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娱乐长沙还是一座爱情之都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不管怎样，情人节，属于天下有情人！千万年来，一直奔涌的湘江和洞庭湖都向我们证明，当爱情历尽桑田沧海，当爱情穿梭古往今来，湖湘大地传颂着四大经典之爱，我们不能只成为围观者……

“中国第一爱神”诞生湘水之波

　　有人说，洪荒时代，爱情就从天上奔流而下。上古神话中，伏羲与女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但是，这不是爱情，这只是原始社会血缘群婚余孽的流传。

　　爱情成为中国最古老最惊天地泣鬼神的第一幕经典，是在四千多年前的湘水之波中诞生的。

　　相传，舜帝南征苍梧不返，他的两个妃子娥皇与女英因为爱，因为失去爱，因为坚贞爱而投身湘水。她们在传说中化身为代表爱情的湘水女神。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爱神的形象。据说，湘女多情，就因为这一中国经典的第一爱，在湖南拉开序幕。就因为湘水之娥皇女英，让洞庭成为潇湘帝子游的乐地。从此湖湘之地，娱乐与爱情厮磨鬓伴。在今天，湖南省会长沙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娱乐之都，其实，因为古往今来的经典之爱，长沙应该是一座爱情之都，先有斑竹千滴泪，后有红霞万朵衣。

　　自娥皇女英成为中国第一爱神后，有关她们爱的歌舞乐曲，比如两千年前楚国屈原整理的爱情之歌《九歌》，就与湘水之神有关。

　　柳毅传书演绎对完满爱情的追求

　　有人说，爱是残缺的，所以金庸最著名的爱情之作《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都有各自人生的伤痕。

　　《新周刊》曾总结当代爱情有四大杀手：金钱成为部分现代爱情大戏的总导演、婚姻把所有问题让爱情扛、性是大众情人的死穴、见异思迁打败地老天荒。

　　一千多年前，以湖南洞庭湖为背景而展开的柳毅传书的一幕爱情传奇，却表现了唐代人对爱情的完美追求：

　　在“柳毅传书”的爱情里，A、金钱与爱情没有冲突，柳毅替遭遇家庭暴力的洞庭湖龙女传书，得到了他应该获得的金钱。他只是出售了少数龙宫的宝藏，财富就过兆。

　　B、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柳毅和龙女都是高尚的人，柳毅重义，绝不趁人之危；龙女重情，但却以“合法”手段获得婚姻。龙女隐姓埋名嫁给柳毅，了解他的丈夫“无重色之心”，“有感余之念”，他们的婚姻，除了有过恋慕时的共患难，更有婚后的深情相依。

　　爱情在今天貌似很泛滥，但要脱离低级趣味，像柳毅、龙女那样真爱，显然，已成为当今的奢侈品。

　　蔡锷小凤仙的爱，重在“知音”

　　民国初年，以“沉迷美色”作掩护，蔡锷与“失足妇女”小凤仙产生一段经典的“知音之恋”，最后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之下，逃出想做皇帝的袁世凯布下的藩篱，在云南高举义帜，为维护走向共和的历史潮流立下赫赫功勋。

　　不过，年轻才俊蔡锷的这段与“失足妇女”之恋，“并不好玩”，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就曾考证，英俊多情的蔡锷将军最后命丧喉疾，就因为这一段“知音之恋”，被误诊为花柳，而患者蔡锷也深信不疑，一代英豪因此天不永年。

　　不过蔡锷与小凤仙之恋，值得肯定的却是两人的“知音”故事。蔡锷曾给小凤仙写联说：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出风尘。小凤仙最为激赏，常对人说：“以文而论，固不为工，但确实知音之言也。”

　　1916年11月10日《长沙日报》载：“蔡（锷）以疾殃于东京，各报附会英雄儿女之说，乃竞传凤仙自杀之事，后虽辨明其妄，而谓凤仙巨眼识英雄，痛蔡君之早死，及感念私情，必欲以身相殉者，时有所闻。昨，警察右二区为此事特传凤仙到署，叩以前说之有无。凤仙答谓：儿与蔡先生感情甚笃，比闻其死，不胜悲痛。警官乃言生命至重，万不可轻萌短见。凤仙答谓：个人之事，可不必管。言已径出。”

　　蔡锷逝世后，刘天囚曾代小凤仙挽以联曰：“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廿年北地胭脂，自惭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此联经报章披露后，喧腾一时，小凤仙亦因以成名。

　　据张益弘的《创建民国与湖南精神》载，蔡锷病逝后，小凤仙失其照顾，遂嫁人维生，而抵沈阳。1951年得梅兰芳协助，安置于当地学校任保健员，以终其晚年生涯。

　　杨开慧手稿让人落泪的爱情

　　1982年3月10日，在修缮长沙县开慧乡板仓杨家老屋杨开慧烈士故居时，修缮人员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离地面约两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发现一叠杨开慧的手稿。其中《从六岁到二十八岁》（写于1929年6月20日）的自传体散文中抒写了一个美丽善良的湘女，让人落泪的爱情，节录如下：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会埋没尽了么？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因为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文/任大猛 图/徐晖铭

　　情人节前夕，在凤凰网看到陈漱瑜先生大作《毛泽东时隔五十年屡次修改当年所作情诗之谜》（原刊《人民画报》）。

　　陈漱瑜先生提到的毛泽东情诗指的就是毛泽东作于1923年12月底的《贺新郎·别友》：“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本人对毛泽东诗词从无研究，只是作者老调重弹地提到毛泽东此诗是写给陶斯咏，并称陶斯咏“后来终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大概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等多处显而易见的史实差错一直得不到纠正，感到疑惑不解。连陶斯咏的一些人生经历都没有弄清楚，又何谈可以知道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就是赠给陶斯咏的？

　　陶斯咏与沈仲九婚事，在1923年长沙《大公报》反复出现

　　民国时期的长沙《大公报》曾在1979年、1980年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流传甚广，今湖南省图书馆、湖南日报图书室均藏有这一批复印的长沙《大公报》，甚至在我这样的私人手中也收藏有这套长沙《大公报》，因此有关民国时期湖南人物的个人资料查找是相当方便的，在查找1923年其他史料时，我只是粗略地翻读长沙《大公报》就发现有关陶斯咏结婚的史料至少有四则之多。

　　1923年3月16日（合订本第35分册157页）第七版，就有小消息《一师聘请一对夫妇 沈仲九与陶斯咏》：“沈仲九上海新与已离婚的湘潭陶斯咏结婚，已志本报。两夫妇都被第一师范聘请，昨天来省，同住该校了。”

　　同年3月30日（合订本第35分册296页）第六版《省城学校现状调查记·第一师范》说：“该校于3月7日开学，10日开讲……教职员多属仍旧，惟国文教员新从江浙聘来沈仲九冯三昧顾绮仲三人，女生指导员聘请沈仲九夫人陶毅（注，即陶斯咏）……”

　　其实，在沈仲九和陶斯咏来长沙之前，长沙《大公报》就曾经发文嘲笑这对老少配，语略涉攻击，不录。

　　陶斯咏在湖南教育界非常活跃，因此在《谢觉哉日记》中可以看到谢觉哉曾经婉拒陶斯咏，笔调中似对陶斯咏略有些不友好。此外，陶斯咏参加湖南女权运动的有关报道更多。

　　陶斯咏并非办文化书社时捐钱最多者

　　在陈文中还提到：“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这也与事实严重背离。

　　1921年4月编印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具载有当年文化书社社员所投股本名录，按先后顺序，有如下数人共投了10元光洋（注：10元以上、以下均不计在内），按交款先后计有：赵文运、易培基、易礼容、陶毅、郭君开（分两次凑齐）、王季范（两次凑齐）、毛泽东、唐吉皆、仇鳌、左式民等，林韵源、刘驭皆，何叔衡、陈君书所投股本则为10元纸洋。其中投得最多的为曾任长沙县知事的姜济寰（折合300光洋左右）及长沙商会的左学谦（200光洋左右）。

　　根据这份史料也发现肖瑜（肖子升）所写的陶斯咏与毛泽东合办书店，意见不合而分手，也不是事实。当年在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工作过的人员，为易礼容（经理）、毛泽东（特别交涉员）、李庠（营业员管书）、唐自光（营业员，管报，兼管书）、王仙梅（营业员，管报），黄德安（烧饭兼走杂），在毛泽东“经营”文化书社期间，陈子博和任培道（女）曾各担任营业员2个月。毛泽东的同学、后去台湾的白瑜为任培道妹夫，也曾说陶毅未在潮宗街文化书社服务，而任培道曾在此服务。

　　毛陶恋出自萧瑜和白瑜的说法

　　在萧瑜的著作中曾提到毛泽东的初恋对象为“我们的同学陶素瑛”，陶素瑛就是人们所说的陶斯咏，国内媒体已多有引用。萧瑜未说及陶斯咏的婚姻情况，只说她“终老于上海”。白瑜在郭廷以、张朋园的访问记录中除沿用萧瑜的说法外，并说陶斯咏嫁给无政府党人沈仲九、在一师任教。这与长沙《大公报》的新闻报道是相合的。

　　

　　五行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