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原型郭刚堂：只有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3)

采访中郭刚堂请求，郭振的信息可不可以在报道中体现，虽然接受过的采访不计其数，他还是希望记者们把信息再一次带出去：郭振，现年20岁。1997年9月21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孩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2015年3月26日，郭刚堂坐在影院外椅子上，靠着椅背休息。

18年寻子路，郭刚堂的本子上记录着陌生人写的鼓励的话。

■ 对话郭刚堂

“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那个明天至今没有来

新京报：这些年寻找，想起来最多的场景是什么？

郭刚堂：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现，有人告诉我，那里有个跟郭振同龄的孩子，我就去了，发现不是，我就回来了。18年里，在每个明天到来之前我都跟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但这个“明天”至今也没有来。

新京报：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你帮助7个家庭找到了丢失的孩子？

郭刚堂：那是2009年之前的数据，也是媒体这么报，一个家庭能团圆，肯定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这两年我特别怕媒体问我，你帮多少人找到孩子了，没法回答。我也害怕，全国那么多丢孩子的家长，都来让我帮忙找孩子，我有心无力。再有就是，那些养父养母们都恨死我了，觉得我破坏了他们的平静，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新京报：你从来没参加过别人全家团圆的场景？

郭刚堂：我不敢，有年一个大姐告诉我她家的DNA比对成功了，她找到儿子了，我拿着电话就哭了，我替那些团圆的家庭高兴，我也更希望，那个团圆的是我。

逼出人性最坏的一面

新京报：很多人因为你的故事感动。

郭刚堂：这些年，很多人会说我是个伟大的父亲，会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一点也不伟大，我是无奈，也缺乏在磨难后立即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所以才有了那些年的经历。

再有我很怕别人把寻找孩子的过程定义为“温情”，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无比残酷和现实。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新京报：有哪些残酷的事情？

郭刚堂：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这是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梦寐以求的场景。

但真实情况是，这种场景很少。我认识一对夫妇，历尽千辛找到了孩子，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两口子忍了将近两年不去认孩子，高考结束，俩人在考场外等孩子，接下来大家想应该是个温情的场景吧？

但不是，孩子的养父母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最后这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这才是现实。

新京报：是对人性的严酷考验。

郭刚堂：对，严酷的考验，人性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会呈现出来。我碰到过一个失子的大姐，她看我天南地北的跑，就跟我说，兄弟啊你能不能帮我找孩子，我现在每年能挣一百来万，等我退休了，我再跟你一起找，这也是现实。

还有的温情要靠龌龊来支撑，有个大姐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全中国都找疯了，有次她跟我聊天，说刚丢孩子时，有骗子说他知道孩子的下落，条件是跟他睡觉，这成了她一辈子的噩梦。一个母亲，除了自己，什么也付出不了了，这更不是什么温情。

坐飞机脱离地面时感到过轻松

新京报：心里压的这些东西，怎么发泄呢？

郭刚堂：早几年出去找郭振的时候，在大山里骑摩托车，我会喊，大声喊。有时还会唱歌，我年轻时唱歌特别好，特别是在南方的时候，我最喜欢唱齐秦那首《北方的狼》，这就是发泄了。

新京报：现在呢？

郭刚堂：现在不骑摩托车出去了，可能有人觉得，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完全不是，我放不下郭振，这一点始终没有变。聊城有个很大的环城湖，特别烦的时候，我就去湖边坐，盯着湖面呆一会，会好很多。最长的一次从早晨5点呆到晚上9点，冬天。

新京报：这十几年有没有某个瞬间觉得轻松过？

郭刚堂：我第一次坐飞机是2012年，从广西到北京，参加节目录制。我自己是坐不起飞机的。当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我是轻松的。地上的路看不到了，云层慢慢出现，在机翼两侧，形状像山，但感觉又特别的软乎。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地上的路，也这么好走，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