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亲情世界（上）(5)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