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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05-07 13:28论乾坤柱的改名
高二(11)班 高天琪 25
前阵子,美国大片《阿凡达》风靡全球,以“摧枯拉朽”之势创下票房奇迹。在被《阿凡达》吸引的千万目光中,有一小部分“敏锐”地投向了中国湖南的一座山。它叫乾坤柱,是景区中的名景之一。不久,人们惊奇地发现,著名的乾坤柱不叫乾坤柱了,它更名换姓,成了一座漂浮在中国天空的哈利路亚山。当地村民欢欢喜喜地给它挂上洋名牌,还主动充当起向导,为那些闻讯赶来的一批批游客指引方向,一时间好不热闹。于是乎,千百年来屹立在湘西群山中的乾坤柱就这样变身成了一个影视幻象的替身。
如此荒唐怪事,如此廉价跟风,原因何在?恐怕并不是因为《阿凡达》的超凡魅力,竟然让局的领导痴迷得都忘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祖训,也不是因为卡梅隆导演可能借鉴了乾坤柱的造型,想必是闪闪发光的“利益”二字太过耀眼,令人难以抗拒。于是面对广阔的市场和滚滚的财源,给乾坤柱攀上个海外关系,跟国际接轨,岂不是“与时俱进”的最佳表现?于是景区管理局的领导振振有词,“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或许真该将也更名为“潘多拉星球”,那就真是四海一家了。可是他们或许忘了,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丢掉本色,数典忘祖,盲目跟风,是永远不会长久的。乾坤柱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代表着独特的地质地貌和湘西风景;之所以能被评为世界遗产,正是因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世代相传的地域文化特色。
这不禁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去年国学大师季羡林的逝世在社会各界都引起强烈反响,老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德国小镇哥廷根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这座小城的反应却令人吃惊,它除了在哥廷根大学网页上发布讣告,并在当地报纸上刊载了一篇纪念季羡林校友的文章,再无其他。难道德国人愚钝吗?难道他们想不到如果打出“季羡林曾留学的大学”的招牌,那拥有13亿人的旅游市场,岂不瞬间就可以带来黄金万两?但这座有着近三百年历史的大学城,却和它的居民们一起守着有些封闭的静谧,安然不动。这才是产生出四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哥廷根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德意志精神。正如一篇叫《德意志式严谨》的文章所说:“哥廷根全城俨然一座象牙塔,学术精神注入每个市民学子的心中,也流经每条大街小巷。”正是这种注重自由和个性的哥廷根精神,才让小城的人们避开了许多世俗的诱惑,更使世人对整个德意志民族都生出了一种敬意与认同。
面对商机,为何人和哥廷根人会采取如此迥异的做法?仅仅用穷则思变或者崇洋媚外,似乎已不能说明问题。我想,这恐怕更是来源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多重精神,而中国人更重实用。
众所周知,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在探讨世界的本源,存在的意义,人类的心灵与自由等形而上的问题。泰勒斯专注于探索星空会跌进水坑,苏格拉底则在“人啊,认识你自己”的呼号中从容赴死。这些无利可图、甚至有生命危险的纯粹精神活动,很可能会遭到一个中国人的耻笑,因为三千年前孔子就教诲说“学而优则仕”。中国人读书,是为了“黄金屋”,为了“颜如玉”;中国人追求知识,多是为了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甚至可以“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哲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社会,是关于入世而非出世。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老子讲无为,实际上都是讲人如何在社会中生活以及如何取得成功。因此古代科技,无论是农耕技术还是算术历法,无论是指南针还是造纸术,也无一不关系到日常的实用。
到了现代,这种实用主义思想依然影响深远,大行其道。从学生们选择专业的“重理轻文”,到政府每年都大张旗鼓地以巨款表彰“科技创新”,无一不是重实用、轻精神的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即便是当下每年的考博士硕士热和考公务员热,也多半不是为了追求知识、寻求精神超越,而几乎完全是为了就业甚至是当官的实用目的。“乾坤柱”的更名,曾被一位官员肯定为对市场规律的出色运用,究其思想根源,其实正是中国传统的入世哲学和实用文化。只不过在这个GDP比文史哲更重要、更“显赫”的年代,对于实用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追逐,变得更加迫不及待、更加肆无忌惮而已。
我于是无比怀念起温总理在赋诗《仰望星空》时说的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德意志有它仰望星空的康德和黑格尔,我们21世纪的中国,也应该像总理说的那样,多一些仰望星空的人,那样才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精神追求的超拔;才不会利欲熏心,庸俗短视。才不会让“乾坤柱”的更名闹剧重演。
注:谨于此文,邀请有骨气的中国人,聆听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孩子的声音,在哈利路亚山的闹剧结束之前,用民族之心,抵制。让图利而不顾国体家风的管理界,有一份经济上的沉痛,也让更多我们心中、现实中的国粹,世代流传,而不逐利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