划下，还炮制出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盛大的节日》、《战船台》等剧目。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上海文艺界拨乱反正，清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下属的滑稽剧团脱离剧院单独建团，方言话剧团大部分成员调离而解体)、上海青年话剧团又恢复了原来的建制，大批话剧艺术家重返舞台，一批优秀剧目复排上演，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演出的优秀剧目《于无声处》，犹如戏剧舞台上的一声春雷，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的话剧又出现了新的突破，《陈毅市长》、《秦王李世民》、《中国梦》、《寻找男子汉》、《留守女士》、《大桥》、《血总是热的》等新作迭出，令海内外瞩目。《假如我是真的》等一些有争议的作品也得到正确妥善的对待。各种流派的外国剧作《西哈诺》、《三剑客》、《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也纷纷登场。表导演和舞美上，写实的、写意的、现代派的、间离效果的、民族化的多种艺术风格精采纷呈。由黄佐临等导演的《家》、《中国梦》等还应邀到日本和香港地区访问演出，扩大了对外文化交流。 

    1995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顺应体制改革的需要，实行撤二建一，即撤销原先两个院团的建制，成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新建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集中了两个院团的优秀人才，创作演出了一系列剧目。其中有《陪读夫人》、《徐虎》、《苍天在上》、《商鞅》、《归来兮》等受人注目，取得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此期间，还有《东京的月亮》应邀赴德国访问演出，《留守女士》、《喜福会》参加新加坡艺术节演出，《留守女士》应邀赴韩国演出，上海话剧进一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