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印刷趣谈：梓行女则 李世民京都发敕令

纵观中国历史，自夏至清，数千年间，朝代更迭，帝王难以数计。其中最贤明者，当首推创立唐王朝「贞观盛世」的皇帝李世民。相传李世民出生那年，他的父亲李渊正在晋阳守兵任上。李渊得到自己第二个孩子将要出生的消息，便急急忙忙赶回家中。途中，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拦住了他，非要给他相面不可。此人时不时惊呼，说他不仅是个大贵人，他即将出生的儿子也具有治世之才，将来是个肩负济世安民大任的人。

李渊听了这等谋权犯上之言，十分惊恐，便派人追杀这个书生，以免招致杀身之祸。可此时这个书生已是无影无踪。回到家里，见到已经出生的儿子，他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书生的话，便给儿子起名「李世民」，寓意他将来真的能像书生所说的那样，「济世安民」。

历史证明，但凡朝代更迭，皆因前朝统治集团腐败而失去民心所致。而一个新王朝的创立，除君王的雄才大略之外，还要仰仗文臣武将的辅佐和万民的拥戴。此所谓「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此外，一个贤内助、内良佐的辅助也是至关重要的。李世民既是一位雄才大略、勇于纳谏、知人善任的开明君主，又有长孙无忌、魏征等贤臣良将辅佐，并得长孙皇后这样难得的贤内助帮衬，才能成就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业。本文所要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与印刷(深圳印刷)术有关的、典型的历史典故。

明朝有一个名叫邵经邦的史学家，用了15 年的工夫，换了4 次草稿，写成了一部自称是「述而不作」的史书，取名《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十六《长孙皇后传》中，他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梓行长孙皇后遗作《女则》的事情」：「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后性约素，服御祗取给，不尚华侈。喜观书。帝或言及朝廷政事，辄以蚕织为辞，固要不对。后庭有过，请帝绳之，俟意解，徐为开释，不令有怨。嫔御或生公主，视如所出，疾病辍御药胗视，咸怀以仁……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论汉使外戚预政，马后不能力为检抑，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舍本恤末，不足尚也。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年仅36 岁的长孙皇后临终之时，流着眼泪对李世民说：「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

周红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三百名人故事‧魏征》第503 页，谈到一件与长孙皇后有关的事，说敢于直言的魏征，有时不给唐太宗一点情面，闹得李世民下不了台。有一次为了一份奏书，二人争吵起来，李世民忍无可忍，便自言自语地说：「我非宰了这个乡巴佬不可！」可巧这话被长孙皇后听到了。长孙皇后赶忙回到屋里换上朝服，非常郑重地对李世民说：「臣妾祝贺陛下！」这让李世民感到惊讶，随口问道：「你贺我何来呀？」长孙皇后便说：「常言『主明臣直』，魏征的直率是由于陛下开明的缘故呀。」这使李世民转怒为喜，矛盾得以化解。

李世民是一个「知人善任、勇于纳谏和礼贤下士」的明君，对失去如此睿智、贤淑，且在治理后宫乃至国家政事方面给予自己巨大支持的妻子，悲痛万分在所难免。因此，当宫司发现长孙皇后的遗作《女则》并把它呈上给李世民时，李世民对自己妻子撰写的能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和「足垂后代」的好书「览而嘉叹」，并下令将其印装成书，势在必然。著名印刷史家张秀民老先生，据此提出了印刷术发明于唐初的「贞观说」，并在报刊上4 次发表专题文章，对这一论点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