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翁帆的夫妻生活:我们是天作之合

    
    

    “一生这么多幸运很少有的”
    
    问：杨院士曾说自己一辈子非常幸运，人生每个转折都占了很大便宜，这话怎么讲？
    
    杨振宁：一个人到了我的年纪，不可能不想到一生的经历（翁伸手轻轻拿掉杨脸上的一根头发）。我在安徽合肥出生，当时的合肥，像还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状态，没有电，没有马路，大的公共汽车因城门太小进不来。直到父亲在我六岁时回国，到厦门大学当教授，把我和母亲接去，我才从19世纪跨进20世纪，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罐头水果，也第一次吃到香蕉和菠萝。
    
    到美国时我二十二岁，“二战”刚结束，这以后五六十年来，全世界人类生产力大幅增长。这与我个人一生命运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在美国当研究生时，正好物理学有新的一支刚发展，就是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一个年轻人能和一个开始蓬勃发展的领域结合在一起是最幸运的，那景况像是“遍地黄金”。那也是美国学术研究大发展的时候，各校、各研究所都在扩充，机会非常多。所以我从没找过工作，都是职业来找我，这当然非常幸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跟杜致礼结婚五十多年，现在又跟翁帆结婚，不管别人怎么想，在我自己看起来，都是很幸运的。
    
    而这么多幸运结合在一起是很少有的。
    
    翁帆：我想我没他那么幸运，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也觉得，我一切都还不坏，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问：你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总评是什么？有遗憾之处吗？
    
    杨振宁：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为冲锋陷阵。年纪大的人冲锋陷阵的本领不能和年轻人相比，这点和文学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历史学家），比我大三四岁吧，著作和研究还是在前沿做得很好。我现在基本上渐渐从最前沿退下来，改走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注意的是过去一两百年学术上发展的总趋势。我到各地去演讲，讲题都与这有关。这些年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现在翁帆帮我整理文章，翻译成中文，打算出一本《杨振宁选集》。1985年我出过一本英文的Selected Papers（《论文精选》），现在等于出续集，但用中文出版。
    
    问：杨院士曾说大陆应多几个比尔·盖茨，不必多几个诺贝尔奖得主，意思是……
    
    杨振宁：这是有媒体断章取义，我的意思是中国更需要的是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或能发明任天堂的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经济效益。得诺贝尔奖当然好，问题是哪个更重要。
    
    问：你对21世纪的中国有很大的期许？
    
    杨振宁：对，我想这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发展吧。一个这么古老的文化、这么多的人口，从一百多年前濒于灭亡的状态走到今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情，对21世纪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常常想，我这点也很幸运，到了八十多岁的年纪，还能看到我所关怀的一个文化传统处在崛起的状态。
    
    有位印度裔诺贝尔奖得主（Naipaul）也七八十岁了，他对印度文化前途的关怀就像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一样，可是他没有我这么乐观。另一个几年前过世的大学者萨义德，关心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但对它的文化前途同样没有我乐观。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这20年来中国的经济情形、国际影响都提升得很快，这有长远的历史道理，这道理还会继续下去。
    
    问：那你对台湾的未来一样乐观吗？
    
    杨振宁：我对台湾的发展也采取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