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是个趋势。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可能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万达商业地产,我已经想好名了,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
新京报: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吧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
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
新京报:听说做商业地产,有个“万达速度”,24个月。
王健林:内部最长吧,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
新京报:有人认为,“万达速度”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
王健林:这是瞎扯,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个广场十个亿,一年租金一两个亿,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只有快点干。
住宅和我们相反,拉的战线越长房价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其实不然,你得为自己着想,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见效。
新京报: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笑)。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新京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否会遗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尽可能靠我们的模式打动他,让他们求我们,而不是靠我们,现在反腐败更加证明我们的正确了。
编辑:贾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