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中途”
本报见习记者 杨书源
2016年11月，一则启事大大方方刊于广州当地报纸：广州首个针对精神疾病康复者的中途宿舍还有4个床位空缺，欢迎本区持有精神残疾证的康复者报名。截至记者前去采访的今年1月中旬，尚有3个床位空缺。
中途宿舍，又称社区矫正中心，是为青少年、刑满释放人员、精神疾病康复者、成年智障者等特殊人群提供临时安置的生活场所。针对精神疾病康复者，中途宿舍的主要功能是恢复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提升其社交能力，同时给康复者家庭成员留出时间做好接纳准备。
关于精神疾病的疗法，这座城市对于“首个”并不陌生。
1898年美国人嘉约翰在广州以“惠爱医癫院”为名，创办了中国第一间精神病专科医院。那时，大多数国人并未意识到精神病是一种疾病，而精神病人发作时也常被视为是“鬼神附体”。
如今面对精神疾病患者，社会早已远离荒诞认知，但隔阂与戒备之心并未消失。一起起恶性案件发生后，犯罪嫌疑人若被揭开精神残疾身份，舆论往往在一声声“难怪”中偃旗息鼓。
“上世纪80年代一场精神疾病康复者复发杀人的惨案后，港人开始思考，如何为医院之外的精神疾病患者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针对精神疾病康复者的中途宿舍应运而生。”在香港中途宿舍担任过5年社工的崔佳良告诉记者。
借鉴香港经验的广州“爱回家”中途宿舍，2013年开设。位于北京路闹市区的一栋小楼，成为一群精神疾病康复者回归之路的缓冲带。
上锁的公共卧室，近4年从未发生险情
投宿者
林树栋（化名）来北京路那年是19岁，他是“爱回家”中途宿舍的第一名投宿者。
第一次走进这座独栋老楼，他在门口张望了很久，他要确认这里没有“白大褂”——他在精神分裂症发作住院时，曾因把探病的姑姑送到医院大门外，被“白大褂”硬生生架回病区。
今年，林树栋23岁，依旧没有离开。
这个由社区幼儿园改造的“客栈”，有4间卧室，共12张床。桌角都用泡沫包裹，除此之外，一切看似和普通民宿无异。
不过，卧室的门在白天大部分时间，被锁起。“希望他们不要躲在屋子里，多和外界接触。”管理起居的小曹告诉记者。
“爱回家”开设近4年，共有20多位房客，从未发生过任何由于病情复发导致的险情。据项目主管谢倩莹介绍，也从未收到附近居民投诉。
“自由出入，不耽误妈妈工作，可以学一点工作上的事情。”树栋穿着宽松的运动服，坐在沙发上边吃午饭边讲住宿心得。他说，自己长进最快的，是制作汽车车窗上的提示贴。这是向康复者开放的庇护性就业项目。
熊可（化名）是树栋的好友，来宿舍1年多。2010年出院后，他曾被父母送到专为精神疾病患者疗养所设的农场，农场每天6时30分要求所有人起床劳动。“我大声喊我累了，要休息，但是没有人理会我。”所以，他冲农场管理人员挥出了拳头。
可在宿舍，他温和得像位绅士。每天清早，他都挥着胖乎乎的手跟所有人打招呼。“这里的老师很有耐心，从来不会强迫我在很累的时候起床。”
虽然作息、服药、工作也有规定时间，但每位住宿者拥有根据身体状态进行调整和沟通的权利。
熊可甚至在宿舍学会了集中注意力看长段的电视剧字幕。
“我们只是关注那些关键的问题，更多的生活空间还给他们。”尤超是宿舍里负责个案管理的专业社工，他说的“关键问题”是指，对疾病、自我、服药的认知以及对待工作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相处原则。
据越秀区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定期向辖区内200多名康复者的电话访问记录，出院后直接回归家庭的康复者，能够恢复日间正常学习、工作的寥寥无几。
“病人首次发病出院后，一般是赋闲在家、行为懒散、抗拒服药，错过了恢复各项社会功能的最佳时期。家人为了避免出事，往往需要请长假甚至辞职照料。”尤超告诉记者。而在香港，历经30年发展历程的中途宿舍已成精神疾病康复者选择住宿服务时一个近似生活常识的选择。针对精神疾病康复者的中途宿舍，在香港共有约2000个床位。
有人去了又来，有人超年限居住
避风港
每个周末，是树栋妈妈晓宁（化名）口中孩子从“学校”放假回来的日子。
小曹告诉记者：“周末，我们会要求他们回家，用这种方法培养他们家庭观念的同时，也戒掉他们对家庭的过度依赖。”
“其实，很难有康复者在出院时真的完全准备好回归家庭，因为那里很有可能就是他患病的原始环境。”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医生武雅学说。
现在两人一同出门，晓宁都会提早半小时告知树栋，让他有充足时间确认家中窗户是否关好、天气预报是否收看完毕、衣服色彩搭配是否合适。
这种经验，来自于晓宁一次在中途宿舍的家属培训课所得——主讲人告知，对于树栋这样的患者，每天出门时是最艰难的时刻。在中途宿舍，树栋每周末要出门回家时，都有一位社工陪伴引导他度过半小时。
“现在，我和他住得远了，关系却近了。”这位单亲母亲觉得，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树栋一直不愿意从中途宿舍“毕业”。
今年春节前，超年限居住的树栋打算尝试在家里长住。可没过一周，他决定重回宿舍。
下决定的那天早晨，树栋从梦里惊醒。因为没有宿舍里规定时间的约束，他的生活秩序乱了。
他忆起在去中途宿舍之前，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曾在小区门口、超市里忽然抽搐晕厥的场景。他对晓宁说，要回宿舍。
对中途宿舍的依赖，熊可表现得更直接。他说：“我很喜欢这里，有和自己一样的人，不会被笑话。我愿意在这里一直到退休。”
还有更多不可见的依赖，在康复者决定离开后爆发。
为了方便参加全日制的日语培训，王泰（化名）离开中途宿舍近1年。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因为他在宿舍时并不合群。
“他总是自己端着笔记本电脑忙碌。”这是熊可记忆里的王泰。
然而，没过一个星期，他又出现在宿舍，从此保持一周几次回宿舍的频率。
“我就像是精英去了相反的地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我看来逻辑混乱，无法深度攀谈。”清瘦的王泰坐在宿舍熟悉的沙发上，摊摊手。谈起舍友，他总用“他们”来将自己隔开。
“但无论怎样，我还是不能够彻底脱离这里。起码，在这里，大家都一样。”王泰说出了憋在心里的秘密。
离开宿舍后，一次他在路上偶遇在澳洲读书的昔日好友，好友知道他的病情。“他径直从我身边走过，装作不认识。”王泰回到家，拨通朋友家电话，歇斯底里，“你最好死在澳大利亚算了！”
据尤超介绍，中途宿舍的服务周期通常是两年，可超过两年仍在宿舍居住的康复者不在少数。“我们不会强行把他们推出这个避风港。”
而中途宿舍究竟能否成为绝对的“安全地带”？广东湛江的精神科主任医师许锦泉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他曾就中途宿舍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康复的影响做了两年随访，研究发现，中途宿舍只是模拟社区的环境，相当于开放式病房并配备庇护工场。庇护性工场可作为某些重症残疾患者的长期生存地，也可视为一种康复的初始阶段，但对患者进一步的职业竞争，常常并无帮助。
无论0分还是59分，都会被判不及格
“易碎品”
关于树栋是否应该继续住在中途宿舍，晓宁总在内心进行激烈的自我辩论。
——“真不能再等了，懒成了习惯，好难改。”
——“他该离开却不是现在。毕竟现在情绪稳定，出去打工也不具备条件。”
“他还是孩子，放过他。”晓宁的自我辩论往往以一句心理安慰收场。
“精神疾病患者的出院和痊愈绝非同一个概念。”武雅学解释了精神疾病患者出院的两种可能性：其一是临床痊愈；其二是患者并未达到临床痊愈的标准但过了急性期，家庭成员有条件照料，“第二种情况是主流”。
“一日患病，终身带病。”康复者唐宜（化名）总结自己这十多年被家人当成“易碎品”的生活。
年近30岁的他，有10多年精神分裂症病史，病情多年稳定未复发。有天，他激动告诉父亲：“我喜欢上一个女孩，想追求她。”父亲却几近愤怒：“你得这种病，谈婚论嫁的事，想也不要想。”
他还曾想退掉残疾人补助，去找全日制工作。但父亲用婉转说法掐断了他的念头：万一复发，福利被取消，又失业，怎么办？
“好像总有一条及格线钉死在那里，只要在线下，无论是0分还是59分，都会被判不及格。”回龙观医院康复科主任崔勇描述了大多数家属的心态。
陈趣晶是广州市越秀区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工。她介绍，很多自愿到中途宿舍的康复者，就是因为不想受到家庭过分保护。
过分保护，究竟到了何种程度？陈趣晶举例：康复者一下楼，家人就觉得身处险境；一开煤气灶煮饭，家人就惶恐万分。
“同样危险的，还有将其视为完全正常的状态。就像是曾患腿疾的康复者，你总希望他像以前那样健步如飞，但急躁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康复者的脚筋再断一次。”崔勇说。
经过几番折腾，唐宜和他在精神卫生中心认识的病友史力（化名）进了一家面包房工作。院方和店主签了协议：每天允许院内日间康复中心选送的一些“非正式”员工在此上岗。
店主对记者说：“这些康复者来上班，我一点也不介意。这就像是得了高血压的人，只要按时服降压药，一点问题也没有。”
然而，必要的区分依旧存在。比如，康复者被安排从事与食品安全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工种。曾经，一位康复者在切面包时意外划伤手，医院和店主商量，取消了康复者这一份工种。
史力是康复者中最擅长交际的，他被指派在大堂向客人介绍面包口味。偶有知道面包房背景的客人，向史力询问哪几位是康复者，他就礼貌微笑不作答。
对于就业，史力并不想止步于此，他的观点是：和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虽能互相劝勉，但庇护性的就业办法和单一人群的社交模式终究不能让康复者适应来自社会的真正压力。“你依旧还是不及格。”
用店主的话说，“面包房所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多向前走一步，或许一切都会被改变”。
从俯视到平视，转变正在更大范围发生
过渡期
一次朋友聚会，晓宁怀着顾虑把树栋带去参加，一路嘱托诸多注意事项。
聚会结束，树栋告诉母亲：“坐在左边的阿姨很真诚，可以做朋友；右边那位，她一直在说别人不愿公开的秘密，只适合做一般朋友。”
晓宁惊诧于儿子的成熟心智。当晚回家，她第一次认真询问树栋：“我今晚要做鸡肉，你觉得吃炒的还是蒸的比较有味道？”
“他不应该一直做那个被安排的人。”晓宁兴奋地提醒自己。
这种观念的转变，正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
作为立足于社区康复的专业社工，陈趣晶从社区活动这件小事说起：“现在针对康复者的每次培训、娱乐活动、健康咨询，我们都越来越在意康复者的感受。而过去，很少有人想到去问康复者本身需要什么，很少把他们当成会思想的主体。”
在陈趣晶看来，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原来带有“治疗、帮助”意味的居高临下，正被以“平视、倾听”为主的服务理念逐渐代替。
“1∶7”，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主任潘桂花向记者强调的比例。具体来说，是目前上海的精神疾病康复体系之中，每1位专业的精神疾病医护人员的背后，还有7位相应具有相关技能与知识存量的社工人员、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等多功能团队。潘桂花认为，只有社区力量和医疗资源真正抱团，精神疾病康复者才不会在走出医院那一刻无所适从。“毕竟，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普通人的社区中度过。”
能做的，还有很多。
在回龙观医院，有间20多平方米的诊疗室，也是“舞台”。这种心理情景剧表演的疗法，已采用10年。
“患者们重构的场景，多数是与家人相处中尚未被察觉的细节，也是他们潜意识的创伤面。比如一位患者，从头到尾演出了家属把他骗进医院的过程。”据主管心理技师李启永的观察，50%患者都在重构家庭场景，“很多患者的问题均来自家庭。我们可增强患者的心理调适能力，让他对回归家庭后的压力有所免疫。但如果家人不改变，他可能会在回家后被打回原形。”
这个忧虑，也正是中途宿舍所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如何平稳过渡。
在中途宿舍当过5年社工的崔佳良说，在香港，中途宿舍是“可上可下”的康复机制的流通环节之一。住宿期间，如康复者各项能力指标提升，可以申请自由空间更大的半独立辅助宿舍；如病情加重，也可申请住宿长期护理院。
“起码现在的医学不再把这类疾病当成是一个要根除的病症。它是一个人的社会功能修复过程，需要漫长陪伴和疗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日间康复中心每周1至2次的公益讲座中，潘桂花想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更多康复者及其家属。
今年春节长假后，广州越秀区中途宿舍的舍友悉数从家中回到宿舍。他们像学生开学一样，彼此问候。
熊可躺在柔软的沙发上用粤语唱起 《狮子山下》：“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
树栋保持着早起习惯，一大早开始工作。工作台上，放着一堆汽车车窗上的提示贴——“临时停靠，请多关照”。他读出了声响，微笑着用手指轻轻拈起胶水还未干透的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