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3)车子。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