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眼中水均益亲情无价忠孝两全

　　我们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颜家沟的一个书香世家，爷爷曾担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父亲水天明曾是兰州大学外语系的一名教授，母亲原为邮局职员，可是在1959年，由于爷爷被划为“右派”，母亲受牵连，失去了工作，家里全靠父亲一人支撑。

　　父母共育有四个子女，分别是大哥水恒进、姐姐水宁宁、我及弟弟水均益 。在四个子女中，姐姐、我及弟弟受过高等教育，只有哥哥受家庭出身的牵连，在“文革”中受过严重刺激，身体一直有病，因而他只读到中学毕业，便在兰州市某厂当了一名工人，现已下岗。哥哥终身未娶，一直与父母同住。成年后，姐姐在深圳工作，我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任教，而弟弟则成为一名知名的主持人。而我的弟弟，不管他的事业有多么辉煌，个人名声有多大，永远把亲情放在首位。

在失去父亲的日子里

　　2000年12月，父亲因患严重的心肌梗塞，生命垂危被送进了医院。水均益已成为《东方时空》的编导兼主持人，工作非常繁忙，可他却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每隔三两天，就乘飞机回兰州看望父亲，有几次是当日下午到兰州，连夜又返回北京。我此时正值教学繁忙之际，在看望了父亲一次后，不得不返回武汉，心中痛苦不堪。弟弟知道后，特意打电话来劝慰我，说有他在，请哥哥放心。

　　2001年1月10日，父亲做大手术，我们均赶回兰州。为了随时关注父亲手术情况，水均益第一次利用了自己的名人特权，一直守在了观察室里，观看了手术的全过程。父亲的手术成功了，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为了安慰家人，水均益作东，请全家及亲戚们到一家酒楼吃饭，水均益本是一个要强的人，但是在饭桌上，谈及父母的养育之恩时，他泣不成声，他说：“我也算是一个名人，但出名这么多年，在物质上我没有过多孝敬父母，父母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这次我一定要尽点孝心。”

　　2004年7月30日，我们最敬爱的父亲水天明离开了人世。尽管这四年以来，父亲一直都处于病中，但他的辞世仍令全家感到突然，特别是身在北京的水均益甚至无法接受。因为害怕水均益耽误工作，父亲每每在弟弟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时，总是大声地回答：“不要紧，我就是肠胃不好。”所以，父亲的突然辞世，令弟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值得安慰的是，父亲在弥留之际，终于见到了令他骄傲的小儿子，父亲轻轻地握住了弟弟的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明天我要吃碗揪面片。”这句平常话，令我们肝肠寸断，弟弟更是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痛哭失声……

　　因为水均益是父亲最钟爱的小儿子，也因为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所以全家一致推举水均益为父亲撰写悼词。

　　弟弟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来写了篇千余字的悼词。我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难下笔，也是最饱含深情的一篇文章。因为他有太多的歉疚要说给父亲听，有太多的哀思与情感要献给父亲。那一晚，也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晚，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弟弟刚落笔时，已是满含热泪，接下来他是边写边读边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爱，浸满了泪水，初稿写完之后，信笺已湿了一大片。弟弟又开始了朗读，读一遍他就哭一遍，然后又逐句修改，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将这篇悼词读了多少遍，直到他的泪水流干了，才定稿。作为哥哥，我也被他引得流下了热泪。弟弟走过来，拥抱我，然后说：“哥，我们今晚一直要把眼泪流完，在葬礼上，我们谁都不要哭，要给爸长志气，爸爸是不愿意我们以泪人儿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2004年8月4日，父亲的葬礼在兰州华林山火葬场怀远堂举行，我们全家人均着黑装，庄重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哀乐声中，弟弟开始深情地怀念慈父，他说；“爸爸真的走了，兰大校园里从此不见了他的身影，他那矫健的步伐，挺直的腰板，23号楼203室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妈妈身边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熟睡着的，让她踏实的金婚老伴，而我再也不会从电话里听他说：‘小虎，今个的节目很好，不过有个字的发音你好像读错了……我爱我的父亲，我会永远怀念你——天水之间的水天明。”

　　弟弟在整个致词中，尽管眼眶泛红，声音哽咽，但他真的没有落下一滴眼泪，这个在硝烟弥漫、炮火震天的伊拉克战场保持沉稳的铁血男儿，此时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他的坚强。

　　父亲的丧事办完了，但笼罩在全家的哀伤却是挥之不去的。而弟弟更是破天荒地在家呆了20多天。自他去央视工作后，休假时间从没超过一个星期。由此可见，父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他返京的日子，他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专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提出要把78岁的老母亲和身体不好的大哥接到北京去照顾。弟弟的提议令我们大吃一惊却又异常感动。的确，爸爸走后，在兰州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哥哥，每月的收入只有哥哥的低保金100元。我和姐姐原准备将母亲、哥哥接到武汉和深圳轮流照顾，因为我们的工作，相对轻松、有规律，而水均益的工作压力大，又太忙。可弟弟以他的收入要好过我和姐姐为由，坚持要将他们接到北京。母亲执意不从，弟弟急了，他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您若不去北京，我就把央视的工作辞了，回兰州照顾您，我不是随便说说的，现在在我心中，母亲的健康比工作更重要，如您不去北京，我就这样做！”弟弟这番重若千金的话，一句一句地“砸”向了全家人的心中，“砸”母亲老泪纵横，“砸”得我和哥姐泪湿衣襟。

　　就这样，母亲和哥哥被水均益带到了北京。因为母亲习惯了城区的生活，而弟弟的住房则在郊区，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心些，弟弟特地在央视附近租了一套住房给母亲和哥哥单独住，并为他们请了保姆。他每天下班后，都会带着媳妇和女儿去看母亲和哥哥，让母亲尽享天伦之乐。
　　
兄弟俩手足情深，心意相通
　　
　　水均益对父母有着一颗谆谆的孝心，对兄姐也有着一种最真最深的情谊。这么多年来，哥哥姐姐只要哪家有困难，他都会豪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而这其中，他对我的援助是最多的。

    我出生于1954年，水均益比我小9岁，尽管我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但水均益从小就跟我特别亲，我学画画，他也学画画，我去游泳，他也去，我养了4只鸽子，他也跟着养了三十多只。水均益生性好强，他每件事都逼着自己要比我做得更好。

　　1978年9月，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在读大学期间，因为路途遥远，家中经济拮据，我很少回家，水均益正在读高中，他经常给我写信，说很想念我。1981年1月，禁不住思念之苦的弟弟向父母要了一点钱，独自从兰州乘火车来上海看我。在火车站一见我，他立马扑上来抱着我说：“哥，我好想你！”那天晚上，我这个穷学生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请弟弟在当时上海最有名气的“斯美佳”大排挡大吃了一顿。

　　1982年，我毕业后分配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工作，此时的水均益已是兰州大学英语专业的高材生。不久，我的婚事也提到了议时日程上。因为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根本没什么积蓄，而一向清贫的父母也不可能给我什么资助，于是我决定婚礼就在武汉简单地举行，亲人也不用到场。然而，当弟弟知道我要结婚后，要求前来参加婚礼。他说，虽然他还是一个穷学生，不能给哥哥送什么大礼，但他来是对哥哥嫂嫂的一片心意。

　　一身寒装的水均益风尘仆仆地从兰州赶到武汉，代表全家来参加我的婚礼，他还带来了母亲的一封祝福信，在信的末尾，母亲嘱咐我，弟弟上大学日子过得很清苦，连衣服都没换洗的，让我一定帮他买两条裤子。母亲的嘱托令我心中酸楚不已，我连忙拉着弟弟去商场买了新裤子。弟弟过意不去，他觉得没送我新婚礼物，反倒还让我破费，我拉着弟弟的手，说：“你现在是学生，读好书就是给哥的最好礼物。”弟弟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1985年，水均益以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从兰州大学毕业，被分到了北京新华总社。刚到新华社时，水均益对一切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结果对工作中的困难预料不足，一度产生了想回兰州的想法。我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告诉了姐姐，我们分别给他写信，劝他要认真考虑。不要被一时的困难吓倒。在我和姐姐的合力劝说下，水均益安定了情绪，并迅速扭转了局面。在后来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考试中，他名列前茅。有幸被派往新华社中东分社工作。这为他后来在央视当主持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水均益非常感谢我和姐姐，总是对人说，他今天的成功除了社会的关心和组织的照顾外，离不开兄长和姐姐的鼓励。

　　人生总是有起有落。当弟弟在事业上越走越顺的时候，我的生活和事业却陷入了低谷。这一切都缘于我书生意气太重，在单位始终得不到重用，一直没能解决职称问题。一段日子里，我处于懊恼、绝望的边缘。在北京的水均益听说后，多次打电话劝道我。1997年5月，水均益又利用到荆州出差的机会，特地和崔永元一道来武汉看我。一见到我，他就调皮地说：“哥，我这次在武汉的时间，全由你安排，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切听你指挥。”弟弟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支持，专门到我所在的大学给学生们做了一场报告，当我看到弟弟在讲台上神采飞扬，侃侃而谈，而台下学生欢呼雀跃，掌声如潮时，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我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弟弟，自己有什么理由不振作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去呢？

　　弟弟的这次武汉之行令我的精神状态大有改变，我开始慢慢地从低谷中爬了出来、、、、、、（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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