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
对历史的审视与理解，需要时间。拉开一定距离后，并不难于辨清萧也牧的意义：他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革命战争年代过去了，新的国家生活摆在面前。有人主动尝试与以往革命文学有所区别的风格、内容和写法，以适合这种转变。萧也牧于是应运而生。他所探索的相较以往细腻深入一些的人情内容、世俗平凡一些的日常化笔触和简洁节制一些的话语风格，事实证明，符合广大读者的期待。
1950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整整三个月。倘若采取旧式纪年，亦不妨说是共和国元年元旦。
这一天，新中国文学里地位最高的刊物《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以“新年号”的特别名义出版了。上面刊登着一篇很不一般的作品――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萧也牧。
“很不一般”，是指在此后一年多内，它面临了天悬地殊的两种境地。起先是广受欢迎，声誉鹊起；然而转至翌年6月，舆情突变，短短十来天一跃而为文坛头号批判对象。至于进一步引出的影响及长远的意味，就更不以此为限。
情节内容大致如下：一对夫妻，丈夫为知识分子出身，妻子原是贫农，参加革命后在军工厂当工人。如今他们随革命胜利，作为“进城干部”，一起到北京。丈夫思想起了微妙变化，嫌妻子“土”，与新环境不协调。于是夫妻有了罅隙，一个要“变”，一个很固执地“不变”。最后，事实教育了丈夫，使他认识到根本而言妻子是对的，自己则“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妻子态度亦稍有调整，表示新环境之下，“工作方式方法”值得重新考虑。
到“文革”结束为止，中国不存在与党的方针政策无关的文学创作，所有作品都对其中某项内容进行“配合”。本篇也不例外。它所“配合”的，是建国初期党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革命队伍的“拒腐防变”。毛泽东曾将“进城”比作“赶考”，能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被认为攸关未来。《我们夫妇之间》，虽不涉及“腐”，但却以“变”为关节，男女主人公之间所有矛盾，源于变与不变之争。萧也牧写这篇小说，目的当属体会党的关切，及时、积极地通过文学进行宣传配合。
本来，从逻辑上说，“进城”作为一道坎，它所隐含的“变质”的担忧，主要是针对革命队伍中出身乡村者。对于他们，新环境、新现实与自身经历构成更大反差，“考验”的严峻性才比较突出。应该说，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本事编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对这个问题的表达，与原来的含义更加吻合。对比一下，我们不难体会萧也牧落笔之前，心中颇存“顾忌”，甚至早有自儆。类似三排长陈喜那个角色，他安排了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来代替；“进城”这件事，对贫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没有构成是非原则的考验，倒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险些栽了跟头。这样的情节，不能说毫无生活根据，作者所以这么处理，更大可能是规避对“工农形象”做负面描写。这也许说明，对这题材风险所在，萧也牧已有所预感，并事先加以防范。
然而，毁谤还是不期而至。
第一篇批判文章出现于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即陈涌所作《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这似乎可以让人有些猜想。不过，陈涌本身一直是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人民日报》有专门的文艺版面，虽然政治性很强，但也未必每篇持否定意见的文章都有“背景”。
就文章本身看，尽管持否定态度，但调子基本温和，大致属于就事论事，论断上比较克制，没有特别强烈的从政治上给作者作品“定罪”的意图。它不满意萧也牧，在于两点：一、对张同志亦即妻子，描写上有所“丑化”；二、流露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另外，与后来上纲上线的批判不同，陈涌文中并不一般地反对写日常生活、恋爱事件等，只是强调“能否正确地去描写”。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陈涌的文章并非专门针对《我们夫妇之间》，实际上它是从萧也牧两篇小说谈起，上下两个部分用比较平均的篇幅，顺序谈了《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看上去也更像是普通的作品评论，与刻意制造事端的“大批判”尚有距离。
关键是第四卷第五期《文艺报》。这期《文艺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名叫李定中，这是一个文坛谁都没听说过的名字。《文艺报》的编者在这封信前头，加了一条“编者按”：
陈涌同志写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见6月18日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对萧也牧的作品作了分析，我们觉得，这样的分析是一个好的开始。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大胆地提出各种意见；我们特别希望能多收到这样的读者来信。
概括起来，它发出两个信息。第一，对陈涌文章的不满足。它说，陈涌文章是“好”的，但仅堪视为一个“开始”；它用对李定中来信的称赞――“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来暗示对陈涌文章的不尽人意之感，觉得他还够不上“尖锐”，仅仅指出萧也牧有一种创作倾向却没有指出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因此，必须做“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把话题引向深入。第二，是表明《文艺报》编辑部的态度。对李定中来信旗帜鲜明地“认为很好”，乃至以“热烈欢迎”、“特别希望”等极迫切的字眼，鼓励人们仿效李定中信为《文艺报》投稿；这实际上公布了决定就萧也牧持续展开批判的计划。
《文艺报》发表李定中信时，为其拟题《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玩弄人民”或者类似的字眼，在陈涌那里是没有的。这大概就是该报所呼唤的“尖锐”。如果说陈涌文章对萧也牧作品提出了批评，那么可以看见，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一种指责，甚至是审判或裁决。它明白无误地认定，萧也牧“有罪”。信中话语远比标题凶猛。李定中在援引陈涌关于萧也牧作品存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一看法后，表示他要“补充一句”。这一句是――
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这句话，不仅把问题从萧也牧作品存在“小资产阶级观点”变成认定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而宣布，即使在小资产阶级中萧也牧也是“最坏的”。
李定中严厉地说，根据萧也牧“玩弄人民”的态度，来“评定”他的阶级属性，“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阶级了”，萧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李定中自己也意识到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但是他强调，“我并不觉得我说得‘过火’”。
李定中还不满意陈涌认为萧也牧的错误，原因在于“脱离生活”；他纠正说，萧也牧是“脱离政治”；虽然目前“是一个思想问题”，但“发展下去”，“就会达到政治问题”。也许那个时代，此类指责与措辞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若自我们看来，话说到如此可怖的地步，几令人怀疑是否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
总之，李定中信是一个转折。此信发表之后，萧也牧问题大大恶化了，批判也成为有组织的了。那么，这个李定中究竟是谁呢？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予以披露：
《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
――原来是冯雪峰，原来并没有什么“读者来信”，原来一切是《文艺报》的苦心策划。
几年后，胡风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里专门提出一条意见：“绝对禁止匿名批评、适合于自己企图的‘读者中来’、甚至伪造的‘读者来信’。”（《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读者中来”系《文艺报》的固定栏目。胡风这里可能并不特指李定中信。据说冯雪峰化名李定中一事，丁玲叮嘱陈企霞勿与外人道，萧也牧至死也不知情。胡风所谈，当出于他平素对文坛的了解，此类做法实已臭名昭著。
那时，中国文坛重镇有两座，一个是《人民文学》，一个是《文艺报》。前者由茅盾任主编，后者即在丁玲掌握中。两份国字号刊物，分别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殿堂，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大约因为角色不一――恐怕也与主编的“主观因素”有关――《人民文学》相对能够专注于文学建设，以致“思想倾向”成问题，《文艺报》却以战斗者自居，火药味十足，高调办刊，不断批这批那，发出“时代最强音”。
从6月25日到12月25日，《文艺报》批萧整整持续了半年；发表各类批判文章11篇，召集批判会1次；高潮出现在7、8月间，标志是丁玲文章和座谈会；批判形式丰富多样，有“读者来信”、专业分析、领导论述、知情者揭发、群众反应、会议表态、个人检讨。
早在正式遭到批判前，反对的声音已不断传来（康濯就不止一次转告过丁玲的“意见”）。迫于压力，1950年秋，萧也牧对《我们夫妇之间》先后作了两次改动。1979年1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羽、黄伊所编《萧也牧作品选》里的版本，就是改动后的。将改动版与原发版加以核对，发现大大小小删改计十三处。主要是删，不外两种情形：一是涉及知识分子与工农两种出身的干部之差异或对比者；二是涉及对妻子张同志“不雅”言貌之描写者。进行这个对照，可以发现萧也牧是如何消化对他的指责的。
等到批判正式展开，萧也牧“曾经试图”将小说再加修改，但终于放弃了。为什么呢？萧也牧说他“把自己所写的作品以及批评我的作品的文章”，全部“细读一遍，并加以分析，推敲，思索”，检讨人发现“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删去，才能不见到它的错误的痕迹！”这句话，听上去像是气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关键在于，《我们夫妇之间》的整个创作意图、出发点，被彻底否定了。所以，萧也牧最后索性痛快地以这么一句话来了结此事：“不论我原来的写作企图如何，确是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
最好的保持正确、不犯错误的姿态，就是只字不写――在批来批去、让人晕头转向的当时，这确实是文艺家普遍之想。夏衍说，批《武训传》后，1952年中国故事片“骤减到两部”。（《〈武训传〉事件始末》）路翎则在1950年7月28日致胡风信中提到，他刚参加一个会，“主题是，急迫地需要创作，希望各位‘母鸡’生蛋；如果没有鸡窝者，可以帮助找到鸡窝。于是老作家诉苦：批评太凶，空气太严厉，怕。新作家诉苦：批评过左，怕。”
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来看萧也牧事件，真像当时揪住不放的那样，有什么世界观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吗？王蒙认为“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回答得很清楚。就革命道德伦理而言，《我们夫妇之间》相当正统，不存丝毫“异端”色彩。
它真正搅动并刺激了文坛某些人神经的，是另外一点。
形象地说，1949年，革命文学也面临一个“进城”的问题。
关于革命文学的历史，最粗略地说，它也跟中国革命本身一样经历了一个城市→农村→城市的过程。早期中国革命，不仅以城市为摇篮，重心也放在城市，后因种种现实原因，调整战略，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到1949年终于重返城市。革命文学也是如此，最初兴起时完全以大城市为依托，所谓“左联十年”甚至可以简称为上海亭子间文学。后来，随着抗战的爆发和红色政权定都延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奔赴边区，革命文学的中心也移到那里。此后，革命文学在延安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指导思想、艺术观念、语言形式等，都经过脱胎换骨的变更，形成新的建构，整合成新的模式，也即通常所讲毛泽东《讲话》所开辟的方向。眼下，革命胜利了。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来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宣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个转折势必是全方位的，文学同样回避不了，因此客观上确实有一个“进城”问题摆在革命文学面前，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不仅正常，而且必然。
这个问题，简单地讲，就是革命文学的面貌要不要随着新的实际有所调整？调整，当然不会触及延安以来革命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所谓调整，是在坚持大方向前提下，可不可以从细节上尝试一点新的变化？比如，看取人物，寻求较为别致的角度；确定叙事的着眼点，多为读者做一点考虑；情节呈现，靠近生活的日常样态；感性地展现人物内心，使之不那么抽象、理念化……
建国，毕竟意味着文学已经处在新的背景、环境、对象、范围等条件之下，生活内容和读者情况都不同于边区、根据地、解放区，按理，文学应该反映这种变化。确有一些作家意识到了，并且开始探索。我们可以看一看1950年1月1日出版的那期《人民文学》，本期该刊总共发表了五篇小说，其中三篇（即《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和秦兆阳的《改造》）都不同程度遭到批判，原因就是它们在艺术上求变。例如《关连长》，写某连执行攻城任务时，发现敌据点为学校、内有不少儿童，连长由此放弃炮击，稍有犹豫后，改用迂回包抄办法付出较大代价拿下据点，连长本人亦因此牺牲。小说聚焦关连长粗豪刚猛性格与他当此意外局面时的柔情不忍，以此为冲突，刻画人物内心世界，而不是一味写革命军人的勇往直前，显示了新颖、更富深度的角度。这本应视为革命军人形象塑造的有益开拓，结果却被斥为以“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革命人道主义”（《评〈关连长〉》，中央文学研究所通讯员小组集体讨论，张学星整理）。
以单一作家论，萧也牧试图有所“调整”的意识，在当时大约是最突出的一个。据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揭发，萧也牧认为：“今天我们进入了城市，读者对象广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应该有所改变，作品里应该加一些‘感情’，加一些‘新’的东西，‘生动’的东西，语言也应该‘提高’些，可以适当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话来写作。”以今视之，萧也牧的思考透出了杰出的意识，他敏感地察觉时代带给文学的新变（“进城”），并准确地将它的艺术可能性表达出来，提出自己的探索方向：人情味、创新、重视生动性、更讲究语言、提高艺术质量……这一切显示，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
《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以前，社会各方的反应，完全是正面的。例如让丁玲愤愤然的电影改编这件事。小说发表后，迅即被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看中，改编、投拍并正式出品。导演郑君里，主演赵丹、蒋天流、吴茵等，第一流的班底（顺便说一下，略早在更大范围掀起更大波澜的《武训传》，亦为昆仑所出、赵丹主演）。康濯说他曾当面听某剧作家对萧也牧这样讲：“你的小说都很好，每一篇都可以改成电影！”在批判会上，瞿白音就表示：“当我最初看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也是喜欢的，我也有改编的意图的。”吴祖光也说，读作品时“觉得挺新鲜，挺有趣”（《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1951年8月10日）。其他良好反响包括，改编成连环画、话剧，以及评论家的赞扬等。就像上述某剧作家所言，他每篇作品皆为人所注意。不知这是否可以说明，当时萧也牧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作家。
对历史的审视与理解，需要时间。拉开一定距离后，并不难于辨清萧也牧的意义：他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革命战争年代过去了，新的国家生活摆在面前。有人主动尝试与以往革命文学有所区别的风格、内容和写法，以适合这种转变。萧也牧于是应运而生。他所探索的相较以往细腻深入一些的人情内容、世俗平凡一些的日常化笔触和简洁节制一些的话语风格，事实证明，符合广大读者的期待。假如能够探索下去，未遭阻拦，萧也牧极可能将作为共和国文学一位重要的开拓者留下来。可是实际却截然相反。纵观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你总是面对一个特别奇异的现象：只要是社会、生活欢迎和期待的东西，往往遭压制与打击。这令人百思而莫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