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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49年从未走远

来源:网络转载 2017-04-23 18:56 编辑: www.xigushan.com 查看:

胡慧侬精心照料着徐立留下的仙人掌。本报记者 唐湘岳摄

胡慧侬精心照料着徐立留下的仙人掌。本报记者 唐湘岳摄

  “虎耳草死了,喇叭花死了,文竹也死了……”9月17日中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职工宿舍,在整栋楼唯一没有安装防盗窗的阳台上,79岁的胡慧侬老人给奄奄一息的仙人掌浇着水。自徐立2009年摔坏了腿,10多盆花花草草就没人伺候了,“只剩下这盆仙人掌,我得救活它。”

  

  “待在一起讲的话,还没信里的多”

  1963年,经朋友介绍,西安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女教师胡慧侬接到了33岁的徐立的第一封情书。这样的信在接下来的10天她几乎天天收到,感情逐渐升温。同时收到的,还有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极稀罕的一小木盒子葡萄糖粉。10天后,女教师背起挎包南下了……“我们是闪婚。”说起往事,老人仍掩饰不住羞涩。

  结婚仪式在徐立的集体宿舍举行。医院眼科送来最贵重的新婚礼物一对钢笔,笔帽是不锈钢的,笔杆是塑料的,两人名字并排刻着,一支徐立的名字在前,一支胡慧侬的名字在前。这两支笔,就让两人“写了一辈子的信”。

  “头10年,我在西安,他在长沙,一周总能收到他两三封信,有时候天天都有。”胡老师的同事们经常抢过她的信,肆无忌惮念起来:“我的侬……”

  “1973年他参加中国医疗队援非,我调到湖南大学任教。那两年多里,我们的交流还是靠信,每周都有。”从收发室取信,是胡慧侬最大的乐趣。

  湖南大学给他们分了一套小房子,徐立援非回来后有两个月假,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就“憋”得受不了了,嚷嚷着要回医院,于是又搬到了集体宿舍。胡慧侬很理解,“工作就是他的命根子。病人需要他,他也离不开病人。”

  让胡慧侬没有想到的是,1990年徐立退休了,他们的“分居生活”仍未结束。“退休不退岗,他还是离不开医院。”胡慧侬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期间,她仍能定期收到丈夫从湘江对岸写来的信。每当胡慧侬去广州老家扫墓、探亲,哪怕只有10多天,信也是少不了的。

  算下来,徐立给胡慧侬写信近千封,爱人给他回了多少?胡慧侬说:“每信必复。也许,我俩待在一起讲的话,还没信里的多。”

  可惜,这些信在“文革”期间和后来的风雨岁月中大多烧毁或遗失,只有少许保留下来。

  阅读书信,穿越时空,记者发现,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人生观,“即使活到一百岁,也不能放弃原则,是非一定要分明。”“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也不用遮盖,这是促使它转化的一个条件,而认识了它,就为解决这些矛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育孩子也是“鸿雁传书”中的重要内容。信中不乏这样的勉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也有夫妻间的嘘寒问暖:“多雨,胃痛,当然并未病倒,回来后再来看你。望保重。”“让小刘把一些点心及一件衣服带给你,那衣服不知是否嫌小一点,只适合穿棉毛衫上面,外面再穿毛衣。”

  湘江两岸住着一对“牛郎织女”

  “当然我活一天,也会尽可能来看看你,只是我的身体,不能像以前一样每周日回到你的身边,假如你能体谅这个丈夫,在我不回来的时候,最好你也能尽可能回到他的身边。”记者在徐立1980年3月写的信上看到了这样的字眼。

  在邻居眼里,胡慧侬就像一位“田螺姑娘”。从湖大的家到徐立的“蜗居”,胡慧侬老人要穿越湘江,转两次公交车。“要给他补充点营养,他太不会照顾自己了!”徐立对自己“刻薄”的生活方式让胡慧侬极其不满,劝过,吵过,收效甚微,于是她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表明态度:每周来探望一两次,给花儿浇水,打扫卫生,送汤、送菜。“有时他到医院转悠去了,我也不等,帮他把事情做了,东西放下就走。”

  除了过江探亲,胡慧侬的时间也安排得满满的:为学生做义务辅导员,和他们谈心交流;担任楼栋长,为居民领粮本、换粮票;为教职员工代买紧俏的电影票……几十年来,胡慧侬在这些“琐事”中乐此不疲。1983年,胡慧侬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称号。

  被评为全国先进的胡慧侬,却曾在信中抱怨徐立:“你太先进了,我受不了。”

  徐立笑了:“你才是先进。”

  湘江的两岸,住着一对“牛郎织女”,没有朝朝暮暮耳鬓厮磨,可他们的爱情,49年从未走远。

  “那天是农历七月七,有点想他……”

  2010年,孙女嘉仪考上了武汉大学,极疼爱孙女的徐立送给她一份特殊的礼物《大学生活十一条》:“一年内申请入党;锻炼身体,早上跑步15分钟,晚上散步30分钟;自己洗衣服(床单、被套送洗衣房);每月生活费500元,每天15元(早餐一份牛奶或豆浆,两个馒头;中、晚餐米饭3两,菜一荤一素;每月50元用于买牙膏肥皂等);服装朴素;与同学交往中注意:不单独与同学相处,不参加同学的聚会、聚餐;不吃零食,特别是垃圾食品;严禁上网玩游戏;每月给妈妈写一封信;多洗手,人多处可用口罩;防止近视,与电脑、电视屏幕保持一定距离,且每次用眼时间不超过1小时,定期检查眼底。”

  如今已上大三的嘉仪说,爷爷的嘱咐,她一条也不敢忘。

  2004年元旦,徐立给妻儿写了一封特殊的信,那是他在签署遗体捐献书后留下的“遗嘱”,信中写道:“我的遗体捐献事,已与退休办与教研室商妥,不搞遗体告别,不搞追悼会,不送花圈。”

  “我的书籍,大部分已送人,余少数你们可留作纪念,若不要的话可交给眼科教研室。”

  “房中有三屉桌三个,床一张,单门柜一个,是医院的,请退休办还给医院。”(这些家具是当年眼科换办公室时淘汰下来的。记者注)

  信,这样结尾:“我希望你们以后做人一定要老实,诚信。我对你们不起,请原谅!”

  “我只希望你能有一天会理解我,就是在我死后也行。”读着老伴信中的话,胡慧侬老人眼圈红了,她悄悄告诉记者:“其实我理解他,并没有等到他死后。”

  久久注视着徐立生前养育的仙人掌,胡慧侬轻轻地说:“没想到,就这么走了,那天恰恰是农历七月七,有点想他……”

  (本报记者 唐湘岳 《健康报》记者 颜秋雨 本报通讯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