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怎样影响历史的 古代中国啥是主食？且看秦禾论粮

    粮食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

    秦禾

    人口问题，从人类诞生起就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它和政治、经济、军事、环境乃至文化理念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人口史就是一部人类演变史。据科学家、考古学家们依据人类活动推测，在中国的黄帝时代，全球人口大约一千万至两千万，而现在的全球人口是六十多亿，翻了约300多倍。我们有理由认为有文字记载前的人口数只是个估计——以我国为例，以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构建的以黄帝为始祖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汉代之前大多是靠传说或神话而来的；但是有文字记载以后我国的人口数字，大多朝代都是基本精确的。粗劣地看，我国人口历史增减的几个大的波动期，无不受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

    影响人口增加的因素首推自然环境。中国古代史籍从《尚书》开始就认为，在尧帝时期是“洪水滔天”；《孟子》中描写也是说尧帝时“洪水横流，泛滥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先人们只好在树上筑巢，或在山陵的岩石下居住（即现代所说的“营窟”）。中国夏朝前大约在公元前19世纪前后的几个世纪内，地球上平原地带可能到处都是洪水泛滥，这从一个流传到今天的巴比伦神话也可得到印证。这一时期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两河之间的地方）平原就孕育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巴比伦神话生动地反映洪水泛滥的情况，西方后来著名的诺亚方舟的故事也是从巴比伦“诺亚方舟”、“和平鸽”的传说演变来的，至今在世界范围类广为流传。上古时期，由于人类个体的弱小和抗御自然能力的低下，仅靠采集和狩猎是不会获得大量食物的。聪明的人类这时作出了的两个伟大举动，一是结成“社会性”群体——其它低级动物至今所不具有的本领；二是顺应自然——将残酷的狩猎改为人工饲养温顺些的牲畜，将采集草果改为在土地上耕种作物。毋容置疑，“社会性”聚集和农耕文明的发明，是我们祖先最古老、最聪慧的选择！老祖先早期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人类启发是刻骨铭心的，人类的“社会性”，时刻告诫人们要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要“兼相爱、交相利”地友好和谐相处，当人类把同类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时，人类也就到了灭亡之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顺应”自然和环境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人类过多的选择“征服”、“改造”、甚至是“破坏”等举动时，人类的厄运必然就来临了。

    粮食生产力水平是影响人口增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人口问题的核心就是吃饭问题。“吃”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需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照顾其它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当的比例。”汉代之前，中国人的主食是小米、黄米、杂豆、麦和少量水稻；汉代至唐前，粮食作物的比重依次基本是小米、稻、麦、豆；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水稻在全国粮食总量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据明代农学家宋应星的估计，此时水稻约占60%多，小麦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多一点，余下的比例是小米、豆类等杂粮的总合——这虽是一个粗略的估算，但已可以看出，小麦在明代粮食作物中仅次于稻而居第二位。粮食产量的提高，直接导致人口的增加，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古代史中不胜枚举。隋朝粮食生产的发展和储备大量增加，隋文帝末年“天下积储足供五、六十年之用。”（吴兢《贞观政要》卷八《论贡赋》）经济的繁荣也使代隋代人口增加，隋朝初的公元585年（隋文帝开皇五年）人口是4386万人；到公元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就达到了5140万人口（赵开化主编《中华万年历》）。从1531到1718年的不到二百年的时期内，玉米在我国已经传遍二十省。清代时江南地区普遍种植双季稻，番薯、玉米等高产植物在山区普遍种植，客观上提高了全国的粮食总产，从而使清代人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期——三亿多人。

    每当战争、瘟疫、灾荒发生后，人口就会锐减；每当封建统治者给农民较为优惠的土地、赋税政策后，人口就猛增，这种状况在中国古代就像一只“晴雨表”样灵敏。秦始皇统一中国初（公元前221年）人口约2000万，到秦灭亡的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初年）人口只有1400万，仅这15年间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隋未唐初的公元624年人口锐减到1770多万（据《中国人口年表》）。而到了唐前期“贞观之治”时，“均田制”、“租庸调法”、“轻徭薄赋”一些措施的实施，公元640年，人口就增到了2064万，到公元755元（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人口达到6050万——唐前期的全国人口记载应该比较准确，因为这里牵扯到“以人授田”的问题。清政府自从康熙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新税制以后，中国人口就激增。据史载，新税制实行的这一年（康熙五十一年即公元1712年），全国人口大约一亿；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人口就达到了1.4亿；到了乾隆五十年（公元1790年）就达到了三亿多——不到一百年人口就翻了一倍！

    最早提到人口的繁衍应和财富、土地均衡发展的人物当属荀子他老人家，荀子说过：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宜生。这位先哲的意思是说：人口少，所用之物就容易得到满足；土地多，各种物质就容易产生。这里包含了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哲理的唯物主义人口观。然而在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的欲望极度地发酵、膨胀，上演了一幕幕以夺取土地和劳动力为目的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当然还有杀杀戮戮；至今虽然有很多人都吹捧“地球已经是一个村”了，但一些侵物夺地、民族歧视的举动还在世界的角角落落里愈来愈烈地上演着。

    清代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雍正就曾大声疾呼过：“户口日滋，何以为生？”面对“人满为患”的事实，清臣洪亮吉（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曾提过一个解决办法，用所谓的“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解决。前一种是指天灾人祸的“自然淘汰法”，后一种具体指广开闲田、拓展疆土移民去居住、耕种，减少农民税赋、限制“浮糜”消费，抑制土地兼并，遇水灾、瘟疫开粮仓赈济……等等。洪亮吉可谓世界“人口论”的先行者——先于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五至十年。洪亮吉的“人口论”是具体的，但在当时也是难以行通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学术观点”罢了，仅靠“君相法”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和吃饭问题。因为，清王朝在道光以后被西方列强不堪一击，并非完全由人口激增所致，其根源在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政治腐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忽视科技等各种综合因素导致国力衰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