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沉默寡言的林彪为何高声批评毛泽东？(2)

    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靠边站了，毕竟未遭厄运，在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实为不易。究其原因，是莫斯科发挥了关键作用。莫斯科曾经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毛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就越来越为莫斯科重视。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反复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1933年底在酝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时，博古原本想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拿掉，没想到最后经莫斯科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被提升为政治局仅有的九位正式委员之一。有了这样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在近两年的无所事事中，平安地等待自己的机会。

     长征路上的曲折

    1934年，蒋介石以五十万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连续失利，被迫长征。湘江血战后，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军内一片怨言。

    毛泽东此时已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竟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有了这个，再加上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他们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举扳倒了“左”倾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会后对妻子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的确，在张闻天和周恩来支持下，他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

    然而，重掌兵权的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就因轻敌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后回师再战遵义，虽进攻桐梓、娄山关得手，但却伤亡惨重，仅红三军团损失就几达三分之二；接下来，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意见，坚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四十公里处的鲁班场，希望再打个大胜仗，但那里却驻有国民党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工坚地利，以逸待劳，中央红军虽集全力攻坚，依然惨败，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

    几次三番行动难以达到目的，还有大批伤亡，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在增加。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四渡赤水结束后，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竟然高声批评：“像他（指毛）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批评浪潮滚滚而来，张闻天出面，在1935年5月12日的云南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主张，并迫使这些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总算熬过了这段被他称为“急风暴雨”的时期，迎来了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师。可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坚持南下。毛泽东又成功劝说张闻天同意，不顾分裂之危险，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使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升高。

    在莫斯科心中的地位

    自中央苏区沦陷，莫斯科直到1936年7月才与陕北的中共中央首次恢复电讯联系，但并非对中共的情况一无所知。1935年10月，陈云、潘汉年已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但在莫斯科看来，也许由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去领导中共，更合他们的心意。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51、411页。]，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真理报》则将毛称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即便了解了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后，莫斯科也未转而去宣传张闻天。

    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当然清楚上述情况，但他毕竟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做惯了莫斯科的代言人，内心并不真心认同毛的领袖地位。因此在1937年11月29日与康生、陈云等返回延安后，王明挟传达国际新的统战策略之势，很快就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为依托，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由于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王明甚至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

    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当然不满，后来干脆说此时“中央已名存实亡”。1938年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在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确立，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成为真正的领袖

    毛泽东取得领袖地位后，工作可谓得心应手，中共军队到1940年已达五十万人，并拥有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对于莫斯科事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指令，毛泽东渐生怀疑。然而，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且有相当一批主要领导人都曾留苏学习，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既是信仰，也是习惯。因此，莫斯科完全能用组织手段，颠覆毛尚不十分稳固的领袖地位，毕竟，此时张闻天依然是名义上的“负总责”。必须消除莫斯科在中共党内的影响，走独立发展之路，这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