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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未开放区探秘

来源：网络转载 2014-06-18 06:50 编辑：网络查看: 次

故宫未开放区探秘 (2012-03-25 10:28:42)

标签：杂谈

　　2012年伊始，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经历去年失窃、文物损伤等“十重门”的坎坷，今年故宫能否展露新气象，是万众瞩目的话题。单霁翔带给公众的第一个消息是，2016年，故宫开放面积将由目前的45.79%扩大至76%，除近年增开武英殿、文华殿外，还将开放慈宁宫、慈宁花园、寿康宫。从皇家禁地到公共博物馆，故宫走过百年跌宕历程。只有不断开放，故宫才能冲出宫帷秘闻、灵异传说的重围，还原87年前建院的本来意义，引领人们深入中国辉煌的古代建筑艺术殿堂，走进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1960年初，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战犯参观故宫。这支队伍阵容不凡，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临时解说员则是这座宫殿曾经的主人——溥仪。他连声说“真整洁，我都不认得了”。
　　
　　“开放”故宫，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人们常用“日落紫禁城”这个诗意的短语来形容那次惊世巨变。但辛亥革命并没有结束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历史。从1911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沿用宣统年号，供养一批对他俯首称臣的遗老和太监宫女，还曾在张勋导演下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在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爬上宫墙看外面车水马龙的新世界，一道宫门，锁住一个凝固的时代，宫外与宫内差距之大，堪称“穿越”。
　　直到故宫博物院建立，宫门才第一次向民众敞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博物馆，成立80余年来，它伴随跌宕的中国近现代史，走过一段坎坷历程。无数革命者、学者、普通公民，为打开这座古老宫殿一道道沉重的门，付出了前赴后继的努力。每一道门的开放，其背后都可能蕴藏激烈的思想变革和观念交锋。
　　
　　冯玉祥为公“逼宫”
　　
　　第一个把宫门撞开的是冯玉祥。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进京之后冯玉祥发现自己很快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中，革命举步维艰，他决定索性干一件“心里搁了很久的大事”：把“小孩子”请出宫，免得今后有人再搞复辟。
　　11月5日上午9时半，冯玉祥派他的“五虎将”之一鹿钟麟等人直接深入隆宗门外，进逼养心殿，特派国民代表、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煜瀛同去，以作见证。他们给养心殿内正准备开“御前会议”的溥仪发出命令，下午就得立即携眷搬出紫禁城。宫里当时就慌作一团。下午4时10分，溥仪与“皇后”婉容、“皇妃”文绣及亲王载沣等走出御花园，在冯军的“保护”下，登上已开到神武门内的5辆汽车，永远离开紫禁城。溥仪被告知“私产加锁，日后来取。”“至于宫内所藏历史文化物品，均系国宝，只能封存宫内，收归国有，不能归爱新觉罗一人一姓所有。”结果在上车前查验行李时，溥仪的铺盖卷内搜出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这大概是逊帝在惊变之时最想私藏的心爱之物，当即就被扣下。这两幅字画后来在战乱中几经辗转、飘洋过海，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冯玉祥以武力迫溥仪出宫，从发生的那一天直到现在，都是颇受争议的行为。赞扬者认为这是快刀斩乱麻除了复辟祸根，批评者认为此举毁弃民国政府承诺的清室优待条件，失信于天下，胡适甚至认为这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争议背后显示一个大难题：“皇帝”赶出去了，故宫怎么办？一座倾国倾城的殿堂，如何处理才能彰显中华民国政府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同？几经辩论，成立博物馆是众望所归。既从客观条件上断绝复辟的机会，又通过建造现代文化事业，开启民智，冲击“家天下”的残余思想。
　　故宫博物院选择在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不是偶然，这一天正是中华民国“双十节”，说明改皇宫为博物院，不仅是重大文化事件，也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宣言。神武门挂上了李煜瀛手书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把溥仪赶出宫的鹿钟麟在开幕式上得意地讲话：“大家听过《逼宫》这出戏。彼之‘逼宫’为升官发财，或为当皇帝；我乃为民国而‘逼宫’，为公而‘逼宫’。”
　　故宫在1925年4月就陆续开放了中路（御花园、后三宫等处）、西路（西六宫等处）及养心殿、寿安宫、文渊阁、乐寿堂等处，10月10日建院当天，又增辟古物、图书、文献陈列室。千百年来，老百姓连宫墙都不能靠近，而现在竟可堂而皇之参观内廷禁地，场面怎能不热闹非凡。开门第一天就涌进两万多人，第二天来了三万多。故宫虽大，一时间也人满为患，游人几乎无法自己选择方向，彼此挤着形成一股巨大的人潮向前缓缓流动。
　　人们都对皇家生活用品兴趣浓厚，对于更为珍贵的古器、建筑则不大关注。乐寿堂因为陈列有溥仪及其妻妾的大量照片，前往参观者最多。布展者也抓住了民众的心理，在储秀宫里，墙上挂的月份牌翻在溥仪出宫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没整理，尤其是桌上还放着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走之前，溥仪把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于荒乱中丢在地上，这个苹果在寒冷干燥的大殿里，既未腐烂也未遭虫吃鼠咬，竟然保存到第二年10月。既然民众对末代皇帝的生活状况这么感兴趣，那就通过寢宫原状展览让大家看看他被赶出宫时多么狼狈，用视觉冲击来瓦解皇帝权威。
　　徐志摩在1925年1月发表了一首《残诗》，用幽默的口语，表达了对末代皇家的嘲讽：
　　怨谁？怨谁？这是晴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第一笔捐款来自蒋介石
　　
　　1928年6月，北伐军光复北平，实现南北统一，南京政府特派原任摄政内阁教育总长的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易培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因不愿随黎元洪追随袁世凯，辞职还乡，担任湖南第一师范的首任校长，教过青年毛泽东三年国文课。1929年2月，易培基被正式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担任院长四年间，是故宫在1949年之前的鼎盛时期。各项业务走上正轨。每年10月，易培基都要在御花园绛雪轩举办招待会，还曾邀请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在漱芳斋上演昆剧《游园惊梦》，作为故宫建院的纪念。
　　易培基上任时，除了溥仪及妻妾、太妃们常年居住的养心殿、储秀宫、长春宫、钟粹宫等处情况尚佳，其余宫殿都年久失修，殿顶生草长树，殿阶栏杆倾斜倒塌。此前管理者不愿让故宫受制于军阀林立各怀私心的北洋政府，所以一直没向政府要钱，几乎全靠一人一块钱的门票费生存，勉强维持日常开支，根本无力大修宫殿。在故宫工作的管理人员甚至衣服褴褛，三餐不继。易培基上任后便开始募集捐款。
　　第一笔捐款来自蒋介石。1928年7月，蒋介石来到北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柩，告慰总理“北伐大业”已经完成。随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和新婚妻子宋美龄专程到故宫参观了一天，陪同的故宫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吴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看得十分高兴，一路问着经过的情形，他看见许多破坏之处，我们趁势说穷，他便慨然地捐了6万元，写了手谕。”此后到故宫来的欧美各国公使、富商也纷纷捐款。筹到经费后，景仁宫、景阳宫、承乾宫得以重新翻建，慈宁花园中的主要建筑、御花园、宁寿宫区、咸福宫、英华殿和英华门等处都得到了大修。大修后故宫分三路轮流开放，西路增开慈宁花园，中路增设专项陈列室，东路新增承乾宫瓷器、景仁宫铜器、神武门城楼銮舆仪仗陈列等。每周中、西、东三路各开放两天，周二休息。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院里职工和军警有限，无力应付各路同时开放。
　　为了弥补院内开支，易培基经国民政府批准开始处理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比如金砂、银锭、茶叶、药材等等。当时故宫中仅茶叶就堆满了七大间房子，不知道存了几十年还是上百年，早已变质。茶叶虽然不能喝，装茶的锡罐还能卖不少钱。处理金器本是行政院批准的事务，几年后，却被易培基以前得罪的人诬告是盗卖国宝，易培基愤而辞职，打了几年的官司没有结果，含冤逝世。1933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马衡接替了院长职务，1949年，马衡专门给董必武打报告，说明易培基案发生的经过。在易培基死后十几年，冤情终于昭雪。
　　文物南迁的奇迹与遗憾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平津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担心文物遭到劫掠毁坏，与南京国民政府商议，决定选择精品，南迁储藏。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渡海迁台，迁徙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路途之坎坷，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而数万件国宝历尽颠簸，几乎无一损坏，更是古今中外罕有的奇迹。
　　13427箱又64包，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无价之宝——文渊阁《四库全书》。这些文物，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故宫专门请了琉璃厂老古玩商传授捆扎方法，为确保万无一失，还买了许多普通瓷器反复实验，确保毫发无伤才开始装箱。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开进神武门，为安全起见，一直等到天黑，装满文物的车才悄然开了出来。从紫禁城到火车站一路戒严，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军警林立。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车厢内有持枪宪警，车顶四周架机关枪，沿途各地方军队奉命保卫，张学良的马队随车巡逻……这是故宫文物迁徙史上待遇最高的一段旅途，此后烽烟四起，举国再无多余人力物力协助押运，千难万险也只有故宫人独力承担。
　　文物运到上海保存了四年，后又转运至南京朝天宫刚刚抢建出的文物库房。不料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铁蹄一路南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刚刚脱险的文物又危在旦夕。故宫人决定分南、中、北三路将文物运往大后方。在故宫工作70年、当年亲身参与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回忆道：“我这才开始相信古物有灵，否则大家为什么总能在敌机轰炸、千钧一发时安然离去，翻车、翻船也都平安无事？”
　　只可惜，由于国共内战，这批文物中的2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初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同宗同源的国宝被海峡分隔，成为两岸故宫人乃至所有热爱文物的国人心头难解之结。
　　
　　太和殿广场见证日军投降
　　
　　文物南迁期间，故宫博物院被日伪接收。1943年，日军在全城大肆征缴铜品以供制造武器，竟要求故宫将宫内所有用来贮水救火的大铜缸交出。这些铜缸历经明清两代，是重要文物，大多按历史原貌摆放在参观路线显著位置上，早就被日本人盯上。留守北平的故宫人为保国宝花费了大量心思。他们将铜缸逐一点查，分类造册，统计出刻有明清款识的铜缸98件；无款识但铜色、式样类似明代所造的125件；无款识且式样不能断定年代的54件。最终，这54只铜缸被劫走，而其他精品铜缸幸免于难。1944年6月，已近穷途末路的日军又劫走照明铜灯亭91个，铜炮一尊。这些文物被运到天津，还没来得及运到日本，日军就战败投降了。故宫将文物追回，可惜部分已残破毁坏，1943年劫走的54个铜缸无处可寻。
　　194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建院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太和殿举行了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其实，受降仪式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但日军竟提出在仪式上佩带军刀、勋章，保持军国主义者的面子，这一要求违反同盟国共同规定，中方严辞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刺激了饱受摧残的北平军民的尊严，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突然作出一项惊人决定：把受降仪式改在紫禁城太和殿广场公开举行，让国人共享胜利的狂喜。这是故宫博物院永载史册的辉煌一天。10月10日天刚破晓，十几万北平民众早早赶来，挤满广阔的太和殿广场，午门、端门以至天安门中轴线上，也聚满屏住呼吸的人群。全场寂然无声，等待着庄严仪式的开始。10时10分，景山山顶军号长鸣，会场礼炮齐放、军乐奏响，抗日名将孙连仲走下太和殿台基，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司根本博等20人由太和门左腋门入场，行至受降台前，向孙连仲上将行礼，然后签字、献刀，离开会场。乐队高奏国歌，此时，沉默良久的十几万人终于一齐爆发出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古老的故宫沸腾了！处处是欢呼、呐喊、痛哭的中国人。
　　
　　北平解放故宫新生
　　
　　1948年底，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城外炮声隆隆，城内马衡院长忧心忡忡。此前，南京方面已经多次致电催他南下，他都称病拒绝。行政院又催促他装运北平文物南迁，他也一再拖延。终于支撑到北平被包围成孤岛，他下令闭馆关紧故宫大门，这下国宝不会离开故宫了，可他又担心战事一起文物仍旧遭殃。中共方面也在为保护古都做着不懈努力，1949年1月16日18时，中央军委电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此次攻城，必须做到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北平的大学及其他著名而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即使占领北平延长些时间，也必须这样做。”
　　经过反复谈判，傅作义将军终于接受和谈条件，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在闭馆40多天后，故宫向一个全新的中国敞开大门。重开后的故宫迎接的第一批参观者是东北解放军及华北解放军。《马衡日记》记载，经过他与军管会干部的协商安排，从2月12日开始，每天1200名解放军入宫参观，上午下午各进600人，三路同时开放，每一宫殿派一人导引解说。据参与接管故宫的罗歌回忆，解放军参观的时候，全院600多人，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在参观路线做导引警卫工作，少部分人负责烧开水，烧水的燃料是宫内堆积如山的废木料，容器是皇宫原来用以烫猪的大铁锅，“十几口大锅一字儿排开，烈火熊熊，烧开一锅锅开水。故宫的同志们便一碗碗送给野战军解渴。”
　　1949年11月9日起，故宫博物院归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拨出专款维修故宫古建，整顿脏乱环境。从1952年开始，全院职工动手，文化部、解放军出车出人协助，全面清理了故宫参观路线之外场所的垃圾和蒿草，运出的渣土、碎砖乱瓦、垃圾达25万立方米。这些垃圾，有些甚至是明代末年遗留，历经整个清朝和民国都没清理过。在马衡院长的主持下，故宫制定了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计划。从1953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故宫的大小维修工程达100多项。
　　1960年初，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战犯参观故宫。这支队伍阵容不凡，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队伍的临时解说员则是这座宫殿曾经的主人——溥仪。1959年12月，伪满战犯溥仪获得特赦，结束10年牢狱，回到北京。从1924年被赶出“家”门，36年一晃而过，当他走进故宫，只见雕栏玉砌犹在，恍如一场大梦。他连声说“真整洁，我都不认得了”。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溥仪这样写到：“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获得了新生。”
　　1961年3月，故宫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革”封闭五年重启宫门走向世界
　　
　　1966年，故宫的大门被迫关上，这一关就是五年之久。
　　“文革”风暴刚一开始，作为封建王权象征的故宫就首当其冲，成了“破四旧”的对象。1966年5月，一支军宣队开进故宫，大字报贴满宫墙。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晚周恩来就得知一群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入故宫“造反”。他立即通知故宫博物院几扇大门紧急封闭。第二天一早，一队队红卫兵齐集神武门下，大叫开门。故宫工作人员一方面拒不开门，一方面加以劝说。红卫兵见冲不进去，只好呼喊了一阵口号离去。
　　从此故宫闭馆5年，只有奉先殿例外开放，因为这里从1966年9月开始展出大型泥塑作品《收租院》。这组反映大地主刘文彩盘剥农民的著名泥塑，起初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不到三个月来了近50万观众，美术馆展厅实在承载不起这颗“美术界的原子弹”，这才提出迁到故宫。有人说泥塑要“占领太和殿”，理由是“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要扫除封建帝王的威风”，故宫文物专家坚决反对，双方激烈争执，最后互相妥协决定放在神武门城楼上，几个月后又改在奉先殿。殿前本来放着清代祭祖用的焚帛炉，泥塑搬进来展览后，焚帛炉正对着殿内的毛主席像，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被拆除。
　　造反派的冲击始终不断，1967年四五月间，周恩来命令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驻扎故宫“守城”，营部设在内阁大堂，战士驻在南三所、西华门。不久之后，故宫350多名员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只剩下150人料理事务，但由于留守员工积极维护和强有力的军事保障，故宫建筑和文物在“文革”中基本安然无恙。
　　再一次开门，这座古老宫殿向全世界敞开胸怀。1970年，冷战多年的中美关系开始破冰，为向美国及西方国家宣传中国文化，故宫这张中国历史的最佳名片，担负起代言国家形象的重任，重新开放势在必行。周恩来总理召回了被下放劳动的原国家文化局局长王冶秋，任命他为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副组长，把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系统的工作恢复起来。领导小组组织修缮了一些年久失修的宫殿，同时发动大批小学生、农民进宫拔草，他们编辑了一本名为《故宫简介》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1971年由明史专家朱金甫起草，王冶秋修改，呈交周恩来，周恩来6月26日上午阅后批示给郭沫若，郭、王于次日上午八时，在故宫漱芳斋召开专家审稿会议，请到夏鼐、白寿彝、刘大年、林甘泉、许大龄、黎澍、史树青等13名知名专家当场补充修改。郭沫若戏称这是一场“殿试”：“一个半钟头，十一时交卷。交完卷请到慈宁宫看出土文物展览。”
　　集专家意见的小册子最终于7月4日印刷出来，7月5日，在故宫恢复开放的这一天，与观众见面。在“文革”中饱受思想压制的民众对文化如饥似渴，小册子一亮相就卖得出奇的好，日售量达7500册。人们参观故宫更是十分踊跃，重开当天涌进4万人。从这天起，神武门上的匾额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郭沫若手书的“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文革”期间，李煜瀛书写的匾额被造反派用纸包起来，上面写着“血泪宫”。重开宫门之前，为了除旧布新，改请郭沫若撰书，石工就在原来的大理石匾额背面刻制了新字。
　　1971年7月9日至11日，为尼克松打前站的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冶秋等陪同他参观了故宫，这是基辛格三天访问中唯一一项外出活动。1972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叶剑英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陪同下也参观了故宫，那天天降大雪，白雪映衬红墙，显得故宫格外壮观美丽。次年9月，法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蓬皮杜总统成为西欧国家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在任国家元首，他的行程中必然少不了故宫，陪同他的是刚刚恢复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故宫博物院重新引起世人注目，“文物外交”由此拉开序幕。
　　1987年，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总体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现在，故宫每天吸引着将近10万来客，其中海外游客占六分之一。从皇家禁地到全民族、全世界的公共博物馆，故宫的开放史，正是这个古老东方国度开放历程的缩影。

　　慈宁宫是嘉靖为母亲蒋太后而建，一百多年后，慈宁宫在清代却出现了有趣的一幕，成了太后们不敢住的太后宫。原因是清代第一任住客孝庄太后威望极高，而后人们都觉得自己的身份有点“压”不住
　　
　　慈宁宫位于北京故宫内廷外西路隆宗门西侧。隆宗门是目前故宫开放区域最西端的一道门。按照封建礼仪，前朝妃嫔不能再住在东西六宫，慈宁宫主要是太后的寝宫。由明至清，慈宁宫的女主人们，虽寡居于此，但生命并未就此熄灭，其中几位甚至衣袂飘飘，搅动一时政治风云。
　　慈宁宫还是举行重大典礼的殿堂，凡遇皇太后圣寿节、上徽号、进册宝、公主下嫁，均在此处举行庆贺仪式。到了清代，特别是太后寿辰时，皇帝会亲自率众行礼，并与近支皇戚一同彩衣起舞，礼节十分隆重。若皇太后薨，梓宫奉安于慈宁宫中，皇帝至此行祭奠礼。
　　
　　第一位住客蒋太后：“大礼议”之争的导火索
　　
　　慈宁宫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是明世宗为了母亲蒋太后所建，在原来仁寿宫的故址上，撤除大善殿而建。慈宁宫历时两年建成，可惜蒋太后无福消受，住了没几个月就去世了。这位慈宁宫的第一位住客，直接导致了明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大礼议”的发生。
　　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朱厚照是单传，又没有留下子嗣，他的母亲张太后与首辅杨廷和商议后，拟发遗诏指定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朱厚熜当时十五岁，住在湖广的安陆（今湖北钟祥），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两年前已去世，哥哥早夭，只有他和母亲蒋氏相依为命。十五岁少年一步登天，意气风发，可一到京城就遭遇了一个下马威。群臣们请尚未登基的他从东安门进宫，到文华殿暂住，这分明是皇太子的待遇。于是朱厚熜坚持要走大明门，进奉天殿，享受皇帝的规格。最终群臣在这位倔强少年面前败下阵来。可朱厚熜不由想，母亲不久进京该享有什么名分呢？据史书描述，朱厚熜与母亲感情颇好，“事母甚孝”，离开安陆时舍不得母亲，“呜咽涕泣者久之”。朱厚熜登基，即明世宗，年号嘉靖，他当了三天皇帝，便下旨迎母来京。贵为九五之尊，嘉靖立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现在宫中还有一位张太后。
　　张太后在孝宗朝便享有崇高的地位，史称“孝宗即位，立为后。笃爱，宫中同起居，无所别宠，有如民间伉俪然者。”孝宗的后宫除了皇后，竟无其他妃嫔，可谓古今唯一一位一夫一妻的皇帝。张太后备受恩宠，可惜儿子武宗不争气，留下荒淫暴戾的名声，三十岁就溺水得病而亡。但在武宗一朝，张太后的权力日益巩固，她不仅是后宫之主，在政治上还与首辅杨廷和达成了联盟，掌控朝政。杨廷和等孝宗老臣，经历武宗一朝之乱，越发怀念孝宗功德，因而极力想要维护孝宗的正统不绝，对于张太后自然倍加维护。
　　几天后，礼部尚书毛澄上书说，皇帝殿下应该称呼父亲兴献王为皇叔考，母亲为皇叔母。嘉靖大怒。而他按照自己意思下达的诏书，也被杨廷和退回。根据明代规定，内阁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对，可以“封驳”——把圣旨退回去。反对的奏章压得皇帝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几乎要让步时，一个叫张璁的人站了出来，引经据典写了一篇宏文，为皇帝追封父母找到许多理论依据。嘉靖深受鼓舞，张璁本人也被加官进爵，摇身一变为与“护礼派”相对的“议礼派”首领。“大礼议”之争就此拉开序幕。
　　
　　左顺门事件后，树立新皇权威
　　
　　世宗母亲蒋氏不久抵京，她也不是一个好糊弄的女人，当她的车驾到达通州时，听说廷臣欲使嘉靖以孝宗为父，张太后为母，而称她为皇叔母，当即大怒，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于是在通州停下来，不肯前行半步。嘉靖以此向群臣威胁说不当皇帝了，“避位归藩奉母”。张璁为首的议礼派纷纷表示声援。在这种情形下，杨廷和与大臣们不得不做出让步。
　　嘉靖作风果断，他刚继位时便马上下诏解决了武宗遗留的弊政，诛杀了在押狱中的佞臣钱宁、江彬等，使朝政为之一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显现出自己的力量，他不久又为母亲加称兴献太后。议礼派与护礼派的斗争旷日持久，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嘉靖甚至罢免了首辅杨廷和，而在不久后的左顺门事件中冲突达到了高潮。嘉靖三年七月，“护礼派”群臣在杨廷和儿子杨慎的带领下，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史书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这群庞大的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孝宗，哭声震天，从早朝罢朝后一直哭到中午。嘉靖派人将为首的八位大臣押入监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骚动，声震阙廷。嘉靖杀心顿起，下令将剩下的一百三十四人全部逮捕，八十六人待罪几天后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嘉靖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最后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这一事件成为“大礼议”的转折点。此后，除个别人外，很少再有人敢出面反对议礼了。嘉靖十七年，嘉靖如愿以偿地将父亲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
　　而张太后对蒋氏的态度却一如当初。史书描述，蒋太后入宫，张太后在接见她时，常以“故事遇之”，就是说还是按照她当年藩妃的身份接待，间隙由此而生。张太后自觉对嘉靖有“亲授神器”之功，在接受他朝见时态度“待之又倨”，让皇帝母子极为不满。嘉靖三年两位太后过生日。二月份是蒋太后的诞辰，嘉靖“敕命妇朝贺”，迎来往送热闹非凡，他还送给母亲许多贵重的礼物。而一个月后，张太后过生日时，他甚至不许命妇入贺，把偏心如此鲜明地表现在台面上，可见嘉靖已经无所谓了。两位御史为此上疏鸣不平，嘉靖将二人各杖八十，除籍为民。
　　这场表面上看起来的礼节之争，实质上还是嘉靖谋求自己皇位继承的正统性，更是他能否手握实权，确立新的帝系的问题。“大礼议”之后，嘉靖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大权独揽。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代表人物张璁还曾爬到了首辅的位置，使朝廷上下一时阿谀媚上之风盛行。嘉靖十七年(1538年)，蒋太后病逝于慈宁宫，对嘉靖打击很大。虽不能说完全与此有关，从这一年开始，嘉靖“即不视朝”。他后期更是常年痴迷修道，而让佞臣乘机窃取了大权。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夏言、严嵩、高拱等，有9人都是通过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起家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因服丹药，火发燥怒不禁而死。
　　
　　女人参政的代表李太后
　　
　　明代入住慈宁宫而值得一书的女人，还要数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了。有人称她为明代女人参政的代表，不无贴切。嘉靖的儿子明穆宗朱载垕继位，年号隆庆。隆庆最宠爱的妃子是万历的母亲李贵妃。这位大名李彩凤的姑娘来自于社会底层，父亲是位泥瓦匠，十五岁那年她被送入裕王府做丫环。隆庆称帝前为裕王。嘉靖笃信道教，他执政后期每日斋醮，以期长寿，身边打转的都是道士，尤其是邵元节、陶仲文两人，甚至官授礼部尚书。陶道士告诉嘉靖长寿的第一要诀是“二龙不得见面”，不然小龙要克老龙，嘉靖对此深信不疑。去世前他曾因此长达十几年不召见儿子。
　　隆庆养成借酒色来逃避的习性。他的正室即当时的陈王妃，生性贤淑，曾有过一个女儿夭折了，从此再无生育。丫环李彩凤聪明伶俐，屈己奉人，一进入裕王府邸，就和陈王妃比较投合。她很快被王妃安排到裕王书房里当一名“答应”，就此被隆庆看中。李彩凤为隆庆生下一子，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两年后，母凭子贵，李彩凤由一个卑微的丫头晋升为才人。隆庆登基后，陈王妃被晋封为皇后，李彩凤则顺理成章成为皇贵妃。
　　隆庆在位6年就去世了，死时只有36岁。他是一个平庸但不昏庸的皇帝，在政事上很少走极端，得到的评价一般是谨慎、仁义、懒惰。但他也是一位很好色的皇帝，英年早逝主要因为沉湎酒色，这一点对李贵妃刺激很大。万历继位时只有10岁，母亲李太后也仅28岁。儿幼寡母，朝廷一时进入“主少国疑”的非常时期。而这位平民出身的李太后，此时表现出过人的果断胆识。万历甫一登基，李太后便“摄政”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换掉了内相与外相。万历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明代对颁布圣旨有严格的规定。大致说来一般是内阁会针对奏疏给出自己意见的拟旨，而皇上的工作是阅读后给出批复，有的完全照抄拟旨，有的略加改动，完全不满意则发回内阁重拟。而中旨就是不经过内阁讨论，径由皇帝直接发布的圣谕。
　万历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便绕开了内阁，首辅高拱立刻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万历将仇人冯保推上位，更是让他气恼。据说听罢圣谕，高拱一怒之下，将黄绫圣旨掼到地上。传旨太监吓得脸色都变了：“这可是圣旨啊!”高拱更加来气，厉声斥道：“十岁孩子懂得什么！”最后等到冯保讲给李太后母子听时，意思早已变成了对皇帝权威赤裸裸的挑战。10天后，小皇帝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空出来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就这样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与李太后一起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
　　
　　严母后撒手不再管教
　　
　　李太后对外很“硬”，雷厉风行，但对内却很“软”，有理有节。她同样面对两个太后的局面，但处理得颇为和谐。李太后早在作婢女时便“奉事唯谨”，而等到她与陈太后身份平齐，实际上更为得势，她仍每天清晨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多次要她取消这个礼节，而李太后回答：“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在明代后妃之间，两人算是难得的佳话了。
　　对儿子万历，她却是一位极其严厉的母亲。万历登基头几年，李太后和儿子一起住进了乾清宫。每逢万历在文华殿听完讲课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一同让儿子将今天所学的内容复述一遍。讲完就问陪万历同听讲的冯保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讲对，就有褒奖，如果错漏甚多，则处罚难逃。有好几次，万历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直到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大婚，李太后才从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督，万历如释重负，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了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比如一次深夜醉酒后逼宫女唱小曲，不从就割下她们的头发。李太后第二天知晓后勃然大怒，她先是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然而扬言要废掉万历——“我不是只有一个儿子！”最后是皇帝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才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万历皇帝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
　　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不加掩饰，远到国事近到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等到万历年满18岁，张居正几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拒绝。20岁时万历亲自向母亲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都被李太后明确挡回去了：“30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万历内心可想而知备受压抑，而随之而来的是对张居正的深深反感。
　　不用等到30岁了，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万历迅速对老师张居正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清算。次年底，慈宁宫即遭遇一次大火，李太后不得不移居乾清宫，直至万历十三年八月才回到后新建的慈宁宫。而富有意味的是，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万历十五年（1587年）开始不再上朝，理由是身体不太好，“旷班”一直延续了28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她病逝于慈宁宫。
　　
　　孝庄之后无人敢住慈宁宫
　　
　　清沿明制，慈宁宫用作皇太后居住的正宫，顺治十年（1653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均对其加以修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兴工将慈宁宫正殿由单檐改为重檐，并将后寝殿后移，定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孝庄太后于顺治十年（1653年）搬入慈宁宫，成为它在清代的第一任住客。在她之后，慈宁宫却无人敢住，原因是孝庄太后地位尊贵威望极高，而此后的太后、太妃们都觉得自己的身份有点“压”不住。她们倍感压力不是没有理由，孝庄一生辅佐三帝主政，对清王朝的建立和全国统一大业都曾发挥重要的作用，堪称是刚柔兼济的一代女杰。
　　孝庄名布木布泰，生于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是科尔沁蒙古左翼中旗人。她在13岁时嫁给了努尔哈赤的第八子、比她大20岁的皇太极。在此之前，她的姑姑、姐姐都先后嫁给皇太极。庄妃为皇太极生有三女一子，儿子福临便是后来的顺治帝。史书上记载，庄妃自幼“无他无好，而独嗜图史”，对治国之道颇有兴趣。在她成为皇太后前，民间就流传她曾协助皇太极劝降洪承畴的故事。1643年皇太极突然辞世，诸王兄弟都对皇位虎视眈眈，而孝庄运用高超的谋略和手腕，成功说服多尔衮撒手，转而支持自己儿子福临，使他成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而说到多尔衮，就不得不提及位列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太后下嫁疑案。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场戏是孝庄劝康熙的女儿嫁给噶尔丹，当说到她与多尔衮的关系时，孝庄言语便开始含含糊糊……赞成下嫁派和反对派，双方都各有证据和支持者。赞成派的理由是：顺治年间张煌言写过一首诗，为世人所知：“上寿殇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直言太后在慈宁宫大婚。而且，多尔衮曾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三是满族原有弟娶寡嫂的习俗。加之孝庄死后并未葬在皇太极沈阳的昭陵中，而葬于关内清东陵，颇为奇怪。赞成派认为这正是她下嫁多尔衮的证据，死后无颜再与先帝合葬。至于官方史书中遍无记载，那主要是汉化加深后，出于避讳遮羞的心理抹去了记录。
　　但反对派也有驳斥的理由。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就曾撰文批驳：一是张煌言的身份是南明政权抗清将领，他写这首诗目的主要是借传闻嘲讽。另外，慈宁宫在顺治十年修葺一新，孝庄才搬了进去，而多尔衮两年前就已病死。二是“皇父”之称类似“尚父”，此前也有君王对重臣元老这样尊称过。三是清代皇后不与皇帝合葬不独孝庄太后一人，历朝都有。孝庄陵墓称为“昭西陵”，也表明与皇太极的“昭陵”是遥相呼应的。总之，关于孝庄是否下嫁多尔衮，至今仍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不管怎样，孝庄为了确保儿子的地位和政局的稳定，几次成功熄灭叛乱的火星，是无疑的事实。她还积极操持满蒙联姻，科尔沁蒙古有10个女儿嫁到北京，皇室也有8位格格下嫁到科尔沁，用联姻巩固了满蒙关系。慈宁宫每年的传统是，正月十六日这天，皇太后在此宴清下嫁外藩的公主、郡主以及蒙古王公的福晋、夫人等，为的是既能笼络蒙古贵族，又代表清廷勉慰这些为国出力的公主。
　　
　　最大成就是培养了一代英主康熙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染天花而亡。皇三子玄烨被立为新帝。孝庄太后以皇帝祖母的身份被尊为太皇太后。康熙10岁时母亲佟氏便因病去世。康熙两三岁时，就因要避痘而被送往宫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祖母孝庄不仅给了康熙缺失的亲情，还对他严格教育，大力提携。康熙晚年曾深情回忆：“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
　　协助康熙清除鳌拜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年已花甲的孝庄又根据战局变化不断向康熙面授机宜，全力支持他“料理军务，恃心坚定”。史书明确记载的孝庄参与的政事，便是平定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之乱。察哈尔蒙古位于义州（今辽宁省义县）一带，清军入关前归附了清廷。京城的军队当时陆续开赴南征平叛，几乎抽调一空，以致守卫空虚。察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派到北京的官吏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布尔尼趁机想脱离清朝，直捣北京。他的举动被人察觉，密报北京，康熙请祖母商议对策，孝庄让康熙先通知巴林、翁牛特、察哈尔等几部的蒙古王公到京议事，试探动向。结果巴林等部王公均到京，独独布尔尼心虚不肯来，还拘禁下使臣。朝廷得知这一情况，决定立即出兵平叛。但当时已无兵将可派，孝庄又建议康熙起用大学士图海。图海选京城八旗旗人家奴数万人，组成平叛军，与信郡王鄂扎率军北征，一战而胜，解除了危机。可见孝庄之知人善任。
　　康熙与祖母感情很深，无数次“亲诣慈宁问起居”，他的诗句“晨昏敬睹慈颜豫”，“不尽欢欣踊跃回”，恰是心情的生动写照。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5岁的孝庄因病离世，康熙悲痛欲绝，昼夜号痛不止，最后竟吐血昏迷。他打算将慈宁宫改为孝庄停灵的享殿，被众多大臣劝阻说但无先例，才最终作罢。孝庄生前说过：“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安厝。”康熙遵从了祖母的遗愿。因慈宁宫东“新建宫殿五间”，极得孝庄生前喜爱，康熙于是把东侧五间殿拆卸，全部建材运往到孝陵红墙外，按原样易地重建，作为太后的“暂安奉殿”。直到他儿子雍正即位后，于雍正二年（1724年）正式将孝陵外孝庄的陵墓命名为“昭西陵”。仿佛一曲绝唱，孝庄之后，慈宁宫再无人顶替她居住。此后慈宁宫偶设大宴，多用作举行受册、受宝等重要典礼的处所。

　　现代影视剧和小说里，皇太后一般住在紫禁城中的慈宁宫，事实上自孝庄太后死后，慈宁宫便无人入主，清代最主要的太后寝宫是位于它西侧的寿康宫。
　　
　　明代紫禁城以慈宁宫和慈庆宫为太后居所，清代慈庆宫不复存在，以宁寿宫代之。清入关后，第一位入住慈宁宫的，是康熙的祖母孝庄文太后。孝庄太后曾辅佐少年康熙共渡国之难关，祖孙情深，孝庄太后死后，康熙决定将祖母喜爱的慈宁宫作为奉殿，逾年发丧。此后，即使孝庄太后棺椁入葬后，也无人再顶替她入主慈宁宫，后人觉得，自己的身份始终无法与这座宫殿匹配。
　　乾隆帝即位后，决定把慈宁宫西侧外墙拆掉，为生母崇庆皇太后建造寿康宫。热播电视剧《宫锁珠帘》中的怜儿、《后宫甄嬛传》中的甄嬛，以及《还珠格格》中的老佛爷，讲都是同一个女人，就是雍正帝的熹妃、乾隆的生母崇庆皇太后。
　　寿康宫南北三进院，院墙外东、西、北三面均有夹道，西夹道外有房数间。院落南端为琉璃寿康门，门前一个封闭的小广场，广场东侧是徽音右门，可通慈宁宫。寿康门内寿康宫正殿坐北朝南，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
　　寿康宫东西配殿面阔各3间，黄琉璃瓦硬山顶，前出廊。东配殿明间安槅扇门，西配殿明间槅扇、风门为后来改装。寿康宫彩画按形制绘制为“龙凤和玺”，画面中象征皇权的龙凤纹样占据主导地位，构图严谨，图案复杂，大面积使用沥粉贴金。这种和玺彩画仅用于皇家宫殿、坛庙的主殿及堂、门等重要建筑上，是彩画中等级最高的形式。寿康宫在嘉庆和光绪两朝曾重修。
　　在紫禁城建筑中，寿康宫规模不算宏大，但结构完整，设施齐备，是比较重要的一组建筑。清代，这里是太后、太妃们的养老之地，道光朝的孝和睿太后、咸丰朝康慈皇太后等都曾在此颐养天年，慈禧晚期也曾在此小住。这里的三宫、四所等宫殿供太妃太嫔等居住。寿康宫常驻大夫，备有常见药材，有厨师和卫士。清代皇太后身边宫女为十二人，太后每年可得20两黄金、2000两白银、124条名贵兽皮、400个银纽扣等，这是后宫中的最高待遇。
　　
　　乾隆生母的身份之谜
　　
　　崇庆太后，也就是乾隆生母钮钴禄氏，在清代正史中为满洲镶黄旗人，原为四品典仪官、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13岁入雍王府，康熙50年（1711）生皇子弘历即乾隆。康熙61年（1722），康熙帝参加雍亲王家宴时，见到了12岁的皇孙弘历，十分喜爱，遂召见钮祜禄氏，称她是“有福之人”。雍正元年钮钴禄氏封熹妃，旋进皇贵妃，弘历登基后，以父皇遗命，尊其母为崇庆皇太后。
　　关于乾隆生母，历史上有很多谜团。乾隆在位时，常说自己出生在雍王府，即现在的雍和宫，但到了嘉庆朝，皇帝时而说父亲生于避暑山庄，时而又更正为雍王府，军机大臣撰写嘉庆遗诏时选择了避暑山庄，道光帝看了大为光火，命令即刻修改。正史中尚且混乱，野史中就更不统一了。
　　在清中期，已经有民间传说认为，钮钴禄氏实为钱姓汉人女子，乾隆生在王府旁的马棚。更离谱的说法是，乾隆实为浙江海宁陈阁老之子，其母为陈夫人，雍正以女换得皇子，乾隆继位后，几次南巡都去海宁陈家探望。这种说法简直否定了乾隆的皇子身份。小说家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还给乾隆虚拟了一个弟弟陈家洛，简直把乾隆“抱养”孩子的身份在小说迷中坐实了。前朝人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态度，成了后世人热衷研究的千古谜题，但有些问题，不穿越到当时便几乎无解了。
　　历史上对这位钮钴禄氏的前半生记载不多，当她出现在紫禁城中的寿康宫时，已经是一位极尽尊崇的皇太后了，她恪守妇道，从不干政。乾隆对她十分孝顺，曾侍奉母亲三游五台，三上泰山，四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所作诗文中，也常称颂生母钮祜禄氏养育之恩。
　　崇庆皇太后在寿康宫居住时，乾隆每天在寿康左门走出舆轿，步行进入太后所住的暖阁，跪在地上恭敬地问候太后起居，连太后赐茶也一再叩谢。
　　
　　古稀天子的奢华孝心
　　
　　寿康宫北，英华殿南的寿安宫，始建于明，初名咸熙宫，嘉靖四年（1525年）改称咸安宫。雍正年间在此兴办咸安宫官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皇帝改建咸安宫为寿安宫，作为敬献母亲的生日礼物。
　　寿安宫前后分为三进院落，东西各有跨院。正门寿安门为随墙琉璃门3座，当中门内设四扇木屏门照壁，上覆黄琉璃瓦顶。中院正殿寿安宫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寿安宫是太后寿宴的重要举办场所，孝子乾隆一共在这为太后办过三次隆重的大寿。寿典规模之宏大，在整个清朝历史上也属罕见。
　　太后大寿时，从寿安宫到京西畅春园，一路张灯结彩，每数十步建一座戏台。乾隆身着龙袍、衮服，骑着高头大马为前导，率王公大臣和妃嫔亲自躬请跪迎，场面极为壮观。为博母亲一笑，他命人打造可照出无数人像的奇巧镜面，下令仿江南式样建造苏州街。已为半百老人的乾隆，仍然穿彩衣，率领皇子皇孙起舞捧觞。
　　崇庆太后的晚年安逸顺心，也常居住京西畅春园内的“长春仙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86岁高龄的皇太后去世。乾隆为其建造在寿安宫中三层大戏台也随之废弃。
　　崇庆皇太后病逝后，乾隆帝为表示对已故母亲的孝敬，亲自拟定式样，下诏制作金塔一座，专盛皇太后御发，塔内供无量寿佛一尊。但愿计划中的佛身大，塔内供不下，只好将塔样再往高大制作，黄金便不够了。
　　当时宫中黄金仅有一千三百多两，负责承办此事的福隆安等人，将寿康宫中的金册、金印、金盆，包括重仅七钱的金珐琅鼻烟壶、含金二钱五分的一双金筷子，和只有两钱重的金茶匙都熔化掉使用，仍不够，只得再奏请添加白银七百多两兑化。
　　最后，金发塔共用黄金三千多两，经过三个多月紧张赶制而成，安放在寿康宫东暖阁佛堂内。金发塔以盘纹焊接和锤胎錾花工艺制作，纹饰精美，塔由下盘、塔斗、塔肚、塔颈、塔伞及日月6部分组成，各层嵌珠宝、绿松石、珊瑚等。塔肚内供佛后置一金匣，匣中存放了皇太后生前掉下的头发。
　　
　　道光继位的谜题
　　
　　寿康宫居住的是清代历任太后，身为皇帝的生母或是嫡母，在新帝继位问题上，往往发挥着微妙的作用。清代自康熙朝起，实行秘密立储，乾隆在位六十年后退位，老皇帝还活着，当然不存在篡改圣意的事情，乾隆就是要传为于皇储颙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于热河猝死，内务府大臣和太监翻遍了热河行宫、圆明园和紫禁城都没找到传位遗诏。遗诏风波由此而起，而在这场风波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孝和睿皇后，她也是道光朝时，入住寿康宫的新主人。
　　嘉庆皇帝共有五子，第二子旻宁，为孝淑睿皇后（早亡）所生，因长子早殇，旻宁实际居长子位。史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旻宁随祖父乾隆行围，10岁的他竟能情急之下弯弓搭箭，射死突然出现的鹿。80高龄的乾隆笑逐颜开，忆及自己12岁时在木兰围场射熊的得意往事，还写下“所喜争先早二龄”之句。旻宁既得祖父乾隆如此赞誉，父亲颙琰，自此也对这个儿子另眼相看。嘉庆十八年（1813），旻宁又在平定天理教宫廷叛乱中表现勇猛，他在京城禁卫军到达之前，就率领太监举枪射死起义军数人，深得嘉庆赞许。
　　在嘉庆帝诸子中，旻宁表现十分抢眼，但皇帝生前从未表露过传位的意图，更无一纸诏书，事情就变得有些棘手，这时候，紫禁城中的孝和睿皇后断然下达懿旨，支持并非自己亲生子的旻宁继位。就很快一个内侍发现身上多了一个上锁的金匣子，众人撬开后发现，正是传位于旻宁的遗诏，《清实录》记载，这份遗诏还是由军机大臣代笔的。清代秘密立储，一般会存两份遗诏，一份放置紫禁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一份在皇帝随身携带的金匣中。
　　从嘉庆帝猝死，到旻宁登基为道光帝，中间只有短短的四天时间，却是清王朝权力真空，潜伏巨大危机的四天，孝和睿皇后的果断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孝和睿皇后这么做也有她自己的道理。
　　孝和睿皇后，是嘉庆帝的第二任皇后，当时无论是从先祖乾隆、嘉庆二帝对旻宁的扶持培育上，还是从宗族地位上（旻宁实为长子），自己亲生的皇三子绵恺和皇四子绵忻都不具备挑战旻宁的能力。如果她以私心辅助亲子即位，不仅朝廷宗室不服，一旦密诏找到，母子将必死无疑。
　　道光即位后，孝和睿皇后被奉为太后移住寿康宫，尊为恭慈皇太后。随着清王朝走向没落，国库空虚，当时的孝和睿皇后不得不缩减宫中开支。道光帝对孝和睿太后十分尊敬孝顺。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74岁的恭慈皇太后病危，道光帝以67岁的带病之躯，多次到寿康宫侍奉汤药。皇太后去世时正值寒冬腊月，道光住在设施简陋的倚庐中，身穿单薄孝衣，吃素食操办丧礼，结果病情急剧恶化，一个月后死在圆明园的慎德堂。
　　
　　康慈太后争来的名分
　　
　　道光帝先后册封过三位皇后（还有一位是死后追封），但两位皇后相继去世，道光十四年（1834），皇帝的第三位妻子孝全皇后也撒手人寰，道光帝悲痛欲绝，坚持不再册立中宫，整整六年后，才下诏加封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为静皇贵妃，总摄后宫。
　　博尔济吉特氏是刑部员外郎花良阿的女儿，她是皇六子奕，即后来的恭亲王的生母，也是寿康宫的另一位主人。孝全皇后之子死后，道光帝把皇后之子、10岁的奕詝交给博尔济吉特氏抚养。奕詝与弟弟奕从小一起长大，年少时亲密无间。道光皇帝共有九子，但纳入储君人选的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巧的是这二人同为静皇贵妃抚养。
　　在选定继承人的问题上，道光帝极为谨慎，考察了20多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才在一张9.5×21.6公分的纸上用朱笔以满汉文合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以汉字书“皇六子奕訢封力亲王”，这份独特的遗诏再次体现了道光在选择储君问题上犹豫不决。
　　道光皇帝是清代最后一个实行秘密建储的皇帝，之后继位的几个皇帝，或因为只有一个皇子，或根本就没有子嗣，这项制度名存实亡。
　　道光辞世后，奕詝即位，年号咸丰，咸丰皇帝在即位后，根据道光遗谕，封奕訢为恭亲王，并尊博尔济吉特氏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至寿康宫居住。虽然住在历代太后寝宫，博尔济吉特氏并不满足，她心中有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册封太后。
　　贵太妃的名分距离太后，仅有一步之遥，但就是这一步的距离，却难于上青天。因为博尔济吉特氏既非先帝皇后，又不是皇帝生母，按例没有资格册拜为太后，她的亲生儿子屡次上疏皇帝请求此事，皇帝都没有答应。
　　没有史料显示，在道光皇帝抉择储君时，博尔济吉特氏起到了什么作用，但晚年的康慈贵太妃对于亲子奕没能继位深感痛心。《悔逸斋笔乘》记载，咸丰五年（1855），康慈贵太妃病重昏迷，咸丰帝前去探病，贵太妃误以为是奕，便拉着他的手说：“恨汝父当年欲立汝时，吾矫情力辞，铸此一错，使汝从此低首他人下耳。”言罢才发现听者竟是养子咸丰帝，悔恨不已。
　　这件事虽不为正史记录，但也十分符合当时的情境。为了母亲的太后名分，奕几乎用尽一切手段，一次他向前来寿康宫探病的皇兄长跪，以求册拜母亲。咸丰帝见躲避不过，只好勉强“点首趋入”。奕立即凭借这个似是而非的允诺，安排军机大臣起草册拜皇太后事宜。咸丰得知后十分不悦，但又不好反悔，“康慈皇太后”的尊号终落寿康宫，受封仅九天后，皇太后就驾崩了，时年四十四岁。
　　博尔济吉特氏虽然被追谥为“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但咸丰帝规定这个谥号“不系宣宗谥”，而鉴于康慈太后身份欠“贵”，皇帝命葬礼从简，“极力裁削”。奕訢虽为其母争得了封号，但与咸丰帝间的矛盾日渐公开。不久，咸丰即以奕办理皇太后之丧“礼仪疏略”的罪名，将他逐出军机处，罢其宗令、都统之职。
　　
　　寿康宫最后的住客
　　
　　慈禧太后主政的四十余年中住过很多地方，咸丰初年入宫居住在储秀宫，后移居过长春宫。慈安自入宫一直居住在钟粹宫。随着清王朝财政的衰落，慈宁宫建筑群此时已疏于维修，慈禧曾迁居寿康宫，为的是彰显自己的身份。她在寿康宫只是小住，实际上待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象征皇权的善心殿东暖阁。寿康宫在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之后，这里变得萧条落寞，成为被遗忘的区域。
　　最后一个住在寿康宫的人，并不是太后身份，她是瑜太妃赫舍里氏，赫舍里氏是清帝退位后紫禁城中四位太妃之长，起初住在太极殿。她年轻时姿色娇好，颇通文墨，别号为懒梦山人。宣统皇帝三岁即位，由隆裕太后抚养，隆裕太后死后，瑜太妃便接着抚养退位后的溥仪。
　　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及其妻妾被逐出紫禁城时，瑜太妃和瑨太妃以年老不便仓促行动之由，得以暂留紫禁城。瑜太妃在紫禁城的最后时日，在寿康宫度过。11月21日，瑜太妃蹒跚着离开紫禁城。当天，民国政府接收人员，看到寿康宫里瑜太妃取暖的炉火还在燃烧。随着这位老太妃的匆忙离场，寿康宫的大门也轰然关闭，始终未向世人开放，热闹过后的紫禁城，只剩朱墙黄瓦兀自独立。
　　1932年2月5日，瑜太妃病死，终年77岁，她的葬礼场面隆重，是北京街头出现的最后一次皇家丧礼。

　　有人说：“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这是因为明廷刻书由司礼监把持，文化较低的宦官所刻书校勘错误很多，而武英殿刊刻的书籍，多为高级翰林所为，因此校勘极其精湛，也就是藏书家视为至宝的“殿本”。
　　
　　故宫博物院表示，今后午门、雁翅楼、武英殿和文华殿在内的三角区域将成为展览场所，以此把观众拉到展厅里面，而不是让观众光看建筑。紫禁城东侧的文华殿和西侧的武英殿，左右对称，遥相呼应，构成了以三大殿为中心区左辅右弼的完整格局。由于过去常年处在封闭状态，近几年逐渐开放的文华、武英两组建筑群绝对算得上故宫的新面孔。
　　武英殿建筑组群周围绕以红墙,东西宽70米, 南北长100米，占地面积略小于文华殿。其正门武英门开在南墙正中，内金水河从门前蜿蜒流过，河上跨有石桥3座。正殿武英殿与后殿敬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殿前月台开阔，有御路与武英门相连。正殿前东配殿是凝道殿，西配殿是焕章殿。后殿东有恒寿斋，西为浴德堂。武英殿周围环境幽雅，内金水河三面环绕，东侧之断虹桥雕刻精美为禁城之冠。桥南北地势开阔植有古槐俗称“十八槐”。
　　武英殿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为皇帝斋戒和召见大臣之地，后改在文华殿举行。殿后的群房，曾作宫廷画师作画的场所，今天已经不存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皇帝下诏修缮武英殿，所需银两由节慎库内支出，择期兴工，并遣官祭告。崇祯五年（1632年），皇后寿诞，命妇们赴武英殿朝贺行礼。
　　见证明清鼎革，大火中的幸存者
　　
　　崇祯十七年（1644年）4月25日中午，李自成由德胜门入城，经承天门（清改天安门）进宫，以武英殿为办公处。大顺军将领一入京城，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在锦绣荣华上。将领们整天追索银钱，宴舞享乐，丞相牛金星坐着大轿，遍请同乡，晒富贵。
　　不久，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消息传至北京，李自成表达了对乡土的足够眷恋：“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命工匠将搜罗到的大批金银器皿铸成金银锭，征发骡马运往西安。5月17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召集军事会议，拟派大将刘宗敏出征山海关。刘竟顶撞说，“响马拜响马”，凭什么我听你的？凭什么你在京城享受，让我去前线卖命？李自成无奈，只好率队亲征。刘宗敏不好再推托，又傲慢地说，吴三桂有什么了不起，我到之后，只用靴尖就轻轻踢死他！
　　5月27日晨，吴、李两军在山海关北侧一片石恶战，至午，吴军渐难支撑。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八旗骑兵冲锋陷阵，大顺军溃败，刘宗敏负伤。当天，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作先导，一路追杀，直扑京城。
　　5月31日，李自成回到京城，组织兵马在京郊拦截吴、清联军，又遭大败，刘宗敏再负重伤。李自成怒杀吴三桂之父吴襄等家人38口。
　　6月3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典礼，做了一天大顺皇帝，封妻高氏为皇后，派丞相牛金星至天坛代为祭天。入夜，李自成下令放火烧宫，6月4日凌晨，大顺军退出北京，经山西撤往西安。大火中，武英殿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宫殿。
　　6月6日，明朝百官传闻吴三桂保护崇祯太子回京即位，遂带领銮驾仪仗，齐集朝阳门跪接。不料迎来的却是清军马队，为首是多尔衮。明朝百官顺势请多尔衮乘坐龙轿，抬入武英殿。7月1日，多尔衮在武英殿陈奏明朝仪仗鼓乐，接受明朝百官拜贺，行使摄政王大权，传令归顺的官员皆升官一级。7月14日，多尔衮在武英殿决定迁都北京，派官员去沈阳迎接顺治帝。10月19日，顺治帝由其母孝庄太后陪伴抵京，住进武英殿。
　　1645年6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乡兵袭杀。顺治帝闻讯，在武英殿举办了盛大的庆贺仪式。顺治帝在武英殿一直住到1646年1月27日，才搬往重建后的位育宫（即今保和殿）。
　　
　　少年康熙擒鳌拜
　　
　　清初对皇宫内被烧毁的各处宫殿，陆续进行了重建。顺治皇帝后来搬入重建后的位育宫居住长达10年之久，康熙8岁即位之后，也在保和殿（位育宫）住了8年。
　　1669年2月，因开工重建太和殿，康熙之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下旨，保和殿与中和殿、太和殿一样，是办理朝政、举行典礼的地方，不宜用寝宫，应将乾清宫加以修理，供皇帝居住。修理期间，康熙暂在武英殿居住和办公。
　　此时的康熙，虽然已经亲政，但权臣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并不想归政于他。朝政大事，皆先在自己府中，与兄弟子侄和亲信党羽计议决定后，再强迫康熙批准。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但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不露声色，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为戏。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
　　1669年6月14日，是鳌拜照例要进武英殿奏事的日子。一大早，康熙召集这群亲信侍卫，问：“你们都是朕的亲信手足，你们是怕朕？还是怕鳌拜？”众侍卫齐声答道：“怕皇上！”康熙对众侍卫数说了鳌拜的种种罪恶，要他们在鳌拜进见时，当场擒拿。鳌拜虽然气焰熏天，但进殿面君时，按制度也不能随带保镖，面对一大群有康熙撑腰的生龙活虎般的少年侍卫，只能束手被擒。
　　擒住鳌拜之后，康熙火速命令效忠自己的官员们将其党羽一网打尽，后于6月26日宣布了鳌拜30条罪状。官员们拟定将鳌拜及儿子、兄弟革职斩首，妻子、孙辈收为官奴，家产罚没。康熙下旨，“念鳌拜效力年久，不忍加诛，着革职，籍没拘禁”。鳌拜于当年囚死于狱中。
　　同年12月，乾清宫修理完工，康熙由武英殿迁居乾清宫。
　　
　　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被铸为铜钱
　　
　　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武英殿修书处，专司刊刻书籍。武英殿正式成为清代的“宫廷出版社”。武英殿刻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为历代宫廷刻书所不及。有人说：“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这是因为明廷刻书由司礼监把持，文化较低的宦官所刻书校勘错误很多，而武英殿刊刻的书籍，多为高级翰林所为，因此校勘极其精湛，也就是藏书家视为至宝的“殿本”。
　　康熙一朝刻书多采用精致的棉连纸，坚韧洁白。字体上采用仿宋字，也称方体字；或采用软体字，又称楷体字。所刻书版虽然杂出众手但整齐划一，字体挺秀公正，秀丽洒脱。康熙时期，除刻木版印刷外，后来还制造了一批铜活字，排版印制了大批书籍，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是铜活字排印的。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陈梦雷独立编撰的一部大型书籍进呈皇帝御览。康熙皇帝很高兴,下令再加完善。十年后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再次进呈康熙皇帝御览之后，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命武英殿以铜活字印行, 至雍正四年完成，共计印行了64部。
　　然而，这批铜活字却没有保留下来。因为偷盗等原因铜字逐渐减少，恰逢乾隆初年，京城缺铜钱，管事的官员害怕上面知道了追查，便乘机上奏把铜活字铸成铜钱。此后，武英殿只有木刻字了，《四库全书》编成后，雕枣木活字排印了120余种书籍，命名为“聚珍版”，但质量已逊于铜活字。武英殿修书处不仅编辑刊印了大量清朝编纂的书籍而且还校刊了大量古籍。嘉庆时期武英殿修书处已少有作为趋向衰落。同治、光绪时期，则多用铅字排印，至此武英殿刊印书籍名存实亡。
　　武英殿修书处的缮校、刊刻、装潢等活动，集中于西配殿焕章殿、东北角之恒寿斋、西北平台之上的浴德堂及周围廊房等处。此外，武英殿的主要殿堂即武英、敬思二殿面积宏阔，多用于藏书，收藏数量最多时达到数万册，还有刻书板片数万块。东房凝道殿也曾收贮过“四库”存目等书9000余种。因此，武英殿又曾是清宫最大的书库。
　　同治年间毁于小小的香头
　　
　　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修书处所，在同治八年（1869 年）7月28日夜间被一场大火烧毁。现今我们看到的武英殿的大部分建筑是焚毁当年重建的。
　　当日夜晚，武英殿东库房内突然起火，火势蔓延到宫门、前殿、后殿等处。内务府大臣瑞常等带领值班人员及救火班官兵近4000人全力扑救。直至29日17时方将大火扑灭。共烧毁宫门5间、前殿5间、东配殿5间、后殿5间、浴德堂正殿6间、东小库房5间、南小库房6间共计房37 间。所幸管理官员会同步军统领督率兵役赶紧扑灭，才保住了西配殿及附近各处建筑，与之比邻的咸安宫等处未被殃及。这是自嘉庆二年（1797 年）10月乾清宫失火后，紫禁城内发生的又一次大火。
　　同治皇帝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责令内务府务必查明此事。内务府大臣瑞常等领旨后，当即将值班官员、守卫、当差匠役人等一并解送慎刑司，逐一隔别审问。历经一个多月的反复审讯、调查，最终搞清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原来这场火灾是由当差匠役吸烟用火不慎引起的。
　　修书处“装潢作”位于武英殿东南厢房，负责各种书籍的装潢、托裱、修补、界划等事宜。南部两间厢房是匠役装潢书籍之处，屋内前檐靠窗摆着两个小案，案下堆积碎纸等杂物。7月28日，匠役成玉、德山随司匠清连在屋内装潢书籍。因他们都吸烟，便在屋内点了一根香。当日日落时分，临近下班时，清连令成玉将香火浸灭。成玉拿着茶杯里的剩茶浸灭香，也没看清香火灭了没有，随手将其掷放在靠窗的小案上。清连、德山二人也未留意，三人便一同出屋锁门，各回各家。结果，未灭的残香点燃了案下堆积碎纸引起火灾。而值班的八旗兵丁富喜对屋内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锁上角门后便回屋歇息。第二天凌晨，兼管郎中松泉发现火情，跑去叫八旗兵丁，此时只见装潢作屋内火势猛烈，扑救不及，以至延烧到武英殿大部。
　　在调查起火原因时，内务府诸大臣又发现了一件违纪的事，那就是当日值班的八旗兵丁还有永福、松寿、福山、恒贵4人，这四人当晚全部“翘班”，委托八旗兵丁富喜一人代替，均不在现场。还有一名值班拨什库中山误班未到，也不在现场。当晚值宿其他几名负责人明知道富喜一人给四个人代班，也没有阻止或告发。
　　在查清失火原因后，内务府对有关司员先行交部严议。肇事者匠役成玉革去匠役，依失火延烧宫阙律，拟绞监候，将其锁送刑部。其他相关责任人丢官、降职、挨鞭子……管理武英殿事务的孚郡王奕惠、惠郡王奕详等大臣也被降二级留任。然而，武英殿所藏的书籍、书版惨遭毁灭，躲过了明清战火的武英殿躲不过一个小小的香头，实在让人郁闷。
　　
　　揭开故宫大修的序幕
　　
　　1902年，武英殿又维修过一次。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武英殿被作为贵宾接待处。
　　1913年，内务部一位名叫金城的官员向内务总长朱启铃建议：仿效法国卢浮宫的先例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遗留文物运到由内务部管理的紫禁城前朝, 建立收藏、展示皇家艺术品的古物陈列所, 并自告奋勇为古物陈列所起草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他的建议既能使紫禁城前朝不再因闲置而遭人觑，又能为承德和沈阳的运京文物解决保存、展示场所，且与内务部1912年10月为防止国内文物流失海外而建议筹设古物保存所的思路一致，可谓一举三得，因此深受朱启铃的赞赏。
　　民国政府内务部与逊清皇室内务府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承德和沈阳两地遗留文物，除小部分由逊清皇室取走外，大部分“由民国政府备价收归国有”并运京保存、展出。于是，双方从1913年11月起，历时近一年，分7次将承德避暑山庄的119500余件文物运到北京。又从1914年1月起，历时2月，分6次将沈阳故宫的114600余件文物运到北京。按照古玩商家的估价，两地运京文物共值3511476元。
　　1914年3月，武英殿开始维修，5月在武英殿安装了紫禁城内的第一部电话。7月在西华门内堆放的木材不慎失火，幸被及时扑灭，随后在武英殿安装了自来水系统以改善消防条件。当年10月10日，在武英殿改建工程尚未完全竣工时，古物陈列所正式对外开放。也许展品实在太多，时间仓促来不及做更细的布置，以至于鲁迅在10月24日的日记中不满地记载“如古董店耳”。这是500年皇宫禁地第一次向公众打开大门。
　　抗战前期，古物陈列所文物南迁，从此武英殿就一直处于封闭状态。2002年10月17日, 故宫博物院对外界宣布：武英殿建筑群修缮工程正式开工, 以此为标志, 揭开了故宫大修的序幕。2004年底, 历时两年多的工程已全面竣工，这组修葺一新的宫殿建筑被辟为书画展馆，正式向游人开放。

　2012年1月10日，单霁翔由国家文物局局长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就任一个月后，单霁翔首次面对媒体就提出：“不能靠提高价格挡住观众的参观需求……故宫开放面积中期的目标是增加到76%。”本刊就故宫的一些热点问题，专访了单霁翔
　　
　　文史参考：请详细谈谈故宫即将开放的区域都包括哪些？这些地方原来的用途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地方被占用至今？
　　单霁翔：目前，即将开放的区域主要有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此前，这些地区或为办公用房，或为地面文物库房。
　　慈宁宫位于内廷外西路隆宗门西侧。始建于明代，清沿袭明制，将其作为皇太后居住的正宫，主要是为太后举行重大典礼，凡遇皇太后圣寿节、上徽号、进册宝、公主下嫁，均在此举行庆贺仪式。
　　慈宁宫花园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南，始建于明代，是明清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太妃嫔们游憩、礼佛之处。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行大规模改建，此后虽“颇有更动”，但花园总的规模和布局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花园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50米，总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园中仅有建筑11座，占地不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集中于花园北部，南部则地势平坦开阔，莳花种树，叠石垒池，意在使太后、太妃嫔们不费跋涉之劳而得山林之趣。
　　寿康宫，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侧。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始建，至乾隆元年（1736年）建成，是清代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所，太妃、太嫔也在此处居住，皇帝每隔两三日即至此行问安礼。
　　修缮后的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都会还原之前古建筑的风貌，不会破坏整体布局。
　　文史参考：您提出故宫开放建筑群的中期目标是增加到76%，以应对故宫限流难题。文物古建的大规模开放必将带来或多或少的人为破坏，古建“保护与开放”这种矛盾如何解决？
　　单霁翔：我们体会到，参观故宫的需求是刚性的。故宫博物院观众人数的增加，是社会发展环境造成的。随着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必将持续增长，这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并且，参观故宫的观众群体在活动规律上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衡，这正是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与开放服务的矛盾所在，也是故宫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和重点。解决问题必然要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向同时入手。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全部规划完成后开放区与非开放区的比例约为8：2，开放区包括开放展示和游客服务，未来故宫博物院对公众开放的面积大约占全部面积的76%。还有，故宫博物院将与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通过改善故宫周边环境、优化参观路线等方法提高参观质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开放与保护的矛盾。每遇旅游高峰期，院里都会提前做好参观接待预案，调整参观游览线路，加强开放路线特别是售票处、御花园等重点监控场所执勤管理人员，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强化培训，明确岗位职责，做好观众疏导工作。确保古建文物安全，维持良好的参观秩序，保证观众的参观安全。
　　故宫博物院不像现代建筑的博物馆那样处于封闭的楼宇环境中，而是由8000多间分散的房屋组成，还有更多的室外开放空间和复杂多样的地面环境（诸如高低错落的城墙、假山、河道等等）。在不影响古建筑本身的情况下完成对展览的陈列，对我们的考验是十分严峻的。最大的难题是古建筑本身的特殊性，传统古建难以符合恒温恒湿等现代展览的要求，为此，院里早在项目策划前期探索开展现代化展览的思考，以寻求文物保护和藏品展示之间的平衡。比如午门展厅，就是与清华大学合作通过在城楼内部加装与古建筑本体软连接、可逆的、密封钢结构设施，构成了一个既可以满足现代化展览温湿度控制需求，又不影响观赏古建筑之美的展厅，从而解决了这一矛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物保护创新奖”。又比如武英殿书画馆，由于武英殿体量大，通过空调控制室内空间温湿度很难达到书画展品的苛刻要求，因此，我们从展柜本身做文章，通过加装展柜内控制系统，保证每个展柜内独立控制温湿度，解决了珍贵的书画藏品安全展示问题。
　　文史参考：您到任后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能谈谈故宫大修的情况吗？
　　单霁翔：必须承认，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对于我的能力、学识、经验都是一个挑战。因此，我的工作从调查研究开始。主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了解、熟悉故宫博物院各方面的工作情况。首先分别向各位院领导讨教，了解所分管工作的情况。二是分别到故宫博物院的32个部处进行了走访，体会各个部门的工作环境，接触在第一线工作的同事，听取情况介绍，讨论工作，交换意见。三是利用节假日，走访故宫博物院在职和离退休的学者、文物专家和历任院领导以及社会上的专家、学者，聆听他们的指导和建议，这些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收获很大。四是走访相关单位和部门，感谢他们以往对故宫博物院的支持，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继续指导。
　　通过调研我有了三点深刻体会，一是深深感受到故宫博物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二是深深感受到故宫博物院的前辈们为事业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三是深深感受到全体员工对于故宫博物院的深厚感情。所有这些，令人感动，催人奋进。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郑欣淼院长和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院同仁团结协作，奋发有为，克服了很多困难，无论是制度建设、摸清家底、古建修缮、藏品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览，还是安全保卫、观众服务、文化传播、两岸交流、科学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全面的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作为“故宫人”，保护好故宫文化遗产，建设好故宫博物院，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使命神圣而光荣，责任重大而艰巨。
　　在完成《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的基础上，近日《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已经正式委托专业部门编制，即将启动。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积极稳妥地安排年度文物建筑修缮，一如既往地坚持进行科学严格的设计、论证和施工。继续加强修缮过程中的管理，加紧做好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报告撰写和出版工作，加强科研意识、课题意识。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目前故宫修缮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修缮阶段，要坚持“先救命后治病的原则”，优先设计、修缮存在严重危险隐患的、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更好发挥社会功能的建筑。今后不但要注重文物建筑的大修，还要注重文物建筑的岁修，注重日常的保养和维护。
　　文史参考：2011年故宫屡屡爆出负面新闻，对于故宫目前的藏品存放和文物管理工作，您愿意打多少分？为什么？
　　单霁翔：故宫院藏文物管理制度从建院开始历经多年逐步完善，主要通过藏品日常库房管理、出入库管理和陈列展览工作等利用环节中的管理三个方面，以及其他一系列规章制度，实现对文物安全的保障。应该说从制度建设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
　　但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因此，要保证文物安全，应进一步强化员工日常管理和教育，常抓不懈，并加强问责的力度，以最终将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经过故宫博物院这么多年的努力，馆藏文物特别是馆藏珍贵文物的保管条件得到很大改善。1990年和1997年竣工的一期、二期地下文物库房，建筑总面积共21900平方米。文物库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电子、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分为消防系统、防盗系统、空调系统、文物运送系统、电脑网络系统等，共保管文物80余万件。但也应承认，在实现藏品保护环境的提升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类别多、级别高、价值大。其中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藏品对于保管环境有特殊要求。但是，故宫的文物库房使用年代久，与近年来一些新建大型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存在差距。文物库房的文物柜具、陈列展厅的文物展柜，不能适应文物保管和陈列展览的实际需要，不能有效地密封防尘、防震防爆。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批次的更新。为了提升文物藏品保管环境，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将分轻重缓急，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文史参考：您曾说自己是郑欣淼院长“故宫学”的忠实听众和阅读者，您怎么看郑院长的故宫营销理念？
　　单霁翔：郑院长所提到的“营销”，指的不是一般商业意义上的营销，对故宫来说，通过“营销”这一途径，真正将社会需求放在首位，坚定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信念，提供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要求的优质服务。博物馆营销就是博物馆可以通过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方法进行博物馆文化的推广传播。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文史参考：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对古建筑一定有特殊的感情，还记得您第一次来故宫的情景吗？能不能讲讲你和故宫的渊源？
　　单霁翔：故宫对于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记得过去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时候，单士元先生还带着我考察了故宫博物院的不少地方。后来在北京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工作，很多方面的工作与故宫的文物保护、博物馆管理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但是一旦走进故宫，成为“故宫人”，仍然感到故宫的文化底蕴深不可测，文化资源博大精深。正像专家们所说，故宫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更注重宏观政策和监督管理，而故宫博物院作为具体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任务种类繁多，更加需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态度和实干精神。
　　文史参考：故宫是中国最耀眼的一张文化名片，2012年，故宫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将有哪些举措？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化交流活动将有哪些？
　　单霁翔：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国际著名博物馆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文物保护、陈列展览、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开展日益广泛的合作，也确立了故宫博物院在国际博物馆领域的突出地位。
　　故宫博物院将继续努力开拓新的对外交流局面，促进多层面、多门类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创造条件联络促成我院专家学者走出国门，更多地参与国际多边学术活动，将故宫文化弘扬海外。在“走出去”的同时，邀请越来越多的国外文博界同行来到我院，与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为我院科研学术工作带来新气息。
　　今年，我院将继续扩大与世界其他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建立长期交流机制。我院已与伊朗国家博物馆签署合作意向书，并正在积极与印尼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商讨达成合作意向。
　　今年1月2日新年伊始，我院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国宝观澜——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华展”正式对外展出。该展是我院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自2008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双方举办的首个大规模、高水平的展览合作项目，也是我院今年最重要的涉外展览。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纪念展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2012中国年”的开幕展览，该展受到了各方高度关注与支持，在日本取得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展览于2月19日结束，共吸引了258252名观众参观。
　　目前，我院已与墨西哥国家考古与历史局达成一致，即将于年内分别在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和我院举办“古代玉器珍宝展”联合展览。今年，我院还将在德国以及香港、澳门地区举办不同类型的主题展览，力图多角度地宣传故宫，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