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今,中医针灸申遗成功,笔者感慨良多。这不仅是中国针灸界的喜事,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承前贤遗愿 化国医为世界医
中华民族是最早使用针灸的民族。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年)著的《备急千金要方》说:“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公元1822年,清朝道光皇帝颁诏,称:“针剌大圣,非奉君之所宜”,令太医院永远停止针灸科,使针灸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滞,但在民间仍然流传。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针灸更难登大雅之堂,中医药学受到进一步的冲击。我国近代著名的针灸医学家和针灸教育家,被誉为“中国针灸复兴之父”的承淡安先生(1899—1957),以发扬祖国针灸绝学为急务,以提倡推广针灸学术为己任,联合同道,公开家学。一是创办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二是创刊了我国最早的针灸专业杂志——《针灸杂志》;三是创立了我国最早的针灸专门医院,撰写了十余部学术专著;四是游学日本,学习考察日本针灸发展状况。经数十年传道授业,国内外弟子有逾万之多。他为我国近代针灸的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对现代针灸研究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传统针灸向现代针灸转变的奠基人。
承先生在《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自序中说:“俾我国数千年独特之医术得标扬于世界,岂个人之私幸也哉!”他在1933年10月10日《针灸杂志》创刊号上呼吁:“吾侪国民,亟应拥护国粹,努力奋斗。庶异日绝学发扬,利溥环球,化国医为世界医,吾于是赖矣。”这充分体现了前贤先哲们的博大胸怀和世界眼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号召继承祖国医学遗产,针灸得到空前发展,中医院校设立针灸科。由于种种原因,针灸的推广和发展一度比较缓慢。改革开放以后,针灸又有了很大发展。相信中医针灸申遗成功后,承先生等前辈的遗愿将成为现实。
灸法“简便廉验” 易于推广
现在,中医针灸已传遍世界,目前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在使用中医针灸。然而,作为针灸的发源地,针灸在我国并没有深入普及和推广。其实针与灸各有所长,不能以针代灸,也不能以灸代针。现在使用针法的人较多,人们都较熟悉,而灸法用得少,人多不知,致使针灸失去了一半作用,十分可惜。可以说,“灸法”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早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华民族就使用灸法了。《左传》上说,成公10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病,延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矣,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这里所说的“攻”即灸法,“达”即针剌。《孟子》中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记载。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记载经脉灸法的就有3篇,可能是《黄帝内经》前期的珍贵文献。
在中医史上,历代医学家都重视灸法,如明代李梴在《医学入门》中说:“凡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灸法历史很长,但不古老、不落后,至现在还非常实用,它不是土法,而是中医治病疗疾的技术之一。灸法安全稳妥,经济节约,成本很低,易学易用,只要掌握技巧,正确操作,没有多大痛苦,对人体和环境无害。
简言之,灸法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历代医学家留下很多著作和验案。经国内外现代医学科学试验研究证实,灸法能够活跃脏腑功能,旺盛新陈代谢。施灸时对血压、呼吸、脉搏、心率、神经、血管、血液、内分泌、免疫系统等都有调节作用,能防治、辅助治疗目前某些尚无特效疗法的疾病,如病毒性乙型肝炎、慢性肾炎、慢性气管炎、哮喘、癌症、白血病等疾病。
此外,灸法还可以结合中西医药协同治疗。不论外科手术、放疗、化疗、放支架、透析等介入疗法,治疗后都伴有症状和不适,还需要服药和调养,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灸法。
传承针灸 亟待提高学术技术
针灸能传承到今天,主要依赖于它有确凿可靠的疗效。疗效才是硬道理。中医针灸申遗成功后,我们面临的任务更重,要走的路更长,要做的事更多。最关键的是要提高针灸的学术水平,水平高了、疗效好了,才能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接受和认可,才会有较大的发展。
当前,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在持续上升,传染病威胁依然存在,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疾病负担和公众健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突出。针灸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发挥它“简、便、廉、验”的独特作用。针灸尤其是灸法,在我们面前还有广阔的“荒原”,亟待我们去发现、去开拓、去实践。各级医疗机构要重视针灸的开展,多做普及推广工作。要加紧培养针灸人才,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大力提高针灸的学术水平,为造福人类做出贡献。 (谢锡亮讲述 盖耀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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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亮,男, 1926年生,汉族。 1953年于针灸教育家承淡安先生创建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实习研究班”毕业,受到承师的亲传教诲,从医近60年。曾在山西省襄汾县人民医院工作30多年,并于1987年创建襄汾县中医医院。历任山西省针灸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针灸专家讲师团教授、中国澄江学派侯马针灸医学研究所所长。著述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