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实录]:一个大学生男妓的经历

南下打工

我出生在湖北阳新县富池镇的穷山沟里。1995年9月我考进了武汉一所著名的理工类大学，是村里的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我的家穷，妈在公路边摆了个修鞋摊，爸爸种田，一年微薄的收入供我和两个妹妹读书实在不行。

1998年夏天的洪水给我家以致命的打击。农田被水冲走了，大半年的辛勤劳动泡了汤。我带着家里东拼西凑的二千多元钱到学校，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这么大了，应为家里着想。我决定打工，反正大四是实习，做论文，找工作。

于是，我决心南下，去深圳、广州等城市试一试。有位同学十分热心，将他在深圳的一位兄弟张勇的呼机号码、地址告诉了我，又专门打了电话过去交待。就这样，我带着600元钱和简单行李踏上了南行列车。

美色诱惑

到了深圳，我见到了张勇。张勇是湖北人，来深圳一年多了，一直在《深圳某报》社八卦岭发行站工作，生活质量还可以，他十分友善，管我住和吃。每天早上还弄些报回来，在报上帮我找求职信息。

过了半个月，经过无数次求职，我被一家不大不小的服装公司相中。公司老板姓魏，是个女的，看上去挺年轻，公司管理层的人都叫她“魏姐”。我去应聘的那天，碰巧魏总也在，她随便问了一些怪怪的问题，什么怎样约一个陌生女孩出来约会、什么你会给你的女友挑什么样的衣服等等，我虽没经历过这些，但小说看得多，自己想象力也还好，因此对答如流，还有些巧妙的创意。

这年10月16日，我开始在这里上班，公司要求男员工都是西装革履。我只好找张勇借钱买了一套水货的，没料到第二天就被魏总训了一通。她语气平和地问我家里条件怎样及在深圳是否有亲戚朋友?我这人不会撒谎，只好结结巴巴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地说了，魏总说：“你要注重公司形象，必须穿戴讲究。还有，你要想办法锻炼自己的口才。”随后，她叫来一位小姐，给了她一张信用卡，让她带我去买衣服。我当时觉得十分难受，心里发誓一定要在深圳混出个人样来。每天晚上，我对着镜子大声练习普通话，然后和张勇去逛街，和别人砍价，和陌生人聊天。一个月下来，我似乎变了个人。我也从文员升为办公室科长，这个职位很适合我，主要是协调公司内部的工作，起草一些管理制度之类的文件。我在大学读的是文科，文学功底较好，所以做起来十分轻松，深受魏总赏识。

11月中旬，我被调到魏总身边做秘书，开始我不习惯，魏总说：“这里不是内地，在深圳没男女之别。”于是我也开始叫她“魏姐”。后来魏姐经常带我一起和顾客谈生意，在酒席间我总是为魏姐代饮一杯一杯的敬酒，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女人在生意场上拼斗真不容易。顿时，对她产生了同情。我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漂漂亮亮，有时也单独替魏姐去应付一些无聊的应酬。在深圳这地方，是一夜可以成为乞丐，一夜也可变成富豪。

有天魏姐从香港出差回来，兴致很好，亲自开着莹色宝马，带着我驶向郊外。车子开进一个叫晶远的度假村，又在第三幢别墅前停下。我给魏总开车门的那一刹那，魏总笑道：“今晚好好放松一下。”又引着我进去，一进门，我被眼前的奢华给惊呆。我随魏总上了二楼，一间卧室里摆了一小桌佳肴，还是热的，看来魏总早已精心布置了。魏总说：“今天晚上我们把所有的身份和背景抛开，只当两人是好朋友来谈心。”

魏总一边喝酒一边讲述她的经历，她是孤儿，有两次失败的婚姻，都是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男人有钱就变坏，都在我身上应验了。”讲着讲着，魏总葡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我为之感动，也大口大口喝酒来发泄苦闷。后来，魏总去了浴室，不一会儿又叫我去帮帮她。我一进去，一股柠檬香波扑面而来，魏总躺在浴池里，除了头露在外面其余一身都被泡沫覆盖着。她让我给她揉背。我慌了神，哪知魏总一下抱住我，疯狂地吻起来，且脱我的衣服。这时，我什么也不顾，和魏总一起睡在浴池里，抚摸她的身体，疯狂地做爱。那天晚上太销魂了。起来后，我们一边看录相毛片一边波澜云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的魏总软得像一摊泥。

以后，魏总常常带我来晶远别墅。魏总说：“这么多男人，只有你最纯最有同情心，我只信任你一个，那些男人只图我的钱财，我看多了。”每次云雨过后魏总都给我一张千元以上的支票。我不要，不想出卖自己的肉体，和她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魏总说：“不要太在意，男人在外没有几个钱会很可怜的。”

被绑架到广州

生活就像一场戏，没有平静几个月，我又陷入一场大灾难。我是魏总的秘书，她到哪，我也跟到哪。魏总常和一群富太太交往，不要看她们富，大多数女人文化素质都很低，手上戴六七只大戒指，庸俗之极。她们中有很多是别人的情妇，有的早已被抛弃，手上却有一笔可观的青春损失费；她们也养一些小男生做情人，我总觉得那是一种变态生活。魏总和她们交往，只是想凭她们的关系建立一些大客户。然而，我却倒霉了。

有位叫高姐的最喜欢和我聊天，和我谈什么词呀曲呀之类的，但听魏总说她惹不起。高姐在沿海每个城市都有颇具规模的公司，且后台很硬。她见到我二三次后就开了七位数的价钱要魏总把我卖给她。我清楚地记得她说的是“卖”。魏总不高兴，又不好发作，只是说：“那是他个人的权利。”高姐来问我，我不肯，我认为魏总有恩与我，我不能弃她而去。还有高姐她们的生活让我胆颤心惊。哪知高姐翻脸不认人，这从魏总公司的业绩下降很明显地反映出来了。公司眼看要陷入困境，我只好挺身而出。在我拨着高姐手机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赴刑场就义一样。第二天，我就被人接到高姐的寓所，从此我再也没见到魏总，只通了一次电话，我听到她很自责。果然不错，高姐性变态，我受不了。一个多月后，我试着逃走，哪知没走远，就被人从出租车里拖下来，绑架到广州。广州是高姐的“老巢”。我被关了几天后，又被带去见一位男老板，他看上去很正派，但没想到他是同性恋患者，高姐居然采取这种手段报复我。我只好回到高姐身边，学会了逢场作戏，等待机会逃走。

我再不能出卖自己

1999年4月，高姐的后台不知何因被另一黑帮暗杀，不少债主逼上家门，她只得卖几家公司，逃往美国。我就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自由。我没有去找魏姐，听说她的公司运作很好，我也就放心了；我没有去找以前结识的朋友，免得又和魏姐发生联系，我开始漫长的流浪。

我的信用卡上还有二万多元，都是以前魏姐给的，但在南方花得很快，我不得不在南方的几座城市：海口、厦门、珠海、福建等地打工。我也吃过不少苦，比如遭抢劫毒打，染上流行病，夜宿街头等等。有几次我被一些招聘骗去当男妓，但我都跑了出来，死也不再出卖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