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五十载兄弟情义深似海

      蹉跎岁月五十载  兄弟情义深似海

  八月四日是二弟的祭日，十年啦，好像就在昨天。他走的是那样匆忙，来不及和家人多

说几句话，就撒手而去。二弟走的头一天晚上，我和他说话说到十点多，临走时，我对他说：明天一早我就来看你。他等不到，第二天凌晨就传来他去世的噩耗。我欲哭无泪，看着他被病魔折磨得皮包骨头、痛苦不堪的样子，实在是不忍心，走了也好，再也不受罪了！看着二弟的遗像，我心如刀割，悔恨自己昨晚咋不多陪陪二弟；悔恨自己对二弟关心的太少。

记得二弟走的那年春节，他到我家，说话嗓子哑，我问咋回事，二弟说，喉咙发炎了。我说那得赶紧去看医生呀，二弟说过了春节就去看。过节后，我再也没有督促二弟去看医生。二弟也没有当回事儿，总认为是喉咙发炎了，吃点消炎片、含点喉宝就好了，直到二弟感到头疼难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才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二弟患的是“喉癌，已扩散到颈部淋巴，颈部长满肿块，危机大脑，引起头痛，过了最佳手术期”，打针、吃药、化疗……，无济于事。过后，我常常自责，为什么没有早点督促二弟去医院检查呢？如果能早查出来，二弟也不会走的那么早，他才五十岁多一点呀！现在想起来还内疚。

蹉跎岁月五十载，兄弟情义深似海。我和二弟相处五十多年，用“兄弟情义深似海”的词句来形容毫不过分，二弟既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好朋友。在我的记忆中，从记事那天起，我们两个就脾气相投，凡事必形影不离。

我五岁那年。有一天，我和两岁多的二弟在院门口一起玩，他嘴里噙着一个小竹笛（指头一样粗，约二十公分长）吹，下坡时不小心绊倒了，竹笛把二弟的口腔扎伤，鲜血流了一嘴，痛得二弟嗷嗷大叫，吓得我惊恐万状，赶紧跑回家叫来了母亲，父亲、奶奶也跟着跑了出来。父亲和母亲一起抱起二弟就往当时的河大医院跑，经医院检查，二弟的口腔、喉咙被扎好几个伤口。父母抱二弟走后，奶奶领我回家，我依偎在奶奶怀里一动也不敢动，胆战心惊的等来了父亲、母亲和二弟，父亲刚进屋就一把把我从奶奶怀里拉出，又打又骂：“你咋看得你弟弟，把他伤成这个样……”。奶奶见状，边说边扬起巴掌就去打我父亲：“他才几岁个孩儿，能怨他吗！”接着，奶奶又把我重新拉回她怀里，趴在奶奶怀里我委屈得直哭。

二弟被查出患喉癌后，我还在想，是不是那时落下的根。为此，我还咨询了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大夫，他说：“不可能，患癌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喉咙有问题后，要及时就医。否则，时间久了，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一般的喉炎也会转化成癌症。”是呀，平时二弟有很多的不良嗜好，喝酒、吸烟，还有不习惯喝水的毛病，渴了就买瓶啤酒喝。

二弟的口腔、喉咙被竹笛扎伤的事，印象极深，好像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直到现在还能清晰的记起当时的情景。

不过从那时起，我的心中就多了一个想法，就是做哥哥的要照顾好弟弟，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能让弟弟受到任何伤害。

三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那阵，靠我父亲一个人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养活不了全家，为了生计我家买了辆架子车，母亲白天用架子车拉货挣钱，夜里我和二弟就把架子车当床睡，车把绑在屋内柱子上，车尾下面垫一个方凳。我好看书，睡在车把那头（柱子上能挂煤油灯），二弟睡在车尾那头。没有货可拉时，我和二弟就利用暑假、寒假、星期天，拉着架子车到郊外割草、卖煤土、卖水果什么的，或晚上到火车站拉座。

割草可是个力气活，一架子车草二百多斤卖六块钱，可买二斤粮票，够一家人吃两顿饭了。一大早不吃饭（也没有饭吃），我和二弟拉着架子车就出发了，走到西门（大梁门）跟儿，五毛钱买一根菜瓜，一人一半边吃边走。为了省力，我和二弟轮流着坐会儿架子车，接近中午时走到城西护城堤，把架子车放在护城堤上，让二弟看着，我拿着镰刀下到护城堤西面一个芦苇坑里割芦苇。怕太阳晒着二弟，我就先割一捆芦苇拿到堤上，散开搭在架子车把上，让二弟在架子车下面乘凉。

我赤脚跳到芦苇坑里，头上烈日晒，脚下芦苇扎，还有蚊虫咬。为了生计，我啥也不怕了，挥汗如雨，耳边只听见镰刀割芦苇的唰唰声。一个暑假下来，背上晒的掉层皮，脚和小腿扎的都是伤，浑身被蚊虫咬的都是疙瘩。真是：一把芦苇一身汗，挣个饭钱多艰难。两个小时后，我估计差不多了，就把割下的芦苇打成捆，招呼二弟和我一起把芦苇一捆一捆的搬上车，我驾辕，二弟用一根绳子拴住车帮搭肩上，和我一起拉着装满芦苇的架子车一步一步的往回走。

来回三十华里呀，到现在我都整不明白，那时的兄弟俩仅吃一根菜瓜，是怎样拉着架子车走到城西护城堤，割完草又拉着重车走回来的！

拉座也不容易，晚上十来点钟有一趟往东的火车在开封停站，从西边来开封的人几乎都是坐这趟车。那时，晚上八点来钟公交车就不跑了，没有出租车，三轮车也少，所以架子车就派上用场了。

我和二弟晚上九点多钟拉着架子车到火车站等，旅客一出站，二弟看车我去招揽生意，遇到生意好啦，一次能拉五个客人，可挣两块五毛钱，够一家人吃顿饭了。有一次，有个客人看着我们哥俩可怜，这么小就出来挣钱糊口，一个驾辕一个帮车，随手拿出两个白面馍给了二弟，二弟高兴的连声说谢谢、谢谢。舍不得吃，拿回家给了妈。第二天吃中午饭时，我们兄弟几个每人碗里多了一块白馍。    

还有一次，拉了六个客人，上坡时我累趴到地上，车上下来两位客人说：小伙子上去吧，我们来拉，他俩硬是把二弟拽上车，拉着架子车就走。拉到地点后，他俩拿出两块钱塞给了二弟，我连忙把钱要过来还给两位客人，并说：“车是你们拉的，不给你们钱就不好意思了，咋能再要你们的钱。”他俩说啥也不收，还说：“小兄弟拿着吧，赶快回家吧，免得大人担心。”那天晚上我们挣得钱最多，一共四块，从来没有过。

灾荒年，我们哥俩什么活都干过，只要能养家糊口，卖煤土、卖水果、卖菜馍，到郊外拾白薯、捡花生、挖野菜……

艰难困苦的日子好不容易要熬到头了，却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我就要考大学了，二弟刚上初中，不得已停下来，身不由己地投入到大革命之中。我思想保守，墨守成规，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个战斗队，到北京、沈阳、长沙、韶山等地寻求革命的真理，成了保皇派。二弟不善言语，爱看热闹，时不时地出去转转，当起了逍遥派。

大革命期间，

我下乡一年后，二弟被安排到开封市联合收割机厂当工人。二弟当工人后经常利用假期到乡下看我，他吃不惯我们那里的白薯面馍，每次去我都是到距我们那里有十多里地的县城给他买馒头吃。

后来，我被抽调回城，因家里房少住不下，二弟又跟着我住进了单位。二弟性情温和，说话朴实，很快和我们单位的同志混得烂熟，来办事的人还以为二弟是我们单位的人呢。

再后来我们都成了家，衣食无忧，过上了平常而又满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