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专家论坛/郑院长谈故宫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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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认识故宫学就要了解故宫文化
　　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故宫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文化整体，不是杂乱的、零碎的、毫无关联的，而是完整的、有内在体系的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重心与皇家文化有关，而不同于一般的明清史研究，也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史或建筑史研究。
　　一年前，我在我院讲过一次故宫学，把故宫学与敦煌学进行比较。敦煌学经历了一百多年，故宫学到去年算是八十年的发展历程。对敦煌学的性质现在讨论不一，起初是因为在藏经洞中发现了文书，叫敦煌文书，以后逐步扩大到佛窟、壁画、造像，又从丝绸之路延伸到吐鲁番，所以也叫敦煌--吐鲁番学，它是在不断扩大的。故宫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整体。有其内在体系。宫廷收藏不是随意的，故宫藏了这么多文物，清代就编印了《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文物著录，对书画、青铜器、砚台等都有完整记载。故宫也搞明清史研究，但侧重宫史研究，与一般的明清史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当然也有联系。
　　再跟大家谈的是帝后书画。故宫有10多万件资料，尚不包括26000多件帝后的书画。过去，我们把帝后的书画也都叫做“资料”，不能算文物，因为他们不是画家、书法家。乾隆皇帝是创造力相当丰富的一个人，留下来的书画就有两千多幅，我们一直不把它当作文物。我写了一篇《故宫的价值和故宫博物院的内涵》的文章，认为帝后书画应当算文物。乾隆皇帝不简单，一个人写的诗就有四万多首，与《全唐诗》收录的差不多，当然也有代笔，总的看艺术性不高，但也有些写得感情丰富，他的诗的史料价值相当高，纪事性强，他是个艺术修养很高的人。

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书册

　　过两年，故宫要开一个有关书画临摹的学术研讨会。现存的许多古代书画作品都是临摹的，过去不像现在可以复印，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故宫学是个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历史、考古、文献、建筑、艺术、宗教、民俗、科技等诸多学科。在研究中，同样要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建筑学、文艺学及与其相关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需要多学科合作、全方位展开，希望引起大家关注。

　　故宫学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故宫学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门学科，应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开始算起，以故宫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逐渐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今后继续深入打下良好基础。
　　故宫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解放前，其次是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其中，各个阶段也可以分好几个时期。
　　解放前最辉煌的是从1928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大量的出版物与档案的整理，像文字狱的档案、中外关系的档案，给史学界及其他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引起了轰动。另外就是文物的南迁。第二阶段主要是文物的征集与清理。这期间，征集了大量的文物，内部的文物清理总体也做得很好，是按照程序的。但也有一些教训，比如对宗教画的一律处理就很不当。1954年还处理了一大批皮件，达到十万件，光貂皮就万余件。沈从文先生是负责处理皮货的，就提了个建议，说能不能把貂皮留下。最后决定，貂皮本身没什么意义，每个种类只留了一些作为标本。
　　我们现在还在进行文物的清理，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某些原因，一部分文物从未彻底清理过。我们的地毯在帐的有八百多件，不在帐的还有五百多。文物清理的任务是很重的。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文物清理，也收回了大批东西，包括地方支援故宫的，以及清宫流失出去的东西。当然故宫也拿出一批文物支持地方的博物馆，以及我国的驻外使馆等。
　　故宫博物院50年代很重要的一项业务工作就是恢复原状陈列的展览。溥仪的时候几乎把内廷各个宫殿都动过了。那时朱家溍先生等人就去询问曾在清宫服役过的宫女、太监，包括看资料，弄清宫殿的陈设，使每个宫殿都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原状。这本身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三中全会后，故宫的发展比较快。我院现有职工约1400名，其中专业人员近500名，高级称职90名。八十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马衡、唐兰、罗福颐、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耿宝昌、顾铁符、徐邦达、王以坤、刘九庵、马子云、单士元、王璞子、于倬云、刘北汜、朱家溍、郑珉中等。如今依然健在的就是耿宝昌、徐邦达、郑珉中先生，其他老先生都已经过世了。故宫博物院的整体学术研究水平始终位于全国文博行业前列。从改革开放以来，我院出版的学术著作约有100多种。

　　故宫学术研究的特点
　　故宫的学术研究应从故宫的实际出发，从故宫博物院的实际出发，不同于一般的学科研究。它有博物馆工作的特点，除了学术研究，还有展示宣传以及收藏保护文物的任务。
　　对故宫的研究，要把馆藏文物、古建筑、宫廷历史文化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能孤立对待，要从多角度、全方位展开，进行多学科的协作。我曾领了几个专家看雨花阁，古建专家就对我说这壁纸是高丽纸，根据壁纸确定年代，搞藏传佛教的人根据佛教造像讲时代特征。所以说，故宫的研究需要从不同的方面着手，才会有全面的认识。
　　在故宫从事研究工作，还要把学术研究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学术研究，学校恐怕多以文献为主，故宫则不同。故宫是个博物院，要以藏品研究为主，文物研究为主。博物馆研究不同于大学的、社科院的研究，是以文物为主。故宫博物院藏了那么多的古代书画，一些研究人员写的文章并不多，但有些并不太长的文章，可能丰富或纠正艺术史的一些内容。

故宫代表正式接收《出师颂》

　　我们2003年买了一幅隋人书写的《出师颂》，花了2200万元，上有“晋墨”二字，拍卖公司宣传是晋索靖的字，我们认为不是，根据是什么？当然有好多理由。写“晋墨”二字的纸是明代的，说明是后人写的，宋代已鉴定为“隋贤书”。纸张是不是明代的，凭图片是难以辨别的，我们有实物，是可以仔细研究的。这就是博物馆研究的优势。

琉球进贡路线图

　　前年，日本来人找我们问故宫有没有明清时期琉球的相关文物，我们通过认真研究，仔细查找，在藏品里居然找到了一批琉球当年的贡品。葡萄牙去年办展览，我们也找到了几件文物。我们办的玻璃展，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档案，还用了罗马教廷的一些档案，提升了业务工作的质量。

　　再一个是研究与传承结合。故宫的好多东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我们的古建筑维修。官式建筑最有代表性的典范是故宫。去年，国际上有专家看了故宫维修，在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遗产会上说故宫改变了原来的风貌，琉璃瓦太亮。我们就把一些专家请到故宫来看，对他们说新烧的琉璃瓦，肯定光亮，火气大，有个沉淀的过程，几年后色彩就凝重了，就会和原先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为揭下的瓦编号

　　琉璃瓦主要是中国在用，中国也多用于皇宫，世界遗产的这些专家不是搞中国古建筑的，所以他们不清楚这点。这次故宫的古建维修，我们就要邀请一批国外专家来看看，希望通过故宫维修的实践，来总结中国官式古建筑维修的一些规律。我们现在重视通过学校进行现代化的人才的培养，搞规范化的教育。不过，有一些方面还需要师承制。年前故宫有几个老的高级技工，每个人招了一两个徒弟。例如裱画，高手到底不一样，裱画的人很多，但真正裱好就不容易了。这其实也是无形的文化遗产。故宫也有这方面传承的责任。

张耀选先生工作室

　　此外，我感觉到故宫学的提出有其必然性。故宫博物院成立80年以来，应该说一直就有故宫学，但尚属自发阶段。80年后我们明确认识到这是一门学科。我提出故宫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观点，是受鲁迅先生的启发，大家看到此次印发的资料了。我是中国鲁迅研究会的会长，鲁迅在1927年就谈魏晋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阶段，在魏晋时期，包括曹丕都写了《典论》，出现了一些文学理论著作。有了文学创作的实践才能产生文学理论，有了理论也才能更好地指导文学的发展。所以是从自发到自觉的阶段。同样，没有这80年的实践就提不出故宫学。有了80年的实践而不提出故宫学，故宫的研究就会停滞，适应不了学科发展的需要。适应不了故宫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认为它的提出是必然的，但提出的时间，由谁提出，则具有偶然性了。

　　我简单谈谈故宫学面临的机遇。
　　一是清史编纂。前几年有13位国内的清史专家，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编撰清史，当然清史编纂也不是最近几年才提出。从解放初就一直有人说要编清史。这13位专家中有两位是故宫的专家。一个是我们原来的副院长朱诚如先生，一个是我刚才说过的朱家溍先生。我是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的成员。其实我对清史也不懂，忝列其中，是沾了故宫的光。因为故宫对于清史编纂是很有作用的，当然我们要做好服务，要为清史的编纂服务。清史的编纂对故宫学本身又是个推进，故宫学的许多成果也能用到清史里边。清史编纂这么一个10年的大工程，对故宫学的研究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
　　二是百年来的故宫维修。从2002年底到2020年，即故宫建成600周年。到那时，故宫维护要转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这次维修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此外，文物的清理也在推动我们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这也是难得的机遇。
　　三是全社会对包括故宫在内的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特别是去年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社会各界、各家媒体对故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让我们深感保护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艰巨性，这对我们是有力的促进。

　　我再谈谈提出并确定故宫学的目的。
　　总的来说，这将不断推进对故宫的综合研究，努力挖掘故宫文化的深邃内涵。具体来说有四点：
　　第一是把故宫作为一个大文物来看待，弄清故宫学的学术覆盖面及其内涵，明确自己的研究课题所处的层面，在学术视野上解决点和面以及面和体的关系，这是对具体研究者来谈。
　　第二是使流散海内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有个学术归宿。虽然身在异域，但这些文物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仍然是故宫学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一批清宫旧藏文物。这几年在我们的努力下，两岸故宫虽然没有建立制度化的、公开的联系，但学术上的交流是在发展的。我曾在一个场合说道，两岸故宫是隔不断的，因为两院的藏品具有互补性，都是故宫的文物，弘扬的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两院都是在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从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从故宫本身的研究来说，也不可能人为地割断。即使有，也只是一时的。它的联系是隔不断的，前几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上任后曾给我写了一封信，介绍台北故宫一个人来北京故宫看文物。因为她研究的课题需要看北京故宫所藏的一些藏品，我们给予支持。以后我们一直有书信来往，也试图在80年院庆的时候两家能有大的动作，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办成。提出“故宫学”以后，我们一位副院长到台湾去，我就让他跟石院长说一下，我们要成立一个古书画研究中心及一个古陶瓷研究中心，得到了海内外古书画、古陶瓷专家的支持。希望倾听他的意见。石院长就说这是好事啊，我们也参与。我们这两个研究中心各聘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位学者做客座研究员，他们很愉快地接受了聘任。我们的院刊也发表他们的研究文章，他们的学术期刊也发表我院人员的文章。故宫在两岸交流中，在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第三是增强全社会对包括古建筑在内的各种故宫文物的保护意识。
　　第四是面向社会公众普及和提高对故宫的总体认识。
　　故宫学的价值和意义是由它研究对象的博大精深决定的，是由故宫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从已发布的研究成果看，许多都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明清史的重大课题。故宫学又包括紫禁城学、明清宫廷史学、明清档案学等多个学科。
撰稿人：郑欣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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