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和杨勇的悠悠战友情(2)

杨得志和杨勇从抗美援朝前线先后回国后，都被中央军委委以重任，杨得志一直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勇则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两人都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保卫国家安全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上。20世纪60年代，他们分别组织领导济南军区、北京军区部队进行大练兵，1964年率军事训练尖子在北京汇报表演，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检阅，受到高度赞扬。这一时期，尽管杨得志和杨勇不在同一地工作，但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深情厚谊。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错误思潮蔓延到军队，一大批开国功臣战将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杨勇也不例外。早就把杨勇当做其篡党夺权障碍的林彪，以“彭（德怀）、黄（克诚）集团漏网分子”的罪名，对杨勇进行政治诬陷。1967年1月22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被军区造反派抓走、扣押，后下放到河北邯郸某部队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1月31日，杨勇摔断腿后，由于腿伤过重，辗转到几家部队医院，都要给杨勇做截肢，杨勇坚决不同意。随后杨勇被送往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但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存在不足。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亲自打电话给总参谋部，派飞机把杨勇接到北京301医院进行手术治疗。4月底杨勇出院后暂住在总政治部招待所，不知道下一步前往何处。这时，老战友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要杨勇到武汉休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要他到沈阳。

不久，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来看望杨勇，邀请杨勇到他管辖下的山东疗养。杨得志干脆对杨勇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到我这里吧。”1971年5月中旬，杨勇按照杨得志的安排，架着双拐和夫人林彬、女儿京京等来到青岛，住进了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位于太平角的房子。杨勇住在青岛，没有任何职务，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清闲的时光。疗养的环境也很好。杨得志给他安排在疗养院，冬天的房子离海边远一些，有暖气；夏天的房子则靠近大海，海风习习。杨勇经常拄着拐杖在疗养院附近活动。离他们不远处的海边有一个海水养殖场，所以海边能看到飘来的零星海带，杨勇和孩子们不时下海捞海带。他有时也带孩子们去沙滩上挖蛏子，钓螃蟹。杨勇还经常指挥孩子们到隔壁铁路疗养院锅炉房后边的麦地里“偷”挖野菜，回来包饺子吃。在“老杨哥”的多方关照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锻炼，杨勇的双拐换成了单拐，单拐变成了手杖。

周恩来总理也十分关心杨勇的处境。1972年春天两次询问杨勇的下落：第一次总政回答不在北京，不知道在哪里，需要查询；第二次询问得知在青岛养病，才放下心来。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勇告别“老杨哥”，离开生活了一年的青岛，回到北京。1972年7月杨勇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相聚相离在总参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杨得志、杨勇分别带领武汉军区、新疆军区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清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狠抓各级党委和支部的整顿，加强战备训练，落实各项战备制度和规定，使所属部队正规化建设有了长足进展。1977年8月，杨勇任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9月，他再度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杨勇深知总参作为中央军委的办事机关和全军的军事统帅机关，肩负的责任重大。他到任后，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积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推动总参谋部各项建设迈上新台阶。杨得志则于1979年1月临危受命，由武汉军区司令员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在保卫西南边疆的作战中，他亲临一线部队指挥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1979年底，由于工作太忙，邓小平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经小平同志征求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打仗不错，团结同志，工作负责，拟由他接任总参谋长。后来，中央对总参谋长的人选又有新的考虑。1980年2月，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杨勇协助他抓全盘工作。这是杨勇第三次担当“老杨哥”的副手，也是朝夕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3年）。对杨得志的到来，杨勇表示热烈欢迎，并相信杨得志来主持总参工作，总参一定会有新的面貌。为了让“老杨哥”熟悉部队情况，杨勇多次抱病陪他到外地视察。虽然有些地方杨勇刚去过不久，但仍然坚持陪同前往，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总长现场汇报、介绍情况。在东北勘察地形时，有一天，在部队视察，适逢下雨，杨得志和杨勇不顾雨淋，坚持看完全部军事表演课目，使部队指战员很受鼓舞。1982年2月，杨勇陪同杨得志视察西沙群岛的建设，详细询问指战员们的生活情况。离岛时，战士们恋恋不舍地说：“希望首长再来！”杨勇乐观、爽朗地回答：“一定再来看大家！”他和杨得志约定第二年的春天再去西沙，但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1982年初起，杨勇逐渐感觉身体不适。经解放军总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杨勇的病情明显好转，恢复得不错。杨得志曾劝他休息一年，他却执意不肯。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幸存者，活着就得拚命干！”杨勇坚持出席党的十二大，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坚持总参的日常工作。直至再次入院前，他还在总参党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对全军和总参机关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住院期间，杨得志几次去探望他，他总是说：“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了。”后来他的病情严重恶化，讲话都困难了。他还吃力地对杨得志说：“告诉医生不要再用药了，不起作用了，那是浪费，不要再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