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妓院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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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古代妓院的规章制度 20世纪早年，高等妓院在上流人士的书文中所得到的关照远非其他各类淫业形式能比。史料将高等妓院置入多重语境之中：它是维系许多商业利益的生意场，是产生城市男子气概的场所，也是妓女不断周旋于老鸨、佣仆、嫖客之间，争取自己的地位的社会空间。 高等妓院是高度公开的、有复杂的组织系统的生意场，其营生要靠多方提供货源及服务。顾客往往在有其他男士出席的公开场合召妓前来酬酢宴乐，地点可以在妓院里，也可以是妓院外的地方。依红偎翠的男人相互之间结交并加强了生意上的、政治上的联系。这类关系又使娼寮成为权贵名士展示风采学识的场所，这里所要表现的男子气概，主要是社交层面上而非性色意义上的品质。造就这副男子气是危机四伏的冒险事业，于是介绍高等妓院的书文便为新手们指点迷津，告诉他们怎样赢得其他男士的尊敬又不受妓女的奚落。指南书提供了有关妓院生意规矩的详尽知识，一个客人要显示自己很有教养、深谙此道，就必须了解这些知识。指南书还描述了同高等妓女交往中的审美情趣和常规礼节。一个男士为了在光顾欢场的其他男人以及妓院的女人面前摆出温文尔雅、知识渊博、腰缠万贯的架势，那么不论他是否想同某妓女发生肉体上的亲密关系，都必须对她及其所在妓院履行一套复杂精细的社交和出账的规矩。不仅是客人同妓女打交道，而且他同她的鸨母以及妓院上上下下的杂役佣人交往，也都被刻画为一种交易的关系，这就需要客人对妓院的内情多有了解才是。 指南书是一种手册，对妓女和嫖客双方必须履行的礼仪作了细致的规定。①书中主要介绍铺张的、有相当规模的、十分公开化的妓院，尤着重于其组织形式方面。当时上海的妓院很可能并不像留下来的史料中所描述的那样，或许中档的、不那么正式的妓院更为普遍。高等妓院的冶游指南所开列的，是妓院应有的规矩，或者是怀旧的作者遥想往事时所回忆起来的、妓院曾经有过的规矩；这些指南极少提到在妓院交往中通常发生的变通、谋划或偏离规则等情况。其实它们所说的，只是男人们感到自己应该了解的、处于通商口岸迅速变化的特定环境中的上层社会的习俗，同时它们也透露出这些男士愿意以什么方式整理和回忆这类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世道变了，常常是变得让人扼腕叹息，而指南书的作者和读者企图做的，就是将旨在确立等级流品、确保赋予愉悦感的一整套礼仪规矩固定下来。 愉悦妓院规制指南书不但传达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还因对细节问题不厌其详，而能让我们从中找到对作者不怎么关心的另一些问题的解答，例如老鸨和妓女之间怎样分配权力，又如高等妓女生涯有什么出路、受到哪些限制等等。这样读指南书经常会使我们看到令人惊诧的权力关系布局，从而挫败任何企图用线性方式描述下属群体等级系统的努力。嫖客无论从社会性别还是阶级地位来说都处于优势，但他们却时常受到妓女的捉弄、奚落。老鸨必须很有技巧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中，才能争取到大范围的经营，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她们几乎完全控制了年纪小的妓女，然而，仍然可能有个别妓女会挫败她，挣脱她的控制。妓院里的女佣仆乍一看可能是地位最低的人，但她们有时也会是妓院中有控股权益的人，那些名义上是雇佣者的人反倒要听命于她们。究竟是谁在为妓院立规矩?以上提到的安排尽管没有完全推翻我们凭常识所形成的看法，但却使问题变得复杂了。 到了民国后期，特别是1949年后，妓院老鸨已有固定的形象：残忍，剥削成性，是性劳动领域里的资本家。然而，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老鸨却不能归结为如此单一的形象。②警察的注册簿即使存留下来，顶多只能告诉我们几个妓院老板的名字。③指南书和俗语切口词典不讲老鸨个人的故事，而喜欢列出类别，给出专门的名称和所司之职。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黑幕小说和通俗小报，它们常写老鸨如何贪婪、有手段、会卖弄风情等，细节十分有趣，有时也令人厌恶。从如此混杂的材料中拼凑出连贯的“老鸨肖像”只会模糊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及各自的历史衍化过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样的拼合也会遮掩20世纪晚期的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问题，即文字体裁对创造“事实”的影响，用更具煽动性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文类之效应的事实。 在回忆录、指南书和报纸的报道中，指称老鸨的用语从直截了当的贬称到带嘲讽意味的尊称，什么都有。最常见的一组名称用的是一种捕猎鸟的名字“鸨”：如“老鸨”、“鸨母”、“鸨妇”等。最近有评论者解释说，“鸨”是一种放肆的、无法无天的禽类，用这个词就是要让人看到妓院女老板的“贪婪和无情”④。但是如此刻画可能只是后来人的回溯性联想，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联系。还有一些经常用来指称妓院女业主的说法听上去比较客气一点。“铺房间者”作为一种类别指任何一个新立艳帜的妓女或老鸨。⑤在其他情形中指家庭或氏族成员的“本家”这个词则比较中性。⑥“主政”一词看来很像舞文弄墨的恩客给起的名字，称开妓院的为“主政”可以解释为对业主的美化，或是一种挖苦：在与官僚机构完全无涉的领域中借用这样一个官场的称呼，既取笑了老鸨，也嘲弄了政府。⑦管理妓院确实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干和政治技巧。老鸨要挑选风水好的营业地点，租房子、家具，搞室内装修，雇用（有时也买下）妓女、娘姨和佣仆，（在实施有照经营的地方和时期）要取得执照，挂招牌，满足对生意的各种要求。⑧到了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老鸨还必须有结交权势的本事，以应付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晶报》解释说，地痞流氓查到哪家妓院有赢利，便会上那里滋事。几天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来到该妓院，大把花钱，还声称喜欢上了某妓女。这时那帮滋事的流氓又打上门来，那假扮嫖客的同伙便像个英雄似的将他们赶走了，这一来老鸨对他感激不尽，说不定还委身于他。他呢，为了报答妓院在性和金钱方面所作的补偿，也就同意做妓院的长期庇护人。⑨另一种情况是老鸨找出在场面上吃得开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这样的关系，地痞就不敢随意来犯，即便有了麻烦，也好帮忙过难关。这种靠山俗称“娼门撑头”。不管妓院有没有撑头，老练的鸨母也必须同各方拉关系，如菜馆、她的姑娘演唱的戏院、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其他各种生意场所。开办、管理和保护妓院，尤其是生意红火的妓院，既费金钱也需要社会经验。于是，如一部指南书所说，鸨母一般都是“饱尝风尘滋味的半老徐娘”，也就是说，一般都是先前的妓女或妓院的仆佣。（现在的读者应了解所谓“半老徐娘”通常是指三十来岁的女人。）成功的鸨母是这样的生意人，其掌管的行当之经营收入“足以向官府交纳巨额花捐，付得起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地租，并仍有盈余可在行内分配”。 为了让有可能成为嫖客的人通晓内情，指南书很详细地勾勒出妓院的组织形式。20世纪早年的高等妓院一般有两类，一称“大场户”，另一类称“住家”。相比之下，大场户大一些，也比较复杂，但即便如此，它们一般顶多只有四个妓女。开大场户的老鸨（有时是在妓院做女佣的几个合伙投资人，见本章稍后部分）会向男性房产主承租整座房子、房子的一厢或楼房中的一部分。如老鸨给他送去一桌四样小菜，那么租约就算敲定了。他若收下了，就不能再转租他人，否则要退还定金，如果“老鸨厉害”，还得搭上一大笔罚金。租房后，老鸨就当起了二房东，把房间出租给妓女，妓女吃饭、使唤佣人、使用房里的家具都要向老鸨交钱。电是老鸨管的，但规定妓女只能点多少灯头，有时超过规定数字，就向妓女多收费。老鸨提供家具（按一部指南书的说法，老鸨给的家具总是那么难看，所以妓女往往也自购一点家具），还雇佣一个厨子，妓院要摆花酒，饭菜都是在公用的厨房里做的。1922年时，妓女据说每个月要为这些服务交纳60到70元。在妓院摆花酒的收益有一部分交还给账房间，每隔一段时间再作为份子钱分给妓女、佣人和老鸨。 “住家”是小规模的妓院。有些是名妓独立开设的，有一班常客，都是达官富豪。名妓亲自动手，将住家妓院布置得富丽堂皇，还带来她的贴身娘姨、仆人一干人给妓院做事。还有的住家妓院由老鸨管理，老鸨将房间包租给妓女，但（在20世纪10年代末之前）除了电话以外，不提供其他服务。虽说住家妓院比大场户的组织形式简单，但据说客人还是情愿来住家妓院，那样一来不必为如此繁多的宴席或各种名堂的开销掏腰包，二来从馆子里叫来的饭菜也好吃些。 高等妓院是公开的经营机构，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是什么耻辱。每当有新的妓院开张，或有高等妓女转到别的妓家或是更换花名（见本章下面的讨论），都会在小报上登出消息。1919年时，《晶报》连续登载高等妓女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报纸对此解释说，尽管上海的华阳德律风公司列了妓女的电话号码，但那是列在妓院名下的，为了查到某妓女在哪家妓院地址下，就必须去查很复杂又残缺不全的索引。到1929年时，已有有心人专门编了一小本妓院电话号码簿，在妓院和香烟店里出售。妓院也在报上做广告，给自己及管下的妓女起了很雅致的名字。史料中的高等妓女不以受害者面目出现，而是十分能干的女人。老鸨要想生意做得红火，最重要的决定莫过于聘请妓女了。一个已经有了名气的妓女将她的一帮熟客带过来，搞得好，还可以稳稳地靠她招徕更多的客人。一部1939年的指南书说，“先生既为妓院里的主要人物，则其色艺，自非有相当的程度，不足以号召狎客，尤须温柔和媚，应酬周到，才能使狎客拜倒于旗袍之下。”妓院为载誉的妓女争来夺去，把她们当作“钱树子”。想将这样的红人搞来，不但财务上要安排周详，还要摆场面表示欢迎和尊重。老鸨聘用妓女的做法，同包办婚姻差不多：她找一个中人去同妓女的中人谈条件，两边的介绍人都要付费。 按指南书的说法，妓女来到妓院时很讲究排场，妓院要举办仪式表示对她本人及其招财进宝能力的尊敬，她本人对于妓院的价值也在此时展露无遗。梳妆打扮好了的妓女在自己的私宅“端严以待”，等妓院派车来接她。到了新妓院，手执点燃的捧香下了车，迎她的是一连串的爆竹和喜庆的场面，进门时先要跨过表示兴旺发达的火把。不等她进屋谁也不许说话，屋里点着蜡烛，她进来后放下香把，从佣人手中接过香茗。这套礼节不得有任何差池，否则视作不吉祥，因为“接先生好比接财神”，有先生在，整个妓院就会生意兴隆。当红的妓女接着就会展示自己对于妓院的价值；她事前已同自己的常客们打好招呼，这时便邀约他们前来设宴，对她表示祝贺。从妓院派车马去接妓女并放鞭炮迎接这点来看，妓女进妓院的规矩颇似新嫁娘进婆家；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了，并没有婚礼上那种新娘对夫家家族表示敬意的礼仪。这里要强调的是，妓院礼待妓女，将妓女当作宝贵的资源，而不是将她作为家族的一名下属成员接纳进来。 妓女的聘期以“节”为度，一节约四个月左右，分别从阴历的三个节日算起：五月的端午节，八月的中秋节，阴历新年的春节。这种安排使得为妓院带来很多生意的妓女能讨个更好的价钱，但也使她易遭屈辱，在生意受挫时受到伤害。19世纪后期，高等妓女会用自己的钱参与对妓院的投资，挣来的钱自己能留下将近半数，其余的则归老鸨。20世纪初，老鸨和妓女的钱财安排开始发生变化。妓女受聘拿固定的聘金（“包头钿”），一节度两三百元，一半预付，营业收入一概归老鸨所有。聘金的另一半则每隔一段时间发放一次，同时老鸨将这一节度内的膳宿费用等流水账一应记下。到节度完了时，妓女可有几类情况。做得出名的，别的妓院会派中人来说合，而妓女本人可能早就别有所适。可要是妓女还欠着老鸨的饭钱房钱，那么节度到期时她就得将房间腾出来，让给新聘的妓女，迎接新来者照例又是热闹非凡。被抛弃的妓女不偿还欠债是不准离开妓院的；在这种情形下留在妓院叫做“落账房”，那是极丢脸面的事情。跳槽到别的妓院或做了小老婆的妓女被称作“调头”，因生病或挣不到钱被老鸨赶出妓院的妓女则叫“提轿”（与“踢脚”近音）。有一则笑话嘲笑不懂事的嫖客，说他一脸天真地问妓女打算何时“上轿”，不想却等于骂了人家。 指南书和小报津津乐道于老鸨如何聘请载誉的名妓，在这两种文字体裁中较少见到有关典押或贩卖妇女、少女的隐晦安排。抵押典当是下等妓院（见第七章）里一种普通的安排，讲到上等妓女时较少提及。典押称作“包身体”或做“包账”，即将穷人家的女人包给妓院数年；另一种情况是上等妓女的生母或养母同老鸨订立契约，基本内容是将女儿包给妓院一节度或一年。 被卖的女人称“讨人”，归老鸨或“讨主”所有。买主目的明确，就是让她当先生。不管是拐卖的、被父母卖掉的，还是自己卖自己，她都无限期地属于老鸨或讨主。讨主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或让年纪大点的佣人监督她。指南书和切口汇编很少谈到长三妓寮中的虐待之事，不过提起买女人的讨主却会带着少有的轻蔑口气形容其如何凶狠。包身的和卖绝的妓女在节度结束时都不会转到别处，因此同“自由身”的先生相比，她们为自己争得好一点的境遇的机会也就少而又少。 高等妓院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同购买的做法密切相连，许多讨人就是老鸨从小买来养大的。妓院里的女童并不都是卖绝的，有的是妓女生的女儿，“从生下来起，妓院就是她们的家。”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就是上海一名妓的女儿；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大官李鸿章，但李从未认这个孙女（见第六章）。至少被一种20世纪的资料引用过的一首诗（1876年）就表示了对这些女孩的同情： 鸨母骄人号本家， 黄金不惜买娇娃。 可怜十二三龄女， 演舞教歌到月斜。 学当娼妓的女孩中至少有一些被老鸨称作“养女”或“小本家”，有的史料说买来的女子“将鸨母当作母亲”。一位回忆录作者评论说，这些女孩最是吃苦，奔来跑去替客人上茶点烟。1939年的一部指南书解释道，老鸨收买来的女孩做养女可省下聘金，况且得到了易管教、听使唤的姑娘。当老鸨认为哪个年轻女子养大了，可以接客了，就会收一笔开苞费，也算养育女孩的费用得到了一点补偿。养女在妓院不拿工钱，就像铁匠铺子的男学徒一样；两者都在学会一门手艺，今日的训练为的是准备好来日挣钱。但是讨人和学徒不一样，她们并非只是按契约在一段时期内当学徒。她们被认作亲属，这样即便没有掩盖却也模糊了她们终身受奴役的地位。在这方面她们与“童养媳”的地位更相似：“童养媳”从小过继给未来的夫家，于是夫家现在就可以使唤她们干活，又省了将来讨成年媳妇的开销。 成年的妓女同老鸨之间也有这层家庭关系。许多成年的妓女称呼老鸨为母亲，史料中往往并不说明老鸨究竟是其生母、养母，抑或“姆妈”只是一种习惯上的客气称呼。例如，1924年时《晶报》刊登了一则“骚姆妈”的短文，写的是上海名妓宝琳的母亲，年纪已有38岁，却仍骚劲十足，像个二十几岁的女人。骚姆妈有可能是宝琳的生母，但也很可能是个妓女，现在年纪大了，所以聘请了或许是过继了甚至是买下了宝琳，继续做她的生意。小报的闲话专栏有时会报道“姆妈”怎样对当先生的“女儿”管头管脚。一位“姆妈”对“女儿”歇了生意同另一个妓女去看戏大为不满，据说母女俩经常吵架。这到底算是妈妈在管教不听话的女儿，还是老鸨逼雇来的妓女多干活，还是两者皆有?总之，家人的称呼使亲属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变得无法区分，抑或这套用语正指明了两者的联系。 老鸨对“她的”妓女有多大的权力?情况可以说差别甚巨。虽说史料很少个别叙述老鸨的生涯，但仅从以上的片断可看出，老鸨既可急切地恳请名妓为之招徕生意，也会为营利目的而买女孩，训练并差遣使唤她们，像个苛求雇工的监工。家庭关系可能使后一层关系看上去有所缓和。如要用亲生亲养的标准看，老鸨姆妈与女儿的这种亲属关系可能是“想像出来的”，但她们毕竟共同生活，彼此有责任义务、亲情联系，也有凌辱伤害，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即使在“血亲”中也同样存在。还有一个因素也会使老鸨与妓女的关系有所改善：老鸨买女孩是进行长期投资，如对女孩一味打骂，怎能期望日后得到丰厚回报。尽管如此，自19世纪以来呼吁妓院改革的人士往往强调儿童在老鸨控制之下的悲惨处境。对这幅图画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也许在高等妓院和别的妓院里，儿童都是最受虐待、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许改革者发现利用儿童的境遇比较容易唤起公众的义愤，而已成年的高等妓女对生意安排有相当的控制权，所以不易用她们来组织发动公众。也许改革的故事中需要一个坏蛋，而斥责鸨母比斥责嫖客容易些，因为后者中有许多上海的上层人士。鸨母对妓女的生活显然有着重大的而且并非总是仁慈的影响。不过，将鸨母的权力绝对化，那是对妓院里的社会关系看得太简单了，它反映的是很久以前改革派的兴趣、利益所在，而不说明当今历史学者的关注。 高等妓女和佣仆之间同老鸨和妓女之间一样，并不存在鲜明的主子和下人的关系。“从属的”妓女对老鸨也有所控制，只不过她们的权力有点被遮掩了；同样，妓院的佣仆杂役对妓女的控制也可达到惊人的程度。从顾客的角度看，妓院的仆役很像政府机关里的办事员和勤务员，尽管地位很低，却把守着通向重要资源的关卡，所以对他们也得恭恭敬敬。 有的女佣人年轻、有点姿色，其称呼五花八门，有“大姐”、“阿姐”、“跟局”、“做手”等等，她们在妓女应召出堂差的时候陪伴前往。有一部指南书解释说，“先生为花，阿姐为叶”；“阿姐”的工作是扶助先生，在先生出堂差时跟局，“以防中途发生意外”，同时也是监视先生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还是女儿身的小先生。阿姐同先生一样，也有自己的稔客，阿姐虽然地位不及先生，但据说比先生容易上手。有的自立门户的先生有贴身的阿姐，收入两人拆账。黑幕故事常会影射先生和阿姐与同一嫖客有染。雇佣阿姐并不按节度付一定数目的钱，她们的收入名堂繁多。有的看上去就是低档次的，便按月开支工钱，外加赏钱。还有的和先生一样，也要侑酒主觞、应酬场面的，那就按其办花酒的数目从妓院的盈利中拆份头。 妓院中还有一类年纪大些的女佣，叫“娘姨”。娘姨同先生和狎客没有什么亲密关系，但在妓院内部却颇有权势。本来“娘姨”指的是妓院里结过婚的佣人，不过娘姨同阿姐的区别倒不在于结没结婚，而是看其同妓院财力的关联。犹如先生常被比作官人，娘姨也被比作做官人家雇佣的扈从。1891年的一种史料讲到，专横跋扈的佣人也会叫嫖客受气，文中用讥刺的口气评论说，娘姨就像做官人家的家奴，自己花了钱来当奴才扈从，为的是压榨百姓。年纪轻、品貌好的娘姨也从嫖客那里接赏钱，有时积攒多了，也就自己当起老鸨来。她们还可以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先生借钱，这种做法叫“掮账”。 然而，娘姨最常见的经济角色，是直接为一先生或妓院投资。在这种称作“带挡”的安排中（“带挡”有携带和抵挡的意思），一帮人——通常是妓院的佣人——斥资数百，相帮一个先生。有时妓女本人也入股。凡投了钱的，都可从先生的酬金和赏钱中拆得份头，而先生则要遵从所有的斥资人的意思。1919年小报上有一则故事，讲有一女佣权力很大，妓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捏在她手里，夜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睡在先生的床上，先生倒只好睡地板了。倘若带挡娘姨借了钱给老鸨，老鸨就会给她派发些轻省的管家活计，不敢有所得罪。许多住家妓院是没有老鸨的，那么有可能多数情况下都是带挡娘姨在拿主意。娘姨可能对先生十分严厉，乃至凶狠，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因为带挡交易是有风险的。先生一个节度下来所赚不多，娘姨也就得不到多少投资回报；先生要是跟嫖客跑了，那么带挡也就血本无归了。但另一方面，运气好的或投资管理有方的娘姨则可积累资金，在银行钱庄开户头，老来不愁了。有一则黑幕故事，说是有个外号叫“金牙老三”的25岁上下的娘姨，同很多有钱人都拉上了关系，专门安排摘取小先生童贞的事宜（如此可为妓院大把地赚钱，自己也大捞赏钱），还放印子钱给妓女，一年后她用挣来的钱开了个妓院，自己做起了管事。 或许因为娘姨在妓院里算是有点权势的人物，所以她们像老鸨一样，也受到了谴责和嘲讽。 1917年有书形容说，娘姨通常过了24岁，邋里邋遢，模样凶狠，极遭人嫌。若来刻意奉承，益发令人厌恶。她们来回走动，真是讨厌。一句话不对，就可将你赶出门外。最好离她们远远的。 同乖巧讨喜的阿姐相比，娘姨的名声不好听，当然有时也有人指责这两类人都出口粗鄙，甚至恶言恶语（例如骂那些惹恼了她们的男人“挨千刀的”）。娘姨尤其被描画得面目可憎，是因为评论者不能见容于其所谓泛滥的性欲，暗含的对比是名妓有节制的、通过正当渠道进行的性活动。据说娘姨同妓院的男仆私合（如是老鸨的女儿做此事，那男女相悦就被视为通奸）；娘姨还同客人暗中勾搭。奇怪的是，一则19世纪的史料指责娘姨危害了社会风气，而名妓却从来没有背过这样的罪名；史料说娘姨乱轧姘头的做法流传广泛，“相习成风，几有人尽夫也之意，甚至背夫弃妻、口角轻生等案层见叠出。”20世纪30年代的黑幕小说中，娘姨是一副贪婪相，漫天地向客人讨赏钱。如若先生抱怨说讨得太凶，客人都赶跑了，那么娘姨就威胁说要先生立即偿还带挡本钱加利息。诸如此类的故事表明，一个“佣人”在性行为和钱财方面所拥有的自主权，那种动摇了社会性别等级和阶级等级的定位，使得观察高等妓院景致的男人感到深深不安。 高等妓院也雇佣男仆，差事是吆喝通报客人到来、上茶、递毛巾、打扫、准备筵席、给客人送请帖、给先生发局票（见本章后面的讨论）、送先生出堂差等。男仆先前叫“外场”或“相帮”，是帮忙的意思，后来也得了些不大好听的称呼，如“龟瓜子”、“乌龟”、“龟奴”等。这一组名称的缘起就像以“鸨”称呼妓院的女业者一样，已无从查考了。不过，“龟”字大多数的含义都是人不爱听的，只看“乌龟”的称呼就明白了。（1919年有文章琢磨说，他们不该叫乌龟啊，妓女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和女儿。）龟奴与娘姨不同，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妓院男老板也不一样，他们被刻画为相对无权的甚至地位卑下的人。有劝客人对龟奴客气一点的，说这样他们办差事就不会慢慢吞吞的了，不过他们看来不会像威风凛凛的娘姨那样让人气馁。指南书作者也不觉得当堂差的人有何精明之处。1935年的一部上海俗语汇编解释说，“乡下男子，跟着阿姨婶娘同到上海来吃堂子饭的为数亦颇多，他们的职务也各各不同，识字的可当账房先生，代嫖客记局账，代妓女记夜厢，聪明的能学乌师先生，有气力可拉包车，最无用的便留在客堂里做‘相帮’。” 愉悦妓院规制虽说龟奴也许被人看扁，当成粗笨愚鲁之人，但他们日日亲近唾手可得的美貌女子，还是勾起了一些会意的评说。评论主要围绕着晚清时龟奴肩背先生出堂差的习俗。本来妓女应客人之召到书场演唱是坐轿子去的，但是到了光绪（1875—1908）末年，公共租界开始对轿子纳税了。开始时还只是年纪小（分量也轻）的雏妓坐在龟奴肩上出堂差，她们的服务也只限于歌唱。龟奴在肩上铺一条白手巾，掮着雏妓走路，雏妓就抱着龟奴的头。“后来不限雏妓，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廿二三岁的成熟姑娘等，近一百斤左右的身体，也坐在龟奴肩头，宝塔似的一座。”龟奴在马路上疾步行走，坐着的要想不掉下来，就得紧紧抱着他的头，于是就有了这俏皮话：“小先生夜夜摸龟头。”龟奴背雏妓的做法还引出了史料中很少见的公开提到妓女行经的段子，那是1905年发表的一首七言诗： 龟背难当代用肩， 时髦出局力能掮。 虚心昨夜经期到， 点滴留心裤后前。 这四句诗有点特别，不仅没有色情内容，还甚为罕见地提到了妓女的身体。一般诗文中摹写妓女的姿色都用比喻手法，而不会直白地写实；无论淫秽猥亵的文章还是科学说理的，总之文字资料中几乎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过妓女的身体机能。然而淫秽地影射妓院男堂差的文字一直延续到掮行已被黄包车取代的年代。1935年的一幅漫画中，妓女和阿姐坐在“龟奴”拉的黄包车上出行。画面实在是在糟蹋妓女：黄包车的背面画着两颗颠倒的黑心，车牌号码606，而治梅毒药（洒尔佛散）的商标名正好也叫六六。说明文字先讲妓女如何不忠不义，又会对身体造成何等危险，接着对拉车的堂子龟奴品头论足，说他正色迷迷地斜睨阿姐，因为堂子里不惟阿姐，就连先生也同龟奴相好哩，此事路人皆知。有的写妓院恩客的文字材料还影射说，真正做“乌龟”的不是“龟头”，倒是这些客人，客人来玩要付钱，堂差则不花一个子就可白相。 堂差不惟能接近先生，还把守着见先生的关卡；找先生陪伴是很花钱的，可谁又不想让先生陪着呢。所以，资料中所表露出来的对堂差的敌意或许与此有关。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造成摩擦，那就是妓院里各个层次的佣仆差役都靠赏钱过日子，嫖客每每必须上下通通打点到。客人在妓院里摆台面、同妓女过夜或是替妓女赎身讨来做小，都须付“下脚”给佣仆。有的“下脚”钱不多，几元就可；倘若客人老是到某一妓女处过夜，则价码看涨。过年过节也要给赏钱，那叫“手巾钿”（客人来设宴席或牌局时，堂差要给客人递手巾），也有叫做“吃粢饭团”的。新年里会给常客“开果盘”，客人照例也要出手大方，多多给赏的，赏钱就分发给妓院内所有的佣仆。客人若要讨妓女做小老婆，那么房侍就会拿了银台面银四喜等各色银器来，客人要么收下（付几百元），要么谢绝（付四五十元）。客人大多无心收受，故银器多半也是房侍从银楼租借来的。1908年时，上海的高等妓院联合涨价，办酒席全都涨了一块钱，这时一家报纸评论说，逛妓寮的真正花销不在于花酒、赌局，而是各种名堂的犒赏，凡摆席、设赌、住夜、吃顿便饭、逢年过节，无不需要给赏。虽说重重犒赏有时令嫖客裹足不前，也使其为逃脱重赏而有意回避在重大节日造访妓院，但是详述妓院礼仪的手册还是奉劝客人不要太过吝啬。一位作者批评说，有的狎客对先生有求必应，慷慨赠赐，可让他掏一个子的手巾钿给“小人”都满心不情愿。作者告诫说，聪明的办法是钱要花在明处，让人人都看得见，最好显得落落大方、通晓人情世故——如此大概可让“小人”也开心了，他们可是能阻止客人去会先生的人啊。 高等妓院于上海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妓院直接有关的业主、经营者、妓女、仆人等庞大人群都靠妓院营生。如要说到给妓女梳妆打扮、让她们在陈设精美的场合抛头露面的一套程序，那就会牵扯到更大的供货商网络。妓女身上穿的、戴的衣物饰品是其自我的展示，指南书中对妓女装束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妓女身体的关注。对于嫖客来说，能仔细地区分这些装束服饰，对之如数家珍，就说明他有鉴赏力，有品位，是个行家里手，也等于表明了他的上等人身份。妓女要是没有首饰珠宝，房间布置得不讲究不雅致，便会失去吸引力；而不能鉴赏装饰品的顾客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1929年时，一位外国的观察者写道：“在妓女的住宅周围有许多做衣裳的、做头发的、做丝绸软缎鞋子的、绣花的店铺，全仗她的光顾，生意很好。”卖珠宝的女商贩每隔一阵就登门妓院，首饰盒里装满了昂贵的玉簪、金钗、珍珠和珊瑚头饰，都做成茉莉花的形状。有位作者写道，妓女从前用鲜花打扮自己：春天戴菊花，夏天戴香甜的桂花，秋天戴李子花，冬天戴兰花；到了19世纪末，鲜花都换成珍珠做的花了，虽说要花好几百元，但好处是形状色泽保持不变。有个迷恋妓女的外国人看着妓女们在酒宴上唱曲，他注意到“她们满身珠光宝气，耳朵、手指、颈项、衣服上无不佩戴着各种各样的饰物：如榛子大小的钻石，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珍珠，还有说不出名堂的神奇玉石”。妓女手里拿的、用的也都是贵重的物件，如装着镜子和给客人醒酒用的肉豆蔻的银匣子，象牙扇骨、金粉画饰面的折扇等等。纤手轻摇下的折扇成为表达妓女婀娜体态的手段，更增添了她的妩媚。 这些装饰品都很值钱，妓女经常被盗贼偷抢本身就很说明其价值。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主流大报《申报》经常报道妓女出局或甚至在妓院应酬时遭持枪抢劫的消息。有一对很有心计的强盗采取了迂回作案的方式，他们花钱同妓女过夜，然后将妓女麻醉，待其睡过去再偷盗。偷得最多的是金手镯、珍珠头饰和钻石戒指，有时也偷衣服。名妓是城市生活中的公众人物，因此出了事情不怕叫警察，而盗贼如被抓获，一般要判六个月乃至数年的监禁。 举例来说，1920年1月某日深夜，名妓珍珠花应召前往一旅馆侑酒。到了公共租界地的汉口路、西藏路转弯处，包车慢了下来，一个强盗跳上车来，抢走了她那顶镶嵌着51颗钻石、价值3080元的帽子。珍珠花立即向警局报案，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三名华人侦探到3月底就破了案。涉案的两名强盗中有一人的母亲将抢来的帽子上一枚金蝴蝶别针出租给了不知情的妓女，后来两个妓女相遇，珍珠花认出了自己的别针，才使案情有所突破。一个强盗叫冤枉，说他买馄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大叫，只见一个强盗逃走了，他从地上捡起了这枚蝴蝶形别针。尽管如此，两个男人和那位母亲还是被判了刑。还有一个案子结局可没有那么好。1920年时，名妓莲英被人谋财害命，珠宝被抢，尸身丢弃上海郊外。关于这起谋杀案及其侦破审讯，报纸作了跟踪报道，有人写成了小说，甚至还编成舞台剧上演（见第六章）。 不过，别看妓女穿金戴银、满身珠宝，她们个人却不见得有多阔绰。有时这些珠宝首饰是凑起来给妓女撑门面的，为的是吸引和留住财大气粗的嫖客。妓院会派娘姨到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和大小姐处去租借钻石戒指和珍珠头饰（妓院的娘姨到体面人家去租借之举颇有颠覆性，因为娘姨付的租金成了大户女人的独立经济来源）。但是，如若心目中那位阔气的客人不显身，或者并不总能大手大脚地花钱，那么妓女和娘姨阿姐就倒霉了，可能连首饰的租金都付不出。还有一种情形正好相反：客人想讨某妓女欢心的时候会送给她贵重的珠宝首饰，等关系冷却下来又会讨回首饰；此期间如妓女为了应付开支将首饰典当出去了，客人就会威胁告官或以武力相逼。1929年时，《时报》报道说名妓潘阿珍坐舢板跳黄浦江了，其实她就是遇到了这种尴尬。摇舢板的船工将她打捞上来、交给警方后，她解释说，自己为了付医药费，将一个客人的馈赠典出去了，不想他起了疑心，火冒三丈，限时限日要她还东西；现在大限已到，还不出来，便只好一死了之。（负责此案的警探将她交给同一妓院的两名妓女和两名娘姨照看。） 在上海，妓女领时髦之先，成了时尚的风向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不蒙羞耻、公开参与都市生活的程度。通俗小报经常点评妓女年年更换服装颜色的习惯，例如几十年前不看好的玫瑰色和紫色，现在成了注重时髦的女子的标准色。照相集的流行也表明，到了20世纪初，西式时髦已成为一种自我展示的方式。本是舶来品的照相术已被接受，19世纪末上海名妓更是争相拍照留影。从前妓女对镜作自画像、并将画像赠予相好嫖客的传统，这时恐怕已被照相取代了。她们用自己的肖像照装点房间，或印了自己的相片送给客人。这样的照片还能直接从上海的照相馆里买到。名妓倩影流通量巨大，使高等妓女更加成为显性的存在（但不见得使她们变得更可亲近），照相术也使妓女的形象更准确更多样化。 许多高等妓女试着在不同的背景中、穿戴不同的服饰拍人像照。1917年的一部影集中（见图5—14），兰云阁身着绣花袄，头戴珠宝饰带，端坐在盆花的中央，及地的裙裾下隐隐探出一对金莲。沈宝玉照片的背景也差不多，但手执羽扇。琴寓穿的是中式的绣花丝袍，还镶着珍珠花。有几位全套戏装，摆着戏中人的架势，还有的穿着不过分讲究的中装，不过四周装点着精美的物品：一本书，一套茶具，一把琴，一副围棋等等。秦楼、花四宝和筱青楼则是维多利亚仕女打扮，戴着饰花的草帽，穿高帮皮鞋，佩网眼花边、蝴蝶结，还有翻毛领子，这样的装束虽不普遍，却也不算罕见。影集中有好几位女子手里拿着西式装帧的书籍，还有一群坐在一辆早年型号的轿车上（据说妓女还学会了打西式台球，虽说书中没有表现她们玩台球的照片）。许多照片中的衣着配饰可谓中西合璧：如西式外套罩着高领旗袍；头上是英国工人经常扎眼地戴着的那种鸭舌帽，身披中式的紧身坎肩；戴发套、穿束腰坎肩和宽松长裤的女人坐在琴键前。这一年时兴的冬装是用白狐或雪貂皮滚边的绣花缎面斗篷，下一年就不兴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外套，说是穿了这样的衣服上桌不必脱去。一些上海妓女显然也好女扮男装，虽说这一点在花影中并不突出：她们偶尔会穿男士戏装（中式）或生活装（较多是西式）；所穿一般是学生装或绅士装，这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强调了她们自己的高雅情趣。西式服装并没有取代而是增加了妓女们的选择机会，使她们能按自己认为有吸引力的样式着装；西装等于让她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仅可展示风雅，还可表明她们有知识，懂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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