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江青与吕后玉玺 1(2)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他是一个医生，给谁看病都是应该的、正常的。他给国民党大官看病，那是他的职业，难道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的医生就是特务吗？就不能给共产党的大官看病吗？不要乱怀疑嘛，你不用我用嘛。”

 

    在西山躲避战争的一天，江青对杨银禄说：“小杨，现在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会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杨银禄把江青的意见报告汪东兴，他也很支持，并告诉警卫局给准备了一辆教练车。

 

    江青学车的教练员是她的司机李子元。江青头两次学开车，比较小心谨慎，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第三次开车，她的胆子大了，油门也加大了，车速快了。教练员几次提醒她开慢点，她可就不怎么听了。结果撞到了一棵杨树上，车前的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了。一辆很好的大红旗轿车撞成了那个样子，她毫不心痛，从车上下来，看了一眼说：“不碍事，没有关系，我还学。”嘴上这样说，但事实上她害怕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那个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江青经常用的东西，别的中央领导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会不高兴，甚至发作出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钓鱼台共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15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再加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住在这里，所以有人说，钓鱼台的南半部是一个禁区，江青是钓鱼台的霸主。

 

    江青不但长期霸占着两栋楼，还有四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由她一个人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去看，包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叶剑英在内。

 

    江青突然请老干部们吃饭

 

    四届人大召开前，江青一伙为了实现出面“组阁”的企图，不惜厚着脸皮，向刚刚获得“解放”的一些老同志示好。

 

    有一天叶飞突然接到中办的通知，叫他晚上到钓鱼台17号楼吃饭，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江华和宋任穷等。当时大家都知道，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住的。

 

    叶飞等人到了 钓鱼台17号楼，在客厅坐下，主人迟迟没露面。后来，江青终于出来了，先跟叶飞握手，她摆出大首长的架子，问叶飞：“你是哪年生的呀？”叶飞回答说是1914年生的，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江青故作惊讶：“噢，我们是同岁。”叶飞不搭她的话茬儿。显然，叶飞对她自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极为反感，不愿与她多谈什么。

 

    江青落了个没趣，赶紧说：“在座的人我都认识、见过，就是没见过叶飞同志。这次是主席叫我来的，说是老同志对我有意见。”接着，她显得不无悲苦地说：“老同志不知道我真苦呀!我和林彪作斗争真苦呀!这个苦有谁能理解呀!林彪有党权、有军权，我是赤手空拳和他斗呀……”老同志们谁也不吭气，连个表情也不给她，出现了冷场。

 

    宋任穷觉得不要让江青下不来台，就说了句：“我们不清楚内情。”

 

    江华没好气地说：“我们被关押的关押，劳改的劳改，不知天下大事!”

 

    自讨没趣的江青叹了口气说：“唉，真是一言难尽……吃顿便饭吧。我这人生活上是随便的，吃得也简单，就请大家吃点儿山东家乡的饺子。”说完把大家让进饭厅，服务员给每人上了一小碗汤饺。吃罢一碗，大家都说吃饱了。哪能不饱？一肚子的气顶着呢，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康生“知难而退”，江青“冒险前进”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康生忽然搬出了钓鱼台。虽然那里的8号楼仍保留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小石桥胡同的家里居住了。

 

    康生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国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高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他也确实有点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往前冲。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成了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

 

    当年北京盛传：“江青要当副主席啦!”其实，江青还想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21岁，比周恩来小16岁，比康生也小16岁，而且她有一张“王牌”——毛泽东的夫人。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能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文章中，把江青明明白白地排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后的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的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自培养的张春桥、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他们被人称为“文革新贵”。

 

    张春桥不时估计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姚文元则取代了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的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

 

    康生“知难”而退了，但他还在盘算着，在他去世前找来王海容，把江青是叛徒的事情揭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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