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途中：遇到舒婷(2)

　   三班倒使时间错乱，我的失眠症变本加厉。书籍原是我的宗教、我的伴侣、我的救生圈，但是，它也不能拯救我于这场斧神危机中，我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每天上班之前，父亲都用担忧的目光送我。虽然他不知道我在工厂的处境，但我的逐渐憔悴愈见沉默至少说明了工作的劳累。但他不敢劝我放弃，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在山区。我那些年长的朋友有些照顾回城，也许工作比我艰苦，但他们是男孩子，一再劝我：别做那份工，我们大家挪一点给你，你去专心写作。
　　那时我写诗，写一艘搁浅的小船。我能感到我正在腐烂下去，而在可望不可即的地方，海，比任何时候都温柔宽广，却也比任何时候都邈远。
　　我终于离开车间，到风吹日晒的堆场，被收容在老弱病残的包装组。
　　这时，对人们的哂笑和轻蔑我已麻木，却渐渐喜欢上堆场。我用稻草打包的出厂成品既美观又大方，我堆叠的铸件，人站上去蹦跳不会崩塌。我的眼睛虽不知怎么长的，作为补偿，我的耳朵异军突起，只要轻轻一敲铸件，就能检验出隙缝与砂眼，工作慢慢顺手，我节省了不少时间。手上忙的时候，我试着拣些情节性强的故事讲给工友听，听得两位将退休的老工人长吁短叹，另外两位有病的青工泪花涟涟。
　　

    闲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催促我：“四只眼的，啃你的纸皮去吧！”
　　转机悄悄到来，我身上的茧太厚，没有觉察到它温热的呼吸。临近春节，工厂检修停产，三十多位青年工人挤在阳光下打闹，。我习惯性地远离他们，独自坐在铁锭上看书。
　　突然周围变得十分安静，有道长长的影子遮住了我的书本。我抬头，看见一位女孩斜着眼，撅着嘴，穿一件时髦的金黄色灯芯绒外套，站在我眼前。我认得她，她是那帮淘气包里的混世魔王，恶作剧层出不穷，身旁有一帮人前呼后拥。她未开口，脸上已不怀好意地笑着，身后伺机而动的同伴们眉目翕动，准备大声起哄。呼吸之间她改变了主意，问我：“什么书？”“《妇女乐园》。”“借我吗？”“等我看完。”她挤了挤我，坐在我旁边，乱翻书，还我，起身回她那惊愕不解的臣民中去。奇怪，她那般神气地用手扶着臀部，一摇一摆的背影竟然表情丰富地向我传递出她内心极大的满足与欢乐，片刻里我觉得我对她洞察无遗，同时又茫无所知。
　　从此这位姑娘一有机会就遁离炉台宝座，屈尊来堆场帮我打包。
　　她缠着向我借书，我怀疑她根本没耐性看完。每天午餐她一定要拉我到堆场阁边的海滩上，诉说她自己。她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期学员，在她出生之前就被逮捕送到新疆劳改。她陪长年念佛的外婆和守活寡变得非常孤僻和神经质的母亲过日子，“连家养的一只老猫也是母的。”她极聪明，学啥像啥，写一手好字画两笔像模像样的水彩，无师自通地学会缝纫，不由分说把我的八寸宽工裤全改成紧绷绷的仔装（其时人们还不知牛仔服）。但她自觉出身极黑，没有前途。家庭气氛又沉闷，便自暴自弃，很快就以她的机警完全汇入社会的泥石流。
　　开始她被我的眼镜和书本所刺痛。接着又被我的旁若无人谨守自尊的神态所激怒。因此她一直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唆使出无数鼓点来击我这面实心鼓，非但没有击穿，连响一声都听不到，我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存在。“我服你了！”她又着腰，烫鬈的小蛊毛被海风撩得满脸都是。
　　我心中酸苦，以为我若不是失声长嚎就是扭住她当胸一拳，谁知我只是拍拍她的肩膀，走开。
　　

    不久，我被借去厂部描图，当推销员，每逢政治运动来，我就借到宣传组写墙报稿，刷大标语，渐渐有了点知名度，那年的最后几天我获得了宝贵的转正机会，已填了表，公司宣传科长亲自到我家要把我调离工厂当宣传干事，我经过几夜无眠的思想斗争，递了辞职书。
　　后来我又换了很多工作：水泥预制品厂、漂染厂、织布厂、灯泡厂。我一心一意当个好工人，凡有借我去宣传部门临时帮忙我都不干，甚至广播员这样一个肥缺我也断然拒绝。因为现在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人群里，第一天我就能找到朋友，很快地我就赢得一个融洽的小集体。
　　我学会了用技巧代替体力，例如在预制品工场上，我推不动料车，但我埋头苦练，几天就完全掌握了扎钢筋的技术，碰到缺强壮的男工扶震动器，我也不怕揽这条电鳗在怀里六个钟头。次日我去门诊部疗伤，浑身筋骨俱损，却得到了同伴们的尊敬和谅解。
　　慢慢地，我亲身体会到劳动带来的身心的舒展与韵律，体会到休息时清风的甜美与星空的辽阔。
　　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用温暖去接近人，而不是筑高墙去提防人。
　　通往人心的道路总可以找到，我谨记在心。看书不只为了寻求安全岛，把它摊开来，与我的伙伴共享它的悲欢离合。
　　

    对比在这之前备受呵护的温室以及后来较为宽松的环境，如果要给这段铸石生涯加一小标题，有个现成的正可以借用，那就是：一个人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