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周恩来：曾被批“人情世故太深”

　　【导言】

　　周恩来，在中国几乎等同于总理的代言词。提起他，人们心目中总会浮现出忍辱负重，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形象。十年动乱，他以一己之力保护了不少同仁，他为维持中国政府日常运作而耗费心力。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周恩来，回顾中共历史，周恩来也曾光辉夺目，但他的光辉被毛泽东的崛起逐渐掩盖。从中共主要负责人演变为副手，最终过渡为服从者。他的地位也动摇不定，不得不时常做出违心的检讨。在文革中甚至需要附和一系列冤案以自保。他在文革中所有的努力，其实也局限在毛泽东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周恩来一生可谓辉煌，晚年却十分艰辛，这不免使人反问：将这个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逼上如此艰难境地的，除了个人性格，还有什么？

　　【一】盖棺论定

　　邓小平：他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但人民原谅他

　　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尼克松忆周恩来：尽管厌恶 他还会和对手一起工作

　　周抵制了要求一步登天的过激派的反对，坚持推行一种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纲领。周在中国政局中变幻莫测的联盟的问题上，不声不响地运用权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从不给同事们以谋求更大权力的印象。每当受到毛庇护的强硬路线派结成联盟时，周尽管对他们的新政策感到厌恶，但还是会同他的对手一起工作。他会暂时保持低姿态，等到联盟陷于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在这时候，他就转向一个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反对派。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许是在周掌权的年代中对他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

　　基辛格忆周恩来：反对前先考虑为改变局面丢官是否值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数同时代的领导人一样遭到冲击。要给一国之君当顾问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若要反对某一项政策，就要考虑，改变了局面以后的好处是否值得他为此而丢官。是凭长远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还是以眼下利益为重而走极端？是应采取温和措施而一步步积累其效果，还是摆出高姿态？（其实高姿态也未必救得了他。）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周恩来为扭转文革局面默默准备条件

　　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