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能吏好不过清廉庸官

近来，中国高铁输出海外的步伐日渐加快，京沪高铁盈利的消息又传来。当此之时，网上也出现一股“给刘志军重新定位”的呼声。有人称刘志军“功能抵过”“终将名垂青史”。对此新京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近八成受访者表示不认同“贪腐能吏好过清廉庸官”。（新京报8月15日）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内外出现一些将高铁成就归功于刘志军、并为他因贪腐被判重刑喊冤的声音。这些声音有些是出于幼稚，有些则是在拐弯抹角表达对反腐败的不满。在早已多元化的舆论场上，这已不足为奇。但必须指出，这类声音所传达的“功能抵过”思想极其落后，它决不可能有一天占据中心位置，主导中国社会回望刘志军案的态度。
高铁是中国科技创新非常突出的成就，但如果以此神化刘志军的个人贡献，并且赋予刘志军在法律面前的豁免权，这样的思维方式散发着浓重的封建气息，它只能是我们这个步履匆匆时代的一个花絮。
除了感叹刘志军对中国高铁的贡献,更有人认为,清廉的庸官还不如能干的贪官,做出实事才是王道。部分人将“在其位谋其事”当作评判官员优劣的唯一标准——“庸官太多才是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当官不是比谁更穷,有破有立、有作有为才行。占着位子就得干事,就得给大众谋利。如果真做到为官一方造福一片,宁愿分一杯羹给这个官,得到应有的金钱奖励,总好过那些在官位上蹉跎无为度日,将来抬屁股走人啥也没留下的清官。”言外之意,留下“高铁政绩”的刘志军,远比某些碌碌无为的庸官有价值。
但中国高铁是市场大环境推动下的结果,而不是刘志军、王志军、李志军等个人就能实现的成果。为解决资金难,铁路部门曾推出一系列举措,比如铁道债的发行等,但那都是民间财富的转移,与其“感谢”刘志军的贡献,不如感谢“沉默的大多数”所承受的巨大付出。如果没有刘志军,中国的高铁就不存在了吗?有没有可能效率更高、发展速度更快?
虽然这些设想无法验证,但仍不失可以想象的空间。如果将发展高铁这种国家行为归结为某个人的功绩,未免过于片面和不客观。在众所周知的贪腐形象之外,刘志军即使确有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魄力,也不能忽略原铁道部员工、民间财富的支持。将历史功绩归功于他一个人,这无疑是不尊重历史发 fc8 规律的表现。
一些做过些好事的贪官，尘埃落定后，他们在民众间的名声会比做尽各种坏事的贪官总归要好些，从长远看，如果他们有一天能够重回社会，两种不同情况对他们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善恶都有报，这是人间永恒的规律。但法律必将一步步走到中国社会各种因果关系的中心位置，影响人情世故的方向和内涵。
为官，既要能又要廉，无论任何人在廉上突破了法律的红线，都应受到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