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大多徘徊在情感之中,但是也有一点是过分的虚伪,不好意思去排斥。又说回来,人情好了,万事都好办了。
中国人这一生大略是在“性情”与“人情”之间流连反复的。
“人情练达”处世,“性情放达”养生。若处世,便得处理各样“人情”;若养生,最好陶冶自己“性情”。性情不好,喜怒无常,容易致病;人情事故处理不得体,处世多紧峭淤塞。
总的来说,“性情”在道,“人情”在儒。
不是么?《红楼梦》中有一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真好。自古要在中国处世做事,皆须要做到“人情练达”的。中国是个很重“人情”的国度,中国百姓遇见个事儿了,往往第一反映是:要找个“熟人”托点关系之类的。俗语:“朝里有人好做官”“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说的便是“人情”的要紧处。这一点,可能与西方国家不大一样。西方人遇见个事儿了,可能是须要找律师的吧。在中国,处世做事,若一门子“法治思维”,多是要碰壁的。中国人“屈死不打官司”,一是打官司往往会将情况搞紧张,二是打官司也多打不起——“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当下虽然讲法治了,然而终是积习难改。非万不得一,老百姓多愿意将事情“私了”。这里面就需要“人情”。中国老百姓最怕被人讽刺为:“连一点儿人情事故都不懂”!人若懂得“人情事故”了,左右圆转,上下浸润,那世俗的小日子该是过得滋润呢。比若《******》中的西门庆,那么坏一个男人,懂人情,会浸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日子便过得舒服。耿介,倔强,洁身自好如屈原,却是跳了汩罗江。在中国混俗世生活,奔仕途,求富贵,多须学儒。孔夫子教人这一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有一番作为的。要有所作为,儒教便教人懂规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循其道,规规矩矩,在朝在野,都喜欢。《大学》中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一个人要“近道”,则须知先后,懂本末,听君话,尊师长,便会落得好名声,获得好前程。“意诚心正”要修炼,“克己复礼”,性情必得要收敛,不可率性而为。久在其道,人便受不得。
于是,便有一流人物,反其道而行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
比如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过着这些田园生活,悠闲度日的,其人生哲学多近道家。“居虚极,守静笃”“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将那当官入仕的心放下,潇洒处世,洒落为人。陈继儒弃冠,苏东坡题竹,李笠翁闲花美酒度日,皆是如此。这些人物,善养“性情”,浑不计较人情事故,或种菊,或写梅,或“把酒问青天”,或“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将人性放归自然,性情由之,悠然放逸。
但,大多数中国人是做不来这样旷达的。
他们的“人生永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