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都渴望亲情”
病房里，父子二人敞开胸怀，吐露真情。13年来，他们从未这样亲切地交谈过。季承说:“我们现在可以像正常的父子那样谈话，这个结果，我已经等了很久。”
2008年11月7日，73岁的季承终于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房见到了父亲季羡林。“父亲！”季承一开口就跪下磕了个头，起身时己泣不成声。“您有什么要训斥我的吗？”
季羡林虽然也很激动，但话语仍然平静：“我有什么可批评呢，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好了。”此时，季羡林已不能行走，视力衰减。老人能看到的，只是儿子模糊的身影。季承带来了季老喜爱的家乡食品，亲手喂给父亲吃。经过13年的隔阂之后，季承又像普通的儿子一样回到了父亲身边。
迟来的天伦
季老大多数时间只能呆在15平方米的病房里，在床上或坐或卧，但只要手中有书，他就很满足。后来，季老的视力下降，连书也不能看了，只有靠别人为他读报，来了解每天的社会信息。
住院期间，只要有机会，季羡林就跟身边的人们开玩笑。有位教授来探望，临别时祝他长命百岁，季羡林笑笑说：“现在说这话就不合适了，我已经99岁，你得祝我多长几岁。”还有一次，访客要求与季羡林合影，快门按动前，他拦住了，“等一下，我得先把嘴巴闭起来。”有人问季老掉了多少颗牙，他马上接下去，“你应该问我还剩下几颗牙。”
然而，在定期给季老做口述历史笔录的蔡德贵眼中，季老其实并不开心。“他不能动，不能读书，身上有病痛，心里不痛快，但他只能默默忍耐。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到亲人，听不到家人的音讯，没有普通老人的天伦之乐。”“以前季老的座右铭是陶渊明的一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2002年长住医院后，他的座右铭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为善最乐，能忍自安’”。
住院后，季羡林能见到的人十分有限，连亲属也不能接近他。秘书挡驾很严，既挡掉了季羡林不想见的人，也挡掉了他想见的人。沸沸扬扬的“字画门”事件成了季老和外界联系的转折点，季承探望父亲不再受限制。现在他通常下午4点去医院，带去妻子做的饭菜，陪父亲吃饭聊天，然后6点多离开。周末呆的时间会更久些。
“能和儿子见面，季老很高兴。”蔡德贵明显感觉到季羡林情绪的变化。曾有一段时间，季羡林的情绪起伏较大，经常提出要出院回家，见到季承后，情绪波动才逐渐平息。
一个被称作父亲的“陌生人”
季羡林1935年赴德国求学时，儿子季承才3个月，女儿季婉如刚满两岁。季羡林在德国呆了11年，季承没有机会见到父亲，“整个童年的成长，我脑子里没有父亲的概念。”
二战一开始，季羡林便中断了和家人的通信。战争结束后，尽管季羡林的导师帮他在剑桥大学谋得职位，但考虑到10年没有和妻儿见面，季羡林于1946年选择了回国。
消息传回季羡林的老家济南，季家上下忙碌，修整打扫房屋，给孩子们添置新衣，季承反复看了父亲的相片，以加深印象。季家老宅是济南常见的四合院，季羡林回来的当日，全家人站在堂屋门口，静静地等着他出现。
“气氛有点特别，大家都很期待地盯着门口。”季承笑了起来，“然后就看到一个男人从大门口处转了过来。有人跟我说‘这就是你爹’。”
身边有了父亲后，季承并没有感到生活有多大变化，多数时候，他只是觉得屋子里多了一个需要称作父亲的“陌生人”。“我们一直很客气，不太容易交流感情。可以说，童年那十几年的隔绝，影响了我们一生的父子关系。”
不久，季羡林又离别了家人，孤身到北大任职。季承和父亲只有寒暑假才能见面。
父亲有自己的感情表达方式
1952年，17岁的季承来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作翻译。1962年，季承把母亲和叔祖母从济南接到北京。“我的叔祖母很尊重父亲，母亲干脆就是服从，所以，她们有什么话也不会随便跟父亲讲。父亲也从不主动问。”一家人再次团圆后，这是季承对父亲的最初印象。
渐渐地，季羡林开始体会到家人带来的温暖。季承说：“家庭生活使父亲跟我们亲近了许多，大家的话题多了起来。”
不幸的是，从1989年到1995年，季羡林的叔母、妻子、女儿相继离世，虽然内心沉痛不已，但他却以更加努力做学问的方式来排遣自己的感情。“父亲是学者，对生死已经看得通透，有自己一套感情的表达方式。这几年间的事情，父亲都看到眼里，有时问我一声姐姐怎么样，我说不好，他就不吭声了，一头又扎进图书馆去。”
季羡林外表看似与亲人之间感情封闭，其实内心饱受痛苦的煎熬。“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已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身影……”（季羡林:《忆往述怀》）
读书之余，季羡林跟爱猫们亲密无间。心境低落时，季羡林曾经写过一首词：“夜阑人静，虚室凄清。万籁俱寂，独有孤灯。往事如潮，汹涌绕缭。伴我寥寥，惟有一猫。”对这首词，季承难以释怀。“为什么猫可以伴你长夜，家人却不能？你可以对猫那么亲，对家人却不能？其实我也知道，他宠猫只是排遣感情的一种方式。”季承苦笑。
恩怨已成过往
采访中，季承谈到父子之间的恩怨:“这里面有父亲的责任，有我的责任，也有其他人的责任。”“父母的结合不理想，是旧式的包办婚姻。他不得不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埋怨情绪一直延续下来。”
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比他大4岁，只念过小学。季羡林出国或是他们在国内分居两地时，彭德华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但在打理季家日常生活上，她却勤勤恳恳，含辛茹苦。
对这样一位妻子，季羡林口头上评价颇高，情感上却又很平淡：“在道德方面，她可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蔡德贵:《真情季羡林》）
在季承看来，父亲没有把这桩婚姻终止，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夫妻俩没有感情，维持下来，就有牺牲，有后果，这后果不仅影响到父亲和母亲，也影响了家里每一个人。”
长期的感情封闭，对事情的不同看法，日积月累，终于使父子矛盾激化。季承母亲病重时，父子二人分道扬镳，从此不来往，一隔就是13年。
季羡林最亲密的秘书李峥过世后，他的儿子李小军成了季承联系父亲的渠道。在李小军眼里，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有一股沉默的倔劲。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季老。季老心知肚明，只是沉默。
“开始时我们都僵着，后来我也想见他，他也想见我，但没有机会。现在最终见了面，往事该过去的就过去吧。”季承说。
如今，季羡林父子都老了，“两人加起来170多岁”。重新寻回失落的父子亲情，也算得上余下岁月里对他们最温暖的补偿。
(《环球人物》2009年第1期 路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