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俄罗斯女孩柳霞的友情（下）(1)

◆戴仪

我很快就写了回信：

亲爱的柳霞：

我在23年后的今天忽然收到你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高兴极了。我和我的家人也常谈起你，我一直珍藏着你寄给我的明信片、信、照片和手工艺品等礼物。看到它们就使我回忆起我们美好的学生时代。我衷心祝贺你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光阴似箭，你快38岁了，我也近43岁了，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制药厂工作。1970年10月我结了婚，丈夫是材料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1974年我有了个儿子，现在已14岁了，在中学二年级读书。这所中学就是我以前就读了六年的第二女子中学。我的老师绝大部分都已退休，只有极少数几位现仍在该中学任教。近20年的荒废，我对俄语已经生疏了。我没有学过法语，但曾学习过制药英语（只能看些制药有关的书）。好在我有一位近三十年的好邻居——一位很有学识的翻译家，很热忱地答应帮助我，这样我们的通信就能解决了。寄上照片四张，通过它，你会对我和我的家庭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你能到中国来旅游。

你的朋友戴仪

此后我们不断鱼雁往来，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以及介绍23年来各自家庭的变化。

柳霞说，她现在住在加里宁，它是州行政中心，离莫斯科不远，有两间房间，现在已觉得有点挤了。他们在市郊农村也买了一栋房子，夏天就去那儿避暑，那儿有花园、菜园，还有树林和小河。她和丈夫都喜欢干农活。柳霞说她至今仍爱好读书。正因为此，她选择了在图书馆工作。早年在大学里她就开始研究民歌，到现在还经常唱歌，并领导一个古俄罗斯民歌的业余歌唱团。除此之外，她还喜欢做家务、做饭、收拾和洗涤。她说她的衣服几乎都是自己缝制的，她还喜欢织毛衣和绣花。

柳霞在信中写道：“我们的报纸和电视经常报道有关你们国家的事情。这种情况已经中断许多年了。但我还是想说一句，这些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讲中国人民的坏话。昨晚，电视台播放了上影厂的上下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我们许多人都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老的武术、古老的医学和东方的历法。”

我在回信中告诉她，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我国和苏联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了。不久前我们看了苏联和保加利亚合拍的电影《大象音乐会》，我还看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复活》《办公室的故事》，以及在电视上看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从前一样，我很喜欢看苏联电影，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剧使我很受启迪。

我还在一封信中说，今年春节，我们全家特意到离我家不远的普希金铜像前留影。该铜像在十年动乱中曾被砸毁，现在又重新修建了。中国读者非常喜爱普希金的诗歌，特别是《叶甫盖尼·奥尼金》。柳霞说她经常外出旅游，到过国内许多城市，还到过保加利亚、波兰、捷克、东德，在巴黎也有朋友。我盼望柳霞也能来中国看看。柳霞回复说，她很高兴到中国来旅行，“我在童年时代就梦想有这么一天！”

上世纪90年代，因为苏联解体，时局发生动荡，我与柳霞又被迫中断了通信。

白首相聚梦想终于成真

这样又过了二十二年。2011年1月2日下午，我正在家中休息，忽然有人按响了我家门铃。我开门一看，是一对外国中年男女，既不认识，语言也不通。我正对着他们发愣，那男的马上拿出一张照片，我一看，正是我们全家在普希金铜像前拍的合影。我估计他们是柳霞的家人，非常惊喜，连忙把他们让进屋。我儿子用英语和他们简单交谈后，知道他们是柳霞的大儿子夫妇，来中国旅游，并受母亲之托来寻找我。因为我在信封上总是用中文写上地址和名字，又没有搬过家，所以他们按地址就找到了我家，真让我喜出望外！就这样，我与柳霞又恢复了联系。柳霞写信告诉我，当她儿子在电话中对她说找到了中国朋友时，她激动得哭了起来。

2012年9月21日，是柳霞来上海的日子。她原计划是和丈夫一起来中国的，但在临行前她丈夫因公事不能脱身，所以换成了她的孙女同行。她们先在北京游览了几天，然后来到上海。当天下午，我带了一个中旅社的俄语翻译，去虹桥火车站迎接她。那翻译是个小伙子，原来有其他接待任务，听了我的介绍，觉得这段经历太有意思了，于是推掉其他业务替我当翻译。那天我们等在出口处，当柳霞和她的孙女阿丽娜出现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她也认出了我，我俩情不自禁地快步奔向前，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我们互相通信达半个多世纪，今天终于见面了，这一瞬间令人无限感慨！刚通信的时候，还都是十几岁的豆蔻少女，如今携手相见，却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花甲老人了。

当天我和家人同她祖孙俩共进了晚餐，然后送她们去预先订好的宾馆。第二天，我和儿子、翻译就陪伴柳霞祖孙二人去杭州和苏州旅游。在杭州乘船游览西湖时，我用俄语唱了我孃孃教我的歌，还用俄语朗诵了自己在初中时代上台表演《农夫与蛇》的台词，柳霞听了非常兴奋，并作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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