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何挺颖的深厚战友情
毛泽东与何挺颖的深厚战友情
何挺颖，字策庸，号科生，陕西南郑人。1925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并参加了“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办《汉钟》杂志（后改名《新汉》）。1926年秋，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协助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24日，在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在转移途经吉潭村时再遭敌袭击，不幸牺牲，年仅24岁。何挺颖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位杰出的政工干部。从三湾改编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何挺颖始终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三湾改编，开始了毛泽东与何挺颖政治思想的第一次神交；何挺颖指挥黄洋界保卫战大捷，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何挺颖不幸牺牲，毛泽东倍感痛惜，多年后仍深切缅怀。
三湾改编：毛泽东与何挺颖政治思想的第一次神交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然而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部队连打败仗，由起义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部队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前委的统一领导。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特别是芦溪遭袭以后，部队中不断发生的逃跑现象，更能说明党对这支连打败仗的部队缺乏有力的领导。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都是松散地存在，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军事主官手里。那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们是希望建立军事长官的权威的，不高兴看到由党代表参与指挥部队的一切。他们沿用的是一套旧的带兵方法，严重地妨碍着部队中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以上的这些情况，积压在毛泽东心里，使他感到焦虑不安，也成为他让部队停下来歇息一天的主要原因。他要腾出时间与一些同志交谈，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在如何有力地掌握部队的问题上，拿出一个好办法来。
从文家市出发以后，毛泽东一路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虑。在周围的政治工作干部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就是在第1团担任连指导员的何挺颖。
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的何挺颖，其实在北伐革命期间就已经是团指导员了，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在如何做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何挺颖渐渐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干。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较浓，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士兵们，对平时被人称为“卖狗皮膏药”的连指导员极为尊重，连队没有一个逃兵。这种现象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天上午，毛泽东让人把何挺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前委书记毛泽东喜欢与这个思维活跃、看问题很有见地的连指导员进行讨论。
“工农革命军走到今天，也算是经磨历劫吧！俗话说一个人要赢得起，也输得起，这样方为好汉。一支队伍也要胜得起，败得起。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人，可是部队怎样才能不垮掉、散掉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毛泽东声音低沉地道出了心中的忧虑。
何挺颖略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针对性地回道：“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上只剩下这么一些人枪。我看这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我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
“挺颖，你说的是呀！”毛泽东亲切地叫着对方的名字，继续说，“你说的正对我的思路！我也在考虑党如何抓住这支队伍的问题。”
毛泽东的思路骤然开阔，一抒这些天来的思考：“这次暴动中的诸多失利，就暴露出了党的领导问题。比如兵力分散、收编不当，麻痹轻敌等等，就是军事主官自行其是的结果。今后必须树立前委的领导，不允许自行其是，不允许阳奉阴违，一切行动得听从前委的指挥。”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何挺颖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见地：“你说的问题对头，是这样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树立前委的领导，这不是一下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呀。”
毛泽东听后叹出一口气，感到对方说得实在，切中了要害。何挺颖声音不高地说：“恐怕要从部队中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里的党支部太少，这样不行，等于抓不住部队。”
何挺颖的这番话，猛然触发了毛泽东内心的深层次思考，他将目光落在何挺颖身上，说道：“挺颖，你在部队中搞过团指导员，又当过连指导员，你说，党怎样才能抓住部队？抓住士兵？”
显而易见，何挺颖也在思虑这个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他缓而有力地说：“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都没有党的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到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的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举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方能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对！你讲得太好了！是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另外啊，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都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毛泽东激动而兴奋地说下去，“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毛泽东与何挺颖的这次交谈，两个人的思想互相受到启发，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从而开创了人民军队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三湾改编，把支部建立在连上。
何挺颖指挥黄洋界保卫战大捷，毛泽东挥笔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由于湖南省委的“左”倾错误，1928年湘赣边界根据地经历了“八月失败”。毛泽东为挽救红军，亲率红军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朱云卿、陈毅安所在的三十一团一营和袁文才任团长的三十二团在师党代表何挺颖的领导下，留在井冈山保卫根据地。8月底，国民党湘军吴尚部、赣军王均部趁根据地红军大队远去湘南未归、兵力空虚之际，纠集四个团的兵力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军一个团由宁冈、永新方向，湘军三个团由酃县、茶陵方向合力进攻黄洋界。何挺颖和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三十一团一营营长陈毅安三个年轻的指挥官得知敌情后，从永新火速赶回井冈山。面对兵力和装备优势明显的敌军，镇定自若，周密部署。他们指挥两个连深入发动和组织军民削竹钉、垒木头、搬石块、修战壕、筑工事，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并在黄洋界哨口左边的工事安排一个连的兵力防守，控制通往大陇的小路；瞭望哨上驻守一个排，监视山下的湘军活动；暴动队、赤卫队则隐蔽在附近的山头上；袁文才带领三十二团一营埋伏在山下茅坪的桃寮、斜源、神山、周山一带，日夜袭扰敌人，牵制敌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