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
周恩来和邓颖超
身为女人，邓颖超特别看重自己的婚姻，回忆起当年恋爱时光也总是心中充满欢愉。但是邓颖超不是那种喜欢随便讲述自己隐私的女性，因此，只有当她感到和赵炜已经 特别熟悉时，才渐渐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往事。
我到邓大姐身边的时候，她和周总理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她对和周总理结婚时的往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我讲周总理年轻时的往事。那时，我们常在院子里散步，我随便想起什么就会问什么，每次邓大姐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
有一次我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也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大姐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大姐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1987年，邓大姐会见了日本老朋友竹入义胜，当时竹入请邓大姐讲讲她和周总理结合的往事，她欣然应允。那一天，邓大姐讲了年轻时同周总理相识相恋的过程，我虽然已经听她讲过那段故事，但还是很认真地又听了一遍，而且还做了详细记录。那天邓大姐的精神特别好，会客之后还不觉疲乏，又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一段后来她得知周总理追求她动机的小插曲。“那是1956年，有一天恩来的侄女来了，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邓大姐说到这儿又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大姐，看来总理还是有眼光的，您确实就是符合他要求的革命伴侣呀。”我由衷地感慨。
“让革命与生活和谐是很难的一件事，两个人要是没有相互理解和支持是很容易闹意见的。”邓大姐若有所思地说。
“您和总理没闹过意见吧？”我又问。
“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真的？结婚还生气？”我有些奇怪。也巧，邓大姐那天情绪出奇的好，看我好奇，就又讲了一段她结婚的往事。
也许结婚的日子对女人很重要吧，邓大姐当时还清楚地记得她从上海乘客轮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在这之前她曾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受到过上海妇女界的欢迎。由于事先曾经发了电报，邓大姐当时认为周总理一定会去码头接她，到了码头就急切地用一双大眼睛四处搜寻总理的身影。但是，直到人都快走完了，她也没见到自己日思夜盼的爱人。那时邓大姐很不高兴。她说：“离别五年了，我今天不远万里来到广州，他却不来接我，真让人生气。”不过邓大姐毕竟也是革命者，气了一会儿心里也就平静下来，“我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我手里有他的地址，干脆叫了辆人力车自己找去了。”
其实，周总理是个很细心的人，那天他确实忙得脱不开身，但却安排了他的警卫副官陈赓拿着邓大姐的照片去码头接她，谁料陈赓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也没找到要接的人，只好沮丧地打道回府。后来，陈赓在门房见到邓大姐，心里才踏实下来，他向邓大姐解释后就把她带到一间房子里。
六十多年过去了，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当年新房里的摆设。她慢慢地回忆说：“整个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还有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看样子恩来已经把结婚的房间布置好了。这时陈赓打来洗脸水，又倒了凉茶让我解渴，还让我先休息，我说已经在船上休息过了，来广东是工作的，如果方便能不能带我去看看革命的广州。”据邓大姐回忆，那天陈赓先带她去了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会，人家说周恩来刚走；陈赓又带着她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的领导人正在开会，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周恩来都在那里。“我四下寻找恩来，看到他在屋子的一角正低头写着什么，五年不见，他比以前瘦了一些。这时陈赓走到他身旁在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才抬起头向我点点头笑了笑。本来我想他一定会过来同我说几句话，没想到他和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打招呼，站起来就和陈延年一起走了。这时，我心中真有点委屈，人家不远万里而来，难道说一句话的工夫都没有？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
就这样，邓大姐到广州的第一天居然和周总理没说上一句话，那天周总理忙得就住在广东区委会，而她也因为宵禁提前回不了家在外面凑合了一夜。第二天，邓大姐就挑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说到这里，邓大姐得意地说：“何香凝不会说普通话，我协助她工作首先得学会语言才行，我给自己定下个期限，要在三个月里学会广东话。事实上，我很快就能说广东话了，时常还得为何香凝当翻译。几十年来我的广东话一直没忘，遇到广东人我还可以同他们说一说。”
念叨了两句广东话，邓大姐把话题又拉了回来，看得出那天她很兴奋。“我还得接着说我见到恩来的情况。那天下班后，我刚走进住处就听到恩来的笑声。他同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我急忙跨进门说，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那天晚上，我和恩来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我们结婚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客人，很简单，我们就住到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
邓大姐说，结婚时，周总理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他结婚就都让他们请客，尤其是张治中，还非要见见新娘子。这样，有一天她和周总理就请了两桌客，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等都来贺喜，那天来的还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他们就住在邓大姐家对面。
提到那天请客的情形，邓大姐特别兴奋，她说：“听说我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张治中就提出让我讲恋爱经过，大家鼓掌。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可惜战争时代，开始我还有很多明信片，后来都损失了。我介绍后得到热烈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这时我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我很长时间不习惯人家叫我周夫人，后来他们也不那样称呼了。”
“那天客人们一杯又一杯地向我们敬酒，我不会喝酒，恩来把客人敬我的酒全代喝了下去。我不知道恩来的酒量，只见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杯白兰地，我心里又急又担心，但怎么也挡不住敬酒。那天恩来真的喝多了，但他有自制力，没有失态。等大家都走了，恩来不让李富春和蔡畅走，他自己明天还得去广东大学主持黄埔军校新生入学考试。后来，蔡畅和我将恩来扶到阳台上吹风，蔡畅打来一盆凉水，我用毛巾给他擦脸还找来一碗醋让他喝掉醒酒，就这么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恩来渐渐醒来，连忙谢了李富春和蔡畅，让他们休息，我也扶着他回房休息。哎呀，那一晚真热闹，我没想到恩来会有那么大的酒量。”邓大姐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让周总理喝那么多酒，但事实上周总理的酒一直没少喝，但却很少醉，因为他很有自制力。
有一次，吃完晚饭，邓大姐又和我聊起往事，她说：“自从我和恩来结婚后，人们没少问过我们是怎样恋爱的，我和恩来从来都是坦荡荡地告诉大家对方在自己心中的位置。”那次，邓大姐给我讲起在延安时她和周总理分别被“盘问”的情况：有一次，延安开“三八妇女节”座谈会，到会的很多女青年起哄让邓大姐讲她的恋爱故事，“我呢，当时干脆站起来，给她们背了一段当年恩来在法国写给我的信。我这么一背信，大家都十分惊讶，因为那时我们结婚都20年了，她们奇怪我怎么还能把年轻时的一封信记得那样牢。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你心中想着对方嘛。”她说，“有一次，恩来也遇到了一伙女孩子的盘问，延安女同志少，但个个都是挺活泼的。那些女同志问他我们是怎样恋爱的，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幽默地说：‘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起指头算，算啊算，就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说到这里，邓大姐和我开怀大笑。我注意到，对婚姻的回忆，使邓大姐的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年轻人谈恋爱时才特有的幸福表情。
邓颖超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她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还曾去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谈起孩子时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趁着邓大姐那天情绪好，我就让她讲讲孩子的故事，邓大姐便慢慢倾吐出她对曾经失去的孩子的依恋。
邓大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大姐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正在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大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地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痛得一个人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看了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大姐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大姐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大姐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讲完这段往事，邓大姐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从她的口吻中，我感觉出了一点点懊悔，但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安慰她。
“我第二次怀孕快生产时恩来又不在。”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又接着讲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经过。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大姐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十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大姐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大姐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大姐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得不行了。
后来，邓大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读者王钊摘自《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6月版，定价：3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