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家是老幺,又是中年得女,偏得父亲的爱就再正常不过了。
小时候没有玩具,淘气的我就把父亲的脊背视为我的坐骑。父亲双膝跪在炕上,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我要费好大的力气才勉强爬上去。我常常一只手揪着他的耳朵,一只手捶打着他那宽宽的脊背,兴高采烈地学着车老板的吆喝:“驾、驾、驾”,哪里懂得,白天在田里劳作一天的父亲骨架都要散了。
受家庭成分的影响,父亲在我还没有出生前就被下放到了农村。可以想象,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父亲是怎样攥得住锹啊、镐啊那些笨重的农具;一名篮球中锋来完成“前腿弓、后腿蹬”铲地的过程又会是何等的滑稽。也许是担心言多必失,也许是他骨子里对做农民这种突变的事实还不能接受,父亲总是少言寡语。于是,父亲就有了“大架子”这个绰号,人们对他总是敬而远之。在家里,哥哥姐姐们也都是看着父亲的脸色而行事,只有我这个不知深浅的老丫头居然让父亲弯下他那挺直的脊梁。
父亲的家长制作风很强,即使是做错了事情,也由不得儿女来批评、更谈不上指正了。只有我这个老丫头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当然,也要先仔细解读父亲脸上的“晴雨表”.要是晴天,我才好打几声炸雷,炸开一条哥哥姐姐们冲锋的通道,然后,召开一个“斗地主”大会,让他弯着脊背,戴上我们用报纸做的高帽。这个时候,父亲总会展现出他和蔼的一面,“虚心”地做着自我检讨,然后接受大家的“再教育”,给我们唱上他最喜欢的平剧《小二黑结婚》中的几段,或是什么《五十岁的老司机》之类的歌曲。看着他弯曲的脊背,总会觉得父亲把所有的爱都无声地汇集在了这个承载着生命的重任、担负着生活重压的结实无比的地方。
十岁那年的一个深夜,我的胃突然剧痛起来,看着我脸色铁青、冒着虚汗,父亲背起我就往医院跑。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出租车啊,我趴在父亲的背上,任由父亲那慌乱的小跑颠得我的小下巴不时地磕着他略弯的脊背,有些痛。医生说,我得的是急性胃痉挛,注射了一针阿托品。回家的路上我依然趴在父亲的背上,也许是药物的作用,也许是父亲那透过薄薄一层背心的体温温暖了我,我的胃一点都不疼了。漆黑的夜,没有一丝的光亮。伴着父亲稳健的步履,他那微微弯着的脊背就像是我儿时的摇篮,我在这宽厚的背上竟然睡得很香,很香……
记得小时候,家里开了一块自留地。每年的九至十月份,父亲就会领着我们去收秋。去的时候,都是父亲用自制的手推车推着我和小哥,边走边给我们讲着那几个老掉牙的故事。回来的时候,满车的土豆、罗卜、倭瓜,再怎么也会有我一个落脚的地儿。这个时候的父亲就会把一根长长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肩膀上,弯着那又宽又直的脊背,嘴里还时不时地哼上些曲子,具体都是什么,早已淡出了我童年的记忆,唯有父亲那弯弯的脊背,在夕阳的余晖里镀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还记得那是刚刚入学不久的事情,室友们商量着去偷偷地摘几颗附近农民的大白菜,腌制点咸菜。在我跳跃那堵高高的围墙的时候,不慎掉入了深沟里,我的右膝严重挫伤,是上了年纪的父亲不顾旅途的颠簸,把一瓶瓶药酒送到学校。当他转身背对着我时,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的脊背真的弯曲了,弯曲得犹如一颗下午的向日葵。我一遍遍地问自己,这还是那个让我无数次跨上跨下的脊背吗?还是那个背着我奔波于医院的脊背吗?还是那个文革的重锤也没能打压得有丝毫弯曲的脊背吗?它的挺直哪里去了?
岁月沧桑,可无论何时,浮现在眼前的一定是那个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脊梁的高大形象,这个形象永远都不会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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