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己”还“是悦人”

url:,id:0

年前，有两篇稿子赶在一起了：朋友出书，要我写一篇书评；我自己的一本书出版，需一篇后记应景。这对我都不是难事，我上午一篇，下午一篇，一天就完成交稿。自己还正得意呢，没想到第二天反馈信息都过来了，朋友婉转地问我：“你是不是没用心写？”后记呢，编辑则很不客气地回复：需大改！

我有些懵。把两篇稿子拿过来又看一遍，不知怎么改———我明明觉着还可以。这种感觉让我张皇：为什么我觉着还可以的东西都被否定了？是我的标准有问题吗？还是我写作的能力失去水准已很久而自己一直不知？

这种疑虑困扰着我，我开始用倒叙的方式往前回忆，我希望找到一个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文字开始只能悦己而无法悦人？

记得少女时代，只要给我一支笔、一张白纸，我就会愉悦半天，因为我可以在上面细细密密写满字，我至今还留着中学时代写的几本“小说”———蓝色的钢笔水，写在一本本软皮日记本上。内容无非是少男少女的那些小心思、小情怀。我最大的快乐是每写一章节，就有同学追着看，这成了我不停写下去的最大动力。17岁时，我的一篇日记式散文被上海的一家杂志刊登，编辑给我的用稿信上写道：“……情感流露真实，能很好地打动读者。”

后来在天津读大学时，我曾经给《天津日报》投过稿———想想也是醉了，我生生把一篇言情小说投给了天津的党报，估计编辑收到厚厚的一摞稿纸时都被我气笑了，不仅给我原封把稿件退了回来，还语重心长地附了一段话：“作品不适合本报发表。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风格，作者在投稿前，应先了解一下刊物的风格，以便有的放矢。这样作品的入选率才会高。”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文章都有适合自己的读者群，必须找到适合它的舞台。

工作后的最初几年，包括《临沂日报》在内的多家报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和众多所谓的文艺女青年不断在上面写稿子，内容无非是闺中趣事、生活杂谈、风花雪月之类，末了，配上一段人生感悟。2002年，《临沂广播电视报》以“夏天”为主题邀请了当时被视为“五朵金花”的五个女子写稿，用整版刊登。这在临沂文坛上大概是一件独特、有趣的事，后来有多位男性作者参与进来，畅谈“女性文学现状”，引起很多人的热议，这种关注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哪怕是反驳的声音，都是有意义的。

这之后多年，我写过很多种形式的文字，散文、口述实录体情感故事、民国人物录，并不拘泥于形式，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不论是故事还是人物，都是先打动了我，才下笔去写。后来连合作多年的杂志编辑都说，要我写一个人物，必须是我喜欢的，我才能写得好看。

作者写文章当然希望既“悦己”又“悦人”，但是二者不能兼而有之却是常有的事。很多成名于网络的作家，比如六六，当年她写《双面胶》时是在网上发帖，每天更新一段。最初她对人物基调和故事的走向有自己的设计，但是后来为了迎合跟帖者的口味，小说逐渐偏离了她原本的意图。可能也正因此，虽然这部小说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却非她最满意的，反而后期的作品更让她有成就感。

“悦己”是每个作者创作的动力，但是结果能否“悦人”，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是不能决定的。1979年，59岁的张爱玲推出新作《相见欢》，她大概未料到，其时隔多年的再度“出山”，并未赢得多少好评，香港作家亦舒就直言不讳地对张爱玲的这部新作表达了强烈的失望：“今夜读《皇冠》杂志的《相见欢》，更觉爱玲女士不应复出……整篇小说约两万字，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以张爱玲的个性，这样指名道姓的指责她当然不认可，而且一定在心里“呸”了无数遍。她居高临下地回应道：“中国的小说观，我觉得都坏在百廿回《红楼梦》太普及……”瞧瞧这一竿子打的，已不单只针对亦舒了。亦舒失望原可理解，彼时她刚出道，正被外界评为“年轻的张爱玲”，对张爱玲难免因爱生怨，甚至说：“我始终不明白张爱玲何以再动笔，心中极不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纪的人，究竟是为什么？我只觉得这么一来，仿佛她以前那些故事也都对了白开水，已经失去味道，十分悲怆失措。世界原属于早上七八点的太阳，这是不变的定律。”亦舒想不到的是，多年后的今天，当她自己也步入老年，居然遇到了同张爱玲当年同样的事：面对外界的批评一律不回应。若论起自负来，比张爱玲更为过。这似乎说明了一个道理，文学家并非愈老愈明白，除了智慧和生活经验，天赋和灵性还是很重要的，很可惜的是，这两者皆有保质期，绝非终生拥有。所以，一个作者坚持自我是好事，但是如果到了固执己见完全不能容人的地步，其艺术生命怕也到头了。

有了上述例证，我意识到我的只求“悦己”而不“悦人”，或者反之，都是一种偏激，虽然不可能篇篇文章做到皆大欢喜，起码可以寻求一种平衡：坚持自我却不孤芳自赏。其实不仅文学写作如此，做人也大抵如此吧。

[责任编辑:yfs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