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海北溧阳--陶家，革命的一家》续6

溧阳搬运 2008-01-11 14:33

《天南海北溧阳--陶家，革命的一家》续6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朱琏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毛主席号召学现代医学的医生，要团结以中国古代医学为基础的医生，向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提高，防止边区人畜的疾病、死亡。毛主席说：“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巫神，实际上在忍心看着大批人畜死亡……”也就是从那时起，朱琏改变了以前对中医的片面看法，决心走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此后不久，在陕甘宁边区中西医座谈会上，延安老中医任作田老先生介绍了自己多年针灸行医治病的经验，这对朱琏触动很大，她与鲁之俊（原中国针灸学会会长）以及其他从部队回延安的一批西医，都拜任老先生为师，向他学习针灸医术。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在和平医院门诊部实践，为来自前方的干部、战士和延安的老百姓用针灸治疗疑难病症。有一天，两个延安老百姓用门板抬来一个病人，这个病人躺在门板上捂着肚子，痛得紧皱眉头，呻吟不止。朱琏为他扎过三针之后，疼痛立即消失，随后病人笑哈哈地自己扛着门板回家了。朱琏边学边用，还用针灸为自己治好了坐骨神经痛的毛病。当时她对针灸为什么能治病的道理还搞不清楚，但针灸疗法节省药品，预防作用大，治疗效果好，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这些她是看得很清楚的。于是，她决心在实践中去研究、去探索，因此在她主持的八路军总卫生部门诊部大力推广和应用针灸来给病人治病，收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１９４５年冬天，朱琏与陶希晋一道从延安回到一别六年的太行山区。陶希晋暂且不表，先说朱琏的工作情况。她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兼边区医院院长。经过八年抗战，太行的山山水水回到人民的怀抱，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和部队的医药仍然非常紧缺。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朱琏一到边区，就在医院中推广针灸疗法。她自己身躬力行，用针灸给患者治病，并要求医院的医生都要学会针灸。她把自己在延安学到的针灸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医院的每个医生，传授给医院的行政人员。为了推广针灸疗法，从１９４６年起，她在武安县王二庄连续开办了三期针灸训练班，为边区和部队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她培养的学员回去后用针灸为部队和群众治疗各种疾病，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１９４７年边区开始土改，她给医院参加土改工作队的每人几根铜针，教给他们治疗常见病的穴位、口诀和进针手法，要求他们利用针灸为边区农民防病治病，并把它作为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的武器。

１９４８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朱琏带领边区医院的医务人员，由武安县王二庄迁至平山县杨西冶村。当年春天，朱琏又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石家庄，任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哈里逊医院院长。当看到解放后发展中的新石家庄，她心情激动，浮想联翩：是石家庄的工人教育了她，使她从彷徨中醒悟，从一个追求光明的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她热爱石家庄那些曾经和她共同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的工人师傅、妇女姐妹，她热爱石家庄，与石家庄人民有着深厚的思想感情。

为了给解放区培养医生，在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支持下，朱琏在平山县创办了华北卫生学校，并兼任校长。学校分医生、妇幼卫生、针灸、助产四个班，朱琏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为冀中、冀南、太岳、晋东北、察哈尔等解放区培养各类医务人员二百多名，缓解了解放区农村卫生人员不足的状况。１９４９年春天，平山县流行天花，她组织华北卫生学校妇幼卫生班三十五名女学员和医院的医生，组成四十四人的防疫医疗队，深入到平山县农村，普种牛痘扑灭天花，发动群众创办卫生实验县。防疫医疗队到农村后，利用多种宣传工具向群众宣传卫生常识、新法接生，帮助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建立卫生组织。四个月内，为一百四十三个村训练新法接生员五百六十多人，改造旧接生婆八十九人。教会二百多人种牛痘、传染病诊断和防疫注射，为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庄训练了卫生员九百四十多人，教五十多人学会针灸疗法。接产七十多人，救治了二十几个难产母子。当防疫医疗队离开平山时，县委书记激动地对朱琏说，在平山县搞卫生实验区，是华北人民政府对我县人民的关怀，干部高兴，群众欢迎，希望你们还来。１９４９年冬天，朱琏随华北人民政府来到首都北京，这年她整四十岁。自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４９年近二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她数次怀孕，数次亲自打胎，把自己的青春和医术，全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新中国建立初期，朱琏在中央卫生部任妇幼卫生司副司长，兼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战争年代，利用针灸疗法，弥补了缺医少药的困难；解放后，针灸疗法仍然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了加强针灸理论的研究，１９５１年，朱琏积极倡导成立针灸研究机构，经过努力，成立了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１９５４年秋天，又在针灸疗法实验所的基础上成立了针灸研究所，朱琏任所长。在针灸研究所，朱琏每天接待许多患者，亲自执针为患者治疗，在实践中探求针灸理论，认真总结临床经验。她不负众望，在董必武的支持下，《新针灸学》一书问世。朱德亲自为此书题词，董必武亲自为此书作序。这是国内首次运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探索提高针灸医术与科学原理的医学著作，也是她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新针灸学》的出版，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重视，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分别译成本国文字出版。苏联还派来三名医学专家，专程到北京跟朱琏学习针灸。１９５４年修改的《新针灸学》再版后，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肯定与赞扬。在延安时朱琏曾用针灸为毛主席看过病。１９５８年毛泽东主席在杭州接见朱琏后的一次宴会上，举着酒杯祝贺说：“针灸万岁！”并对朱琏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对朱琏是个巨大的鼓舞，此后她对针灸的理论研究更深入了，医术也更加高明了。

陶希晋在延安马列学院通过为期一年的理论学习，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１９４１年，中央宣传部需要物色一名理论水平比较高的青年干部，中央组织部调看干部档案，发现陶希晋是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又看到１９４０年第八期《中国工人》上陶希晋撰写的文章《纪念一位铁路工人——田珍》（田珍由于在筹建八路军兵工厂过程中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不幸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２日逝世，年仅三十四岁），文字流畅，文笔优美，所以选调陶希晋同志到了中宣部。开始他在《共产党人》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不久就担任了中央宣传部秘书。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以“石言”、“纤夫”等笔名，在延安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以及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