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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维新新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1949年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口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1937年9月，斯诺夫人从延安去黄陵，中央保卫局给她派的“特务员”乃是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一口难懂赣语，“h”念成“f”，软音读作硬音，陕西农民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南方话，反而得由外国女士来当翻译，真不知谁为中国人。20世纪20年代，南方学生上北京读书，兜转沙滩附近租房。房东为求保险，一般只愿租给带家眷者，三两句话谈妥价钱，会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答曰：“家具不是你们提供吗？”房东大怒，还有可能动武，已经谈好的租约就这么稀里糊涂崩了，南方租客还不知道毛病出在何处，不明白对方怎么突然翻脸。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文革”结束后，沈从文赴美讲学，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转译。沈从文另一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小姨妹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大障碍。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普通话，粤籍生实在听不懂，听众便渐渐稀下来。“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象了。”当时国语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讲各的方言，很妨碍交流。上海的暨南大学，“同学要跟教授说话，先以国语，国语不达意，则改用上海话，如上海话又不适用，那么只好各说各的了。”好在学生适应能力强，无论教授讲什么方言，一个月下来，大致都能听懂，只是最初的一个月，苦了学生要艰难“适应”。
20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汉学家夏德教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致辞，夏德教授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他一句也听不懂，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大记笔记。当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情文并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一类的笑话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地域身份证”。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这不，本人乃杭州人，在杭州“打的”、购物、问路，绝不说普通话，更不敢说上海话。到了上海则尽量说沪话（只敢仿说最有把握的几句），过了长江便操普通话，为的就是怕被当成“外地人”。说起来，本人很怕去川鄂湘粤，因为不会说这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杀猪”。20世纪70年代，本人上山下乡于遥远的东北大兴安岭，在深山密林寒风呼啸的筑路队帐篷里，上海知青时不时掼过来一句“阿拉大上海，侬伲小杭州”，噎得我们杭州知青上不来气。不过，语言问题确实连着经济实力。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舰厉害，英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走向世界”。

方言也有相当的好处，有时甚至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中，于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党军抓获。此时，双方主力已经接战，鏖战正酣，国军营长下令将抓获的3个敌俘“拖到后面通通枪毙”。龚楚此时，不自觉地感叹道：“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这些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长一听，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国军营长与龚楚用家乡话一番对答，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3块银洋，要他随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西安事变后，潼关至西安不通客车，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处于敌对状态。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博士，虽然长着张洋脸，却操一口陕西话，提一只睡着新生婴儿的篮子，对潼关车站的司机与军警说，丈夫生病，亟须她回去，居然得到额外放行，只是警告她要当心前面的东北军。一口陕语，居然可过封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