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我是在双亲故去后才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做事要靠自己了。15年前秋天那个萧索的黑夜，母亲临终时紧锁的眉头使我看到母亲离去的苦痛。我一下子觉得心里空落落地，颓然坐在柴仓凳上。

其实这一年我已过不惑。但是有母亲在，我总觉得我只是母亲的儿子，有苦恼的事可以向母亲诉说，有拿不定的主意可以对母亲商量。母亲终于离去，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走了，消失在无穷尽的黑夜的苍穹；我终于长大，仿佛只在那个萧索的秋天的一夜之间。

母亲1927年出生在李山金山坳头。母亲到我父亲家的时候还很年青，我父亲家在樟台石仓，山上长满黑黑的石头，贫瘠的土地难生荒草。我舅舅说那时父亲还要到母亲的娘家担柴烧。我舅舅说那时金山坳头和母亲相仿的女子只有我母亲往外嫁，比照起来，还是我母亲的福气最大。

母亲面相和善，胖胖地，看起来很是福相。母亲生我的时候把家从石仓移居到县城，那时父亲在粮食局任副局长。我在襁褓中被母亲抱着拍的合家照母亲是一脸的幸福，而父亲穿着中山装插着钢笔笑容满面。虽然我没有襁褓中的记忆，但我想那是母亲一生中最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一年母亲作为全县妇女的代表上杭州开会了。日后母亲常常提起：“那年，我在杭州开会……”

我想会议组织者一定也组织母亲们游过西湖，母亲一定也品尝过家乡没有的菜肴，但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母亲一辈子就这么上过一次杭州，作为全县妇女的代表。母亲把这次开会作为一生的荣誉，作为曾经“革命”的安慰。

母亲大约在1943年参加共产党，那时父母在石仓的家就是浙南特委地下交通站，父亲是浙南特委交通站总负责人。本质上说来，父亲是个职业革命者，而母亲不是。母亲的主要身份是家庭主妇。父亲夜行昼伏于地下党的活动，母亲则要更多地操持农事与家务，母亲还要整日地提心吊胆于父亲的生命与安全，她同样地提心吊胆于经常光顾的浙南特委书记龙跃们的安全，并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母亲以她的坚韧，以她的吃苦耐劳，以她农民的忍耐的性格越过了白色恐怖的沼泽地，走进了解放的日子。当父亲带着一支民兵队伍攻入大峃时，母亲感觉到要过上好日子了。

解放了，父母亲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了，父母亲走上新的工作岗位。1950年，父亲任玉壶区副书记，1952年任珊溪区区长，1953年任大峃区区长。父亲行政级别为17级，月工资90多，这在五十年代的大峃，已是高工资了。母亲也被安排在县麻袋厂工作。母亲从一个农村妇女很自然地转化为城镇工人，而且代表全县的妇女上杭城开了会。

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就是一个家庭妇女。1958年，父亲因为“右倾”，从县财贸部副部长的位子被“下放”到农场任副场长，继而流放山华林场场长，政治上被开除党籍，经济上降工资三级。对一个七口之家来说，这简直是灾难。母亲离开了麻袋厂，从此成了家庭妇女。我至今也不知这是不是受父亲的株连。家庭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一下子跌落，父亲默默地离开县城徒步到偏僻的林场任职，家庭的担子沉重地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七口之家一月六十余元工资，我的兄姐们都是读书长身体的季节。母亲是如何打理的呢？母亲一定在那个时节想起了老家石仓，在石仓，还有几分山地可以让她耕作，土地，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是长果实的。可在县城大峃，没有土地供母亲操作。幸而我们一家还是居民身份，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珍贵的。比起寻常人，我们一家还是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我们有粮票，每人平均有9元生活费。

母亲是农民的女儿，和所有农家妇女一样，解决家庭经济困难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养猪。我曾与母亲去山上打猪草，在期待与盼望中于过年时迎来杀猪的欢乐日子。母亲还代文中的一个女校医带小孩以聊补家庭的少米少柴。少小时我曾伴随在母亲身旁听纺车嗡嗡地把母亲手中的棉花捻成线，我穿着母亲织的粗布衣裤感觉良好地读小学。初中时我尴尬地发现我穿的裤子是所谓的“两面穿”，这种裤子，屁股部位磨损了可以换到前面穿，明白地说即妇女式样的，多年后反思我性格中的软弱成分时我把它归咎为“两面穿”。

岁月在母亲艰难的操持中一天天逝去。政治上父亲还是戴着黑帽，父亲的工资象石仓山上的秃头松不见长高。我和兄姐都已长大，家庭支出日益增多。母亲尽了她最大的努力，还是入不敷出。那天，母亲从一个地主成份的人家买回一个老式的衣橱，我们看到衣橱的虎脚样式很是好奇，显得异常的兴奋。我们家终于添置了家具。我姨妈说，那是母亲卖了血买回的家具。我的心里很是沉重。如今这个老式衣橱成了我的书柜。

当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继而读大学回老家教书，母亲从忧虑我的工作继而忧虑我的生活。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母亲烧的饭菜过上了教书生涯、文学生涯。在母亲的羽翼下我心无旁骛地过着白眼烧就文字的穷酸日子。

日子就这么流水一样消逝。

父亲平反昭雪，却到了离休的年纪。继而父亲因病做了手术。此后的十年，母亲小心翼翼地照顾着父亲。1994年，父亲的病复发。200多个日夜在医院陪侍父亲，母亲心力交瘁了。母亲长得胖，高血压、血脂什么的使她头晕眼花；生活的磨难使她不堪重负。在那些时日，也许，只有父亲的生命，才是她全身心的牵挂，才是她生命活着的理由。

1994年的秋天有些萧条，建设路上的法国梧桐早早地凋零了。父亲安祥地离开这个待他不厚的世界时，母亲心中的山坍塌了。母亲的嚎啕震撼天地。数个日夜的悲号，母亲的泪水淌尽了，母亲的泉眼枯竭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泪水。

我极少见着父亲的柔情似水，父亲更多的时候是沉默。父亲的性格很是刚毅，一个性格刚毅的汉子在受到社会的委曲时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中，羸弱的女人往往会为此付出莫名的代价。母亲具有她那个时代女人逆来顺受的气质，对父亲她总是齐案举眉。母亲免不了有委曲的时候，但母亲始终没有丝丝的对父亲的怨恨。父亲的离去，终结了母亲对峥嵘岁月的回忆，回忆再也不会甜蜜；父亲的离去，终结了母亲对未来的希冀，未来再也不会光明。父亲离去的那一天，母亲的心已经消亡。

父亲的离去似乎使母亲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她的身心彻底地疲倦了。生活，再也没有使她激动的东西。作为母亲最小的儿子，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母亲兴奋的东西。我读书、插队、再读书，然后教书，然后在文联，而立时不立，不惑时迷惑，安贫乐道，无为无所求，久在清水部门，清水工资，竟然没在银行存过钱，经济上总是捉襟见肘，无能力改善居家条件，甚至连老屋翻修的能力也没有。那时的我倒有点象孔子的门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