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戴旭、郭亦平、于建嵘、时寒冰、张宏良、易宪容、曹建海、孙锡良这九个人(为方便起见,下简称‘该九人’)的平均学历大致是“准博士”(高过硕士,不及博士),知识储备可谓十分强劲。
该九人是籍以“民族良心”为文化中枢的批评和建议一步步著名起来的,所以他们的建设性知识实可谓“丰富之至”。只是,由于这些知识是为带给该九人利益的统治集团及其附庸们创建的——而统治集团及其附庸们的利益又历来都是与进步劳动者(即社会科学变革主张者)的利益相对立的,这些知识的性质又是不适宜一概而论的。
籍由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无神论和人民史观主构的当带无产阶级政治文明角度来看,这样明确该九人的“建设性知识”之性质或许是最合适的:于贪慕名利及关联的种种虚荣的资本主义者来说很出色,于期待摆脱资本雇佣独立自主地领导世界潮流的进步劳动者则几乎一点也没有。
三、洞察性知识指标下的考察结果
现代文明的惯性使然,该九人以“民族良心”为文化中枢向关联各方提出批评和建议时,或多或少也会本着客观、全面和深刻主构的“科学原则”做些调查、论证和推理。所以,他们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洞察性知识。
但是,由于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当世统治集团及其附庸们,服务目的又是清一色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以获得更多奖赏和犒劳,他们的这些知识形态也是因被“名利角逐及关联的种种虚荣升腾”取向绑架而偏狭、肤浅和庸俗化,以致离“科学推动时代进步与文明更新的有益知识”这一标准不知不觉便十万八千里了的。如,时寒冰早些年对印巴战争进程的准确推断对美国开战伊朗时间的准确预测,如郎咸平早期准确断言德隆公司要垮掉准确断言黄金价格会如何如何波动等等——这些确实准确,但只对他们所服务的当世统治集团及其附庸们有意义和价值,对时代进步与文明更新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能娱乐民众的花花草草”。
所以,在洞察性知识指标下,该九人的成就也是微不足道的。
四、科学化体例指标下的考察结果
该九人一般化地存在这样几种体例:认真求学、认真积累和认真开展“民族良心”表演。
综观人类历史,近100年里几乎所有志在“扬名立万”的文化人,都是象他们这样走过来的:从一文不名开始,到轰轰烈烈的意气风发,再到最后体体面面地死去。
所以,该九人的生命体例于和他们一样的“精英思想”主张者而言,多少都是有一定科学性的:名利双收了的精英可以对比之感慨几下,离名利双收尚有一定距离的“准精英”则不妨以之为榜样学习之效仿之。
只不过,于我们这些期待摆脱资本雇佣独立自主地领导世界潮流的进步劳动者而言,该九人不过是一群愚昧不堪食古不化的“封建遗老”或“封建遗少”而已。
五、积极性社会习惯指标下的考察结果
该九人首推郎咸平,排除其独一无二的国际化学习和职业背景,以及较为领先的影响力和能动力等因素外,其社会习惯的客观化和典范性应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不妨将郎咸平当作代表来展开本节议论。
众所周知,郎咸平目前的“大有作为”是建立在他多年来兢兢业业地为国际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即前面说到的当世统治集团及其附庸们)服务基础上的,服务的内容包括积极热情的著书、立说、演讲和批判,也包括他严谨认真的学习和研究。
所以,郎咸平有两大较为突出的社会习惯:严谨治学;热忱实践。
毫无疑问,这两大社会习惯都是颇为积极的。所以,郎咸平代表的该九人居于此指标上的“正能量性知识”是较为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