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4 月到年底,我和王文娟一起带着《梁祝》、《西厢记》和剧团去朝鲜为志愿军演出。从朝鲜回到北京,已经是1954 年1月,几天后周总理指示,我和剧组得以回上海。那时我想留在部队,不舍得离开,总理说:“不行啊,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方去啊。”总理还开玩笑说,我的压力很大呀,上海的观众都抱怨我,把你们上海的戏只让部队看不让老百姓看。最后,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返回上海。
1955 年国庆前夕,我开始排演越剧二团此前就接受的《红楼梦》一剧。解放前我和姚素贞搭档演过《红楼梦》,老戏新演,领导特地交待:要排练好《红楼梦》,原著起码要通读十遍!读原著果然收获很大,轮到我饰演的贾宝玉出场,我当时想,像宝玉这种公子哥儿应该怎么出场呢?后来我想到书中有一段,说王熙凤给贾宝玉一个项圈让他戴给老祖宗看。我就让剧组做了一个项圈当道具,出场的时候拿在手里晃来晃去,蹦蹦跳跳出场,大家都觉得这个出场不错。
从1955 年开始接触,到1958 年带着它在全国巡回演出,《红楼梦》一剧历时三年,在全国观众里掀起了“宝哥哥林妹妹”热。1948 年至今,我和王文娟搭档了半个多世纪,观众们称我和她是“越剧舞台上的并蒂莲”。王文娟和孙道临的婚事也是我做的媒。哭笑不得:非常年代的非常生活“文革”开始时,我和王文娟以及越剧二团团长兼作曲家顾振遐被打入“牛棚”。后来又被要求定期到上海越剧院院部“工棚”参加劳动。后来是到交大军训,不久又被转到松江农村。
1970 年秋,我和王文娟、袁雪芬、傅全香等人统统被调到奉贤的“文艺干校”,当时我们在十八连,十七连是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像巴金、杜宣、魏绍昌等,他们都在种菜。我们也以种菜为主。为了给菜施肥,我们连队经常用萝卜跟他们交换猪粪。幸亏我是小生出身,能吃苦,傅全香她们做花旦的就不行了,很多苦力都做不来。
因为不懂种田,我们常常闹笑话,王文娟为了给菜地松土,把菜根都铲断了;袁雪芬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到收获的时候,看着向日葵长得都蛮好,可是里面的籽都是空的。那个年代的生活如今想起来并不觉得苦,而是感觉很荒唐。比如在“工棚”里,所谓劳动,其实就是把诸如《红楼梦》、《西厢记》等各剧目的道具、布景什么的统统拆除,然后反复清洗,末了再一个个摆好。每天劳动完还要写“劳动心得”,写烦了就从各种报纸上抄来改编一些,我自己都笑着说,从小学生都写成大学生了。
1973 年春,我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审查结论获得“解放”。这8个字让我当了7 年的“牛鬼蛇神”,却又只能让人哭笑不得。文/ 曾进 毋斌(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