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王士禛（渔洋）的交往和友情

    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后人习惯称其王渔洋。明崇祯七年（1634年）生于新城县（现淄博市桓台县）一官宦世家。他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中举人，十二年（1655）成进士，十六年（1659）选授扬州府推官。康熙三年（1664年）内迁，历官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尚书。他一生好学嗜诗，著述不倦，交游甚广，是清初一代诗坛盟主，著有《带经堂集》、《居易录》、《池北偶谈》、《分甘余话》、《香祖笔记》等36种诗文集。
　　
　　一
　　
　　蒲松龄与王士禛的交往，开始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天。关于蒲松龄与王士禛的会面地点，专家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据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先生考证：当时王士禛任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因父丧居家，期间曾到淄川县西铺村与其家族世代联姻的毕际有家去吊唁毕盛育（毕际有从侄），同时顺便到淄川城里造访唐梦赉。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禛的从姑母，毕际有是当时淄川的风雅名士，与王士禛关系密切。作为毕家西宾的蒲松龄，被推举出面陪侍王士禛，自然有缘与王士禛相识。据蒲松龄纪念馆原副馆长杨海儒先生考证：蒲松龄与王士禛会面的地点，当在淄川县城。因为此时蒲松龄不在西铺，而在家中准备当年的乡试。
　　蒲、王会面时，王士禛对蒲松龄的诗作了几条批注，但并没有过多注意，引起他重视的反倒是《聊斋志异》，因为此时他正在写作《池北偶谈》，所以对谈鬼说狐的《聊斋志异》颇感兴趣，便阅读了部分篇章，而且对此赞美了一番：“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觚家论文正宗，谓不若震川之雅且正也。聊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奥峭，又非拟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
　　王士禛回家后，两次致函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稿本，还馈赠了香茶。为此，蒲松龄复信说：“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读十年书，甚慰平生。而既见遽违，瞻望增剧。前接手翰，如承音旨……梅屋以索无期，姑缓之，中元之后日无不相寄者。蒙遥致香茗，何以克堪？对使拜嘉，临池愧悚！”文末的大意是，《聊斋志异》现在不在手中，需要等几天，中元节（七月十五）后一定要回手稿，即时送去。
　　王士禛收到《聊斋志异》后，利用居家时间认真阅读了稿本，对31篇文稿作了评点，计有36条批语。这些批语，大致分以下几类，一是补注或辩明本事，二是品评篇中人物，三是赞赏文章佳作，四是就题旨而抒发感慨。这些评语，大多只言片语，较为简略浮浅，基本上没有触及到本质。虽然如此，王士禛却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位评点者，比其他评点者早了100多年，对于《聊斋志异》的流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王士禛还采录了《聊斋志异》中的《五羖大夫》、《妾击贼》、《张贡士》、《赤字》、《小猎犬》5篇文章，经改动，放到自己编著的《池北偶谈》（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冬）中，如王士禛在《小猎犬》文末就说：“事见蒲秀才《聊斋志异》”。其余7篇文章，如《蒋太史》、《阳武侯》等，内容基本相同，应该是他们各自记录的所闻所见。蒲松龄则在《聊斋志异》中记录了王士禛家族的一些传闻轶事，如《龁石》、《庙鬼》、《四十千》、《王司马》等篇。
　　王士禛还在《聊斋志异》原稿卷后题写了一首七绝，题目是《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前两句以农民在雨天里豆棚瓜架下听讲神鬼故事的景象，隐寓《聊斋志异》言之无稽、听之有趣的意思，后两句以揣度的口气，说作者大概是厌谈人间事、喜说鬼怪事。此诗写得极其含蓄，意在言外。首句“姑妄言之”用苏轼强人说鬼的典故。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经常与人泛泛而谈，实在无话可说时，就劝人随便乱说。末句“鬼唱时”出自李贺《秋来》诗句“秋来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这两句连在一起，婉转地道出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底蕴，即像苏轼、李贺一样困顿潦倒、怀才不遇。蒲松龄收到《聊斋志异》稿本及题诗后，作《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回赠，诗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蒲松龄的这首诗反映了他安于穷困，不顾他人讥笑，坚持创作《聊斋志异》的心态。由此诗可以探视蒲松龄的心态：自己谈鬼说狐别有深意，并不那么轻松；得到王士禛的称许，也算得到了些许满足。
　　
　　二
　　
　　康熙四十年（1701年），王士禛点志了《聊斋志异》中的部分篇章，请蒲松龄抄录后，寄给他阅读。蒲松龄于此年春天寄去抄本，并附上信，信中说：“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老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欬者，不能为此言也。近于玉斧年兄案头，得诗集两种快读之，自觉得《论衡》而思益进。先生调鼎有日，几务殷烦，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犹之《四本论》，遥掷急走，惟先生进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深愧谫陋，不堪受宣城奖进耳。”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蒲松龄对王士禛非常敬重，以至于说自己是“窃附门墙”的“私淑者”，对王士禛执弟子礼。蒲松龄对王士禛的敬重，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文学爱好者对一位诗坛盟主的敬重，这种敬重决不是因为王士禛有“台阁位望”，而是因为他“无改名士风流”，与蒲松龄能以文相交。当时全社会只注重举子业，连诗词都被视为读书人的分外事，蒲松龄致力于创作谈鬼说狐的《聊斋志异》，科举屡屡受挫，被一般人看作不务正业，甚至加以诋毁。在这种情况下，王士禛别具慧眼，对蒲松龄的创作给予褒奖，使蒲松龄增添了继续创作《聊斋志异》的信心和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士禛无疑是蒲松龄的知音。蒲松龄在信末还委婉地表示：希望王士禛能够为之“游扬”，也就是为《聊斋志异》作序，使这部作品借助王士禛的声望，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传。
　　王士禛接到蒲松龄的信后，并没有马上回信。这年三月，己升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禛上疏请急迁其祖、父葬，皇帝准假5个月。五月王士禛回到桓台，办理完诸事后才给蒲松龄复信，信中说：“流金炼石，倍于往年。惟坐卧把奇书，当青松短壑、赤脚踏层冰耳。二册返璧，尚有几卷，统惟惠教。圈出三十余则，并希录寄也。属序，固愿附不朽，然向来颇以文字轻诺，府怨取诟，亦自取之，遂欲焚笔砚矣。或破例一为之，未可知耳。今春拜手示，并获读《志异》书定本，以卧病久，兼之上疏请急，未遑裁答。匆匆归里，宿疾未痊，亦当稽尺一申候。雨后新凉，遥承起居清泰。近刻数种，附呈教削。因舍侄行，草草申候不一。”对于蒲松龄请求为《聊斋志异》作序之事，王士禛没有立即应允，他在复信中婉言谢绝：他先说自己有时也为他人作序，但都不尽如人意，所以发誓以后不再为他人作序，但又没有把话说死，说为蒲松龄作序这件事“或破例一为之”。王士禛不愿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序，并不是说不欣赏这部作品，还是有他的考虑：一是《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有些触犯时忌的内容、词语，在“文字狱”盛行的清初，文人们都为之噤若寒蝉，为之作序风险极大，作为朝廷重臣的王士禛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二是等级观念和传统的文学观念束缚着王士禛的思想。王士禛是朝廷重臣，又是当时的诗坛泰斗，而蒲松龄只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老秀才，其作品又是不为文人看重的志怪小说。王士禛为蒲松龄作序，在当时的文人看来，当有辱其清望。
　　蒲松龄接到王士禛的复信后，本来想到新城县拜访王士禛，因为新城离淄川并不太远，也就40多公里，但他斟酌再三，终未成行。王士禛于十月假满回京后，蒲松龄寄信并附《送别》诗为之送行。信中说：“久拟一亲杖履，辄虑仓卒不能竟所欲谈，思近通德之门，觅一居停主人，侨寓五日，庶朝夕蹈隙，得以罄所怀来，荏苒因循，而舍人已趣装矣。近不能晤，远复如何? 望树瞻云，只有怅切。松留心风雅，虽固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少苦鲍、谢诸诗，诘曲不能成诵，故于五古之道，尤为粗浅。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数笔之涂，亦犹在夷貊则进之耳。《送别》一首，所谓贫别在骨，止足以供笑资，不堪笺奏。统俟挥掷，临池翘切！”能够再次与王士禛面谈，这对蒲松龄来说，确实是件难得的机遇，但他终未成行，为此，蒲松龄在这封信中这样解释：在王士禛请假居家期间，本来计划前往新城拜访，但由于没有居停之所，无法就近住宿，不能朝夕请教，因此没有前去。这个理由似乎有些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现在来看，应该这样理解：蒲松龄是自尊心极强的穷秀才，王士禛是达官显贵、诗坛泰斗，二人社会地位极为悬殊，再加之王士禛未答应为其作序，蒲松龄颇为自重，怕遭人慢待，自取其辱。尽管如此，蒲松龄对王士禛仍然非常尊重，视为知音，这从他的五言古诗《俚言奉送大司寇先生假满赶阙》可以看出。
　　诗云：“奎壁照齐鲁，光茫亘万丈。群登李郭门，共争滕薛长。白发卧衡茅，倾风起遥想。登高眺平原，山川何修广! 恨无双飞翼，飘堕亲几杖。虽固隔尘情，梦中常独往。遥遥问何为?謦欬传云响。未睹衡气机，心情亦开朗。愧无项斯善，堪蒙士元奖。学类炳烛明，力衰志犹仿。怜此危败魂，老去更惚恍。喜近子云居，得奇冀参赏。忽复远违乖，中心殊怅惘。芳邻如他迁，四缭剩墟莽。圣明望治深，驾言不可强。名夹琉璃瓶，勋行炳天壤。舍人促装行，大地尽瞻仰！”这首诗抒发了蒲松龄对王士禛的倾慕之情，对王士禛的奖掖之恩表示衷心感谢，并祝愿王士禛辅佐皇帝为朝廷建立更大的功勋。诗文首先将王士禛比作东汉的李膺、郭太，言称当时文人纷纷登临王氏之门，请王士禛评定其能力高低。接着说作者倾慕王士禛的风采，愿意追随在他的身边，虚心请教，但知道这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只好在梦中相见。然后叙说自己本来文才平庸，却得到王士禛的赞扬，心中有愧，只好效仿古人“老而好学”，弥补自身不足。最近说王士禛离家回京，作者与王氏家乡的文人失去芳邻，无从请教，实在遗憾，但王士禛回京侍奉皇帝，不久当入阁拜相，又是幸事，表达了作者对王士禛的美好祝愿。
　　王士禛接到蒲松龄的信和诗后，向其赠送《古欢录》。为此，蒲松龄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写《谢阮亭先生遥赐〈古欢录〉，用黄太史题〈放鹇图〉韵》，诗云：“怀中内双足，霜风下松杪。缅想古沉冥，高风亦已杳。遥惠《古欢录》，披读淡美好。名浮天地窄，才横渤澥小。调羹济苍生，想望亘四表。胡乃羡文人，结契海鸥鸟。”这首诗不仅赞扬了《古欢录》内容高雅、言辞美妙，还赞颂了王士禛的文才、名望和政绩，同时对王士禛对作者的屈尊结契，表示了愧不敢当的意思。
　　
　　三
　　
　　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士禛以“王五”一案被诬罢归，回到新城，蒲松龄闻讯后，作五言古诗《阮亭先生归田二十四韵》，诗云：“玉皇香案吏，谪为冠中枢。海内称三绝，鲁东止一儒。羽仪表朝宁，名字满寰区。不羡穿针巧，宁甘抱瓮迂。倾筐时倒屐，待漏尚操觚。文章驱屈宋，明允佐唐虞。名士风流在，良臣气概殊。眼中辽海阔，胸次点尘无。胡乃麛裘谤，忽成薏苡诬。事方理蝌蚪，人自吓鹓雏。蕉鹿终难判，马牛任所呼。久羞栈豆恋，适入寰瀛图。丛桂夙招隐，碧山不负吾。无如饮酒乐，岂必握兰趋? 宦囊存诗窖，角巾出帝都。犹堪事游钓，喜不就橛株。人本如春柳，家原近白榆。到门无俗驾，悦耳有真娱。莲社欣相待，醴泉幸不孤。桑田故阡陌，剑櫑旧眉须。聊复修花宅，何劳乞镜湖？君才吟哨遍，我欲论潜夫。赵妇雅能瑟，香醪许再沽。看他箫鼓竞，辛苦猎吴姝。”全诗歌颂了王士禛的德行、政绩和文才，既为王氏罢官表示不平，又为王氏归田感到欣幸。
　　此诗的大意是：王士禛是皇帝的心腹、朝臣的表率，他像郑玄一样，是山东的大儒，文章堪比屈原、宋玉，名满天下。王氏勤勉有加，等待上朝时还在草拟奏章，以优异才能辅佐明君。王氏对人对事宁守迂拙，不施巧诈，对待宾客殷勤备致。他气韵风度超群，志向气节不同凡人。胸怀像渤海一样宽广，心中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王氏进入翰林院撰修国史，以后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却遭到小人的嫉妒。由于遭到谗人的诬陷，不为小人所容而罢官。官宦如同任人呼唤的牛马，官场得失如同梦幻，难以分辨。庸人安于现状不愿离开官位，王氏却毅然归隐，因为家乡的山水林木期待着王氏归来。王氏清廉且诗文誉满天下，归来时行囊中只有诗文。归隐自有归隐的乐趣，何必一定要奔走于官场。王氏身体健康，行动方便，正好游猎垂钓。王氏是天上的文曲星谪居人间，大家都倾慕他，来往的都是正人君子，参加的都是高尚的娱乐活动。家乡的诗友们陪伴左右，醴泉寺也因王氏的到来而声扬天下。王氏修复自己的花园，其家靠近锦秋湖，优悠游哉，还有什么过分希求？蒲松龄在诗末对王氏言称自己要评论时政，有益于社会，这强似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
　　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收到王士禛近期刊刻的诗集，读诵之后，竟然夜梦相逢，因而作七绝二首《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诗中回忆了与王士禛论诗的由来，抒发了对王士禛的思慕之情。诗题中的“近刻”是指王士禛刊刻的《唐人万首绝句选》。诗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诗的大意是，二十年前的二月十五日，作者与王士禛把酒论诗，相谈甚欢，之后一直没有相见。此时梦中见面，彼此的相貌还是二十年前的模样。诗其二云：“自从供帐角巾还，春树暮云日日看。不是梦魂迷中道，徒缘惫骨怯征鞍。”大意是，自从王士禛去官归田作隐士，春观绿树、暮看浮云，心情平和。作者之所以没有去看望王士禛，不是因为不识路途，而是因为年老体弱，不堪鞍马劳顿。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尽管蒲松龄十分感激王士禛对自己的提携和揄扬，但他自尊自重，绝不趋炎附势。这应该是他的性格使然。蒲松龄在诗中说因为“徒缘惫骨怯征鞍”，所以不能前往新城拜见王士禛，这只是一个借口，并不是他的真实心声，因为这期间他还是每年数次往返于蒲家庄和西铺，年逾古稀的他还去西铺吊唁毕际有夫人，这段距离并不比去新城短多少。
　　同年蒲松龄还写了七绝《王玉斧诺赐〈蚕尾集〉，久许不与。偶因渔洋惠近诗，夜梦索之，戏柬一绝》，诗云：“长史马豆真堪笑，忽得渔洋惠好音。最爱挑灯吟白雪，妄因数齿梦黄金。”这首诗以开玩笑的口吻对王玉斧说：你许诺送我一套王渔洋刊刻的《蚕尾集》，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现在王渔洋赠送我一本《蚕尾后集》，并捎来一封信。我在梦中已经向王渔洋索要了《蚕尾集》，就不再麻烦你了。尽管此诗是戏作，但从中仍可看出蒲松龄对王士禛崇敬和爱戴的情怀。诗题中的王玉斧，名王启座，是王士禛从侄，新城诸生。
　　
　　四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已撤帐回家，本来应该安度晚年，但因为淄川漕粮经承康利贞渔肉乡绅，中饱私囊，便义愤填膺，挺身而出，领导淄川文人士绅与康利贞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原先淄川漕粮只征收正米，每石折银六钱，不附加席、草、脚价等杂费。后来每换一任知县便增加一二分银，康熙四十七年，淄川知县韩遇春病终前已达到每石一两六钱。康熙四十八（1709），康利贞充任漕粮经承，“妄造杂费名目”，每石增派至二两一钱有零，“阖县皆为切齿”。蒲松龄先有《垦减米价呈》投向官府，同时又会同县学生员当面质问康利贞，康利贞支吾搪塞，声称事不在己。于是蒲松龄便以个人名义，向当时兼署淄川县事的俞文翰递交了《又呈俞县公呈》。然而，俞文翰并没有约束康利贞减少应征漕粮米价。蒲松龄出于义愤，又只身赶赴省城济南，向布政司告发康利贞。“四月中旬，藩台访其蠹状，行文到县，使不得入公门。”康利贞闻讯，腰缠所征粮款赴德州不返。康熙四十九年，康利贞又返回淄川，声称已得到王士禛荐举，明年复任漕粮经承，全县士绅为之哗然。蒲松龄毅然致信王士禛，直陈其事，劝他切勿帮助康利贞复职，以平息民愤。蒲松龄的这封信，在其文集中名《与王司寇》。
　　蒲松龄在信中说：“尺书久梗，但逢北来人，一讯兴居，闻康强犹昔，惟重听渐与某等。窃以喇喇者不入于耳，则琐琐者不萦于怀，造物之废吾耳，正所以宁吾神，此非恶况也，不知以为然否? 蒙惠新著，如获拱壁，连日披读，遂忘昼曛，间有疑句，俟复读后再请业耳。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橐，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当时啧有烦言，渠乃腰缠万贯，赴德不归。昨忽扬扬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老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于是阖县皆惊，市中往往偶语，学中数人，直欲登龙赴诉。某恐搅挠清况，故尼其行，而不揣卑陋，潜致此情。康役果系门人纪纲，请谕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则浮言息矣。此亦好事，故敢妄及。呵冻草草。”
　　此信蒲松龄写得颇为艺术，开头一段从王士禛的健康谈起，并就年老“重听”之事发了一通妙论，说耳朵听不清，正可以心安神宁，并非“恶况”。其实这是巧妙地劝告王士禛，年龄大了，还是以少管闲事为好。接着不避忌讳，直言相告康利贞的蠹行，然后劝诫王士禛，不要荐举康利贞复任淄川漕粮经承，以免淄川士绅妄加评论。王士禛接到蒲松龄的信后，没有认为这是对己不敬，接受了蒲松龄的意见，不再推荐康利贞复任漕粮经承。这可以从蒲松龄《与张益公同上谭无竞再生进士》信中所称“始知利贞即叛渔洋而营窟于先生之门者也”得到证实。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龄的确“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蒲箬《柳泉公行述》）蒲松龄敢于向王士禛这样的朝廷高官“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当见其性格之伉直。
　　
　　五
　　
　　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十一日，王士禛逝世，当时蒲松龄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五月三十日，蒲松龄夜里还梦见王士禛，他不知道此时王士禛早已不在人世了。蒲松龄得知王士禛病故的消息后，如晴天霹雳，极为震惊，连作4首七言律诗《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沉痛悼念王士禛。
　　诗其一云：“昨宵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日凄凉。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蒲松龄在诗中用“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日凄凉”的诗句，极言王士禛去世，感天动地。王氏去世，是文章之道丧失、诗坛风韵衰竭，天下名士为之潸然泪下。
　　诗其二云：“遥忆黑头已珥貂，相逢快语彻清宵。角巾归后羊裘老，芒屩办成李杜遥。讣乍闻时惊欲绝，怀无倾处恨难消。衰翁相别应无几，魂魄还将订久要。”此诗首先追忆了与王士禛初次相见的情景，然后赞美了王氏归隐后的高雅举止，最后表示不日之后，自己也将追随王氏而去。
　　诗其三云：“驴背红尘久惮劳，频烦尺一降林皋。穸台深已掩松露，卤簿喧犹入枕涛。久以家传贻小许，犹遗剩馥溉群曹。牡丹一赋留宫禁，涕泪他年洒御袍。”此诗回忆了王士禛多次致函、对己关怀备至的情怀，赞颂了王氏家学渊博、惠及后学，描述了王氏去世后皇帝对他哀悼的情景，也表达了自己在其生前未能再次相会的遗憾。
　　诗其四云：“高轩闻作玉京游，老泪横披不自由。国士忍看埋玉树，达人已自乐瑕丘。祗深骚雅垂亡惧，不比寻常死别愁。道远未能将絮酒，垂缨屣履恨千秋。”此诗的大意是，听到王士禛去世的消息，想像王氏魂归黄泉，作者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一代诗宗故去，真令人担心今后诗运不畅。自己悲痛欲绝，未能前去吊唁，实在是千秋之恨。
　　此后，蒲松龄还应其馆东毕盛钜之请，代写了一篇情辞哀切的祭文《毕韦仲祭王司寇》。文章说：“天下之士，生有轻于鸿毛，死有重于泰山，此其言如河汉而无极也，而余于今日确信其然。”“故其存也，山川为之生色；其没也，天地为之黯然。”虽是代笔，文中也洋溢着他对王士禛的深挚感情，充满了对他的高度评价。
　　
　　蒲松龄与王士禛的交往和友情，堪称清初文坛的一段佳话。蒲松龄与王士禛一生中只有一次会面，之后主要是书信往来、诗歌赠答。由于两人的身份、地位、名望过分悬殊，交往中并非完全平等。对于蒲松龄来说，在科举蹉跎、创作困顿之时，遇到王士禛这位高官的关心和褒奖，感到宠爱有加，为此感激涕零，没世不忘；对于王士禛来说，以一代诗宗的身份，对当时名气囿于一隅的蒲松龄赞赏文才、给予鼓励，体现了他“奖掖后贤”的襟怀。蒲松龄对他与王士禛的交往，十分看重，将王士禛对《聊斋志异》的评语过录到自己的手稿中，在其诗文中直言不讳地表达感激、钦佩之情。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在与王士禛的交往中颇为自重，没存非分之想，纯粹是君子之交、文字之友。而就王士禛来看，他对这段交往却没有真正放在心上，既没有为《聊斋志异》作序，也没有应允为蒲氏作家传。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当然可以理解，并且无可厚非。但无论如何，王士禛的奖誉，对蒲松龄坚定信念，持之以恒地完成《聊斋志异》的创作，以及促进《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