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幕揭秘(3)

这对于劳教人员已是一种幸运。李平入院之前是三级肢残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需要终身服药维持。由于在劳教所里没有条件就医，阻断了治疗，解教时她的残疾程度变成了二级，无法伸直肩背走路。刘玉玲2013年1月从劳教所带出的求救信中，提及了一个患有子宫肌瘤的劳教人员陈丽，肌瘤直径由入院时的4厘米增长到10厘米，仍旧未能院外就医。

劳教条例规定孕妇不得劳教。刘玉玲自2012年8月进所之后，一直反映自己怀有身孕，腹部增大。在家人接见时拍的照片上，解开裤带的刘玉玲大腹便便。刘玉玲三次到马三家劳教院医院接受B超检查，皆被诊断为未怀孕。但刘玉玲自述婴儿胎动明显，日益接近预产期，强烈要求转院检查，却一直未得允许，至今仍在劳教院羁押，上车间劳动和起居都要两个同伴扶持。

干活

王玉萍入院时赶上了订单高峰期。

她坐在染血的旧棉花上铰扣眼，“每天要做800条棉裤，还要打包。一天20个小时在车间”。王玉萍睡觉不脱衣服、不洗脸洗脚，“留着劲儿干活去”。

刘华的《劳教日记》记载，二大队三个分队，打包车间20人，裁剪车间16人，扎花车间50人，车间做服装50人。女所2010年做大衣16万件，裤子3万件，其他工作服2万件，广州石狮裤子订单5000条，一共22万件。

2011年2月23日至5月20日，女所劳教工厂做了3万件套装。6月1日至8月20日，为深圳杰尼丹服饰公司加工10万件羽绒服，包括从身高1.60米至1.90米各种款型。刘华的《上访日记》即取材于做内胆的防雨布下脚料。8月23日至年底共做套装4万件。

贾凤芹是凌源针织厂退休工人，2004年被劳教，她发现里面的工作强度远超针织厂。“最低10小时，一般12小时到14小时连轴转。”早上5点起床，排队出工，从6点半干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干到17点。如果遇上赶工期加班，就说不准了，据肖溪透露，时间可能会超过午夜12点直至一两点。司法部劳教局规定，劳教人员劳动每天不得超过六小时，因季节、工期等特殊原因加班需经劳动和教育部门审核，每天最多不超两小时。流水作业，手脚慢影响了下道工序，就面临罚款、体罚、加期。

车间任务量包干，当天必须赶出来。刘华干的是画线、铰线头的轻活，还要给领袖配号。“我一天要过手1800件到2000件。还要拿熨斗熨衣服，一天要熨3000件的衣服。”缝制成衣的人，任务量是320件。《上访日记》记载，2010年7月20日，刘华完成定量后，带班(从劳教人员中选拔的生产管理者)要求刘华再加50件案板工，刘找值班队长评理，被带班当着干警的面打伤，此后去大北监狱医院做了CT。梅秋玉由于引产后遗症身体不好，完不成分派的任务量，值班队长让她选择熬夜完成任务还是罚站。梅秋玉说选罚站，被队长推倒在地，用高跟鞋踩住小腿转了一圈，踩出一个洞，溃烂几个月才复原。至今，梅秋玉小腿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没有周六的学习或休息，常常也没有周日和节假日。陆秀娟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三八妇女节，就要解教的她和同伴们上了一整天又加了一个通宵的班，后来她就在工位上迷糊了。干活干到迷糊是寻常现象。王桂兰本身是开成衣铺的，车间的活儿比较内行，动作比别人快，还能指导别人和修理机器。但是她年过六十，好几次干着就睡着在机台上了。王桂兰由于有技术，不会受到惩罚，但一般学员可能被带班的按在案板上，用一根铁板尺抽打头背。刘华称，一个叫王素芝的学员，因为做军大衣熨口袋不过关，被带班把脑袋按在案板上用拳头打，人被打傻了，来例假不知收拾顺腿流，后来被医院诊断为精神错乱。

为了保证干活时间，防止借故怠工，车间的厕所也被锁起来，一天只准上三次，这成了劳教人员和带班、值班队长之间冲突的诱因之一。

生病不是免于劳动的理由。贾凤芹保留的劳教所卫生所注射通知单显示，她因为“昏迷待查”和“眩晕待查”输液，得到的优待不过是“照顾劳动不加班一天”，而非休息。

彭代铭回忆，“素质差一点的干警、带班，认为有人装病怠工，你说干不动活也拉过去，到现场待着。”

梅秋玉因为脚被踩伤无法出工，被人抬到车间去，在工位上坐不稳，跪在地上给军大衣画圈，以儆众人。带班的说为梅秋玉“针灸”，用缝纫机针扎她的手指头，后又换成手缝被服的大针，在肩背上乱扎，长期贫血的梅秋玉被扎伤都冒不出血来。

近年来上访人员增多，由于思想上认为自己没有犯错，她们进所之后往往拒绝劳动，也都为此遭到严厉惩罚。肖溪说，这成了近两年干警和劳教人员间最大的冲突。上访者朱桂芹身为残疾人，进所后一直拒绝劳动，结果遭到了长年蹲“小号”、上戒具等严厉惩罚。在女所里，她是少有的一直没有劳动过的人。

超强度劳动是马三家多年的传统。彭代铭回忆，作为分管教育的副院长，他和分管生产的副院长矛盾很大，他想保证教育时间，但课时都被干活挤占了。肖溪称，由于劳教人员干活时间长，干警也无比辛苦，加班加点盯着，“玩命干”。

马三家劳教院地处沈阳市西郊，根据《院志》记载，总面积近3万亩，在多个劳教所和监狱占地之外，还拥有1.5万多亩耕地。直到数年以前，这些耕地全部是由劳教犯耕种，栽种玉米、棉花。此外劳教人员更长年外出做劳务，挖沟修路。“在沈阳街头，那时看到一群群穿黄马甲干苦活的，就是劳教人员。”曾经在司法局处理涉及劳教工作的律师王力成说。女学员则主要做被服和手工艺品。劳教院拥有自己的被服厂、加工厂、机械化养猪场、烧结厂，还有服装公司。《上访日记》中提到的欣誉服装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业务联系地址就在马三家劳教院，员工人数标注为5人至10人，实际的工人主要是女所的劳教人员。

高峰时期，马三家的劳教人员超过5000人，无偿劳动产生出庞大的效益。彭代铭说，当时一年外出劳务的收入就过千万元，加上种地和工厂的收入，总产值一年近1亿元。

近年来，国家停止了劳教机构自筹一半经费的政策，保证了从干警到劳教人员的日常经费，干警由事业编制一律改为国家公务员，伙食费、医药费落实到学员个人。但“人头费”的保障，没有取消“劳动”的名义和消除创收动力，超强劳动并无改观。肖溪称，直到最近，废除劳教呼声高涨，上级部门加强了对超时劳动的监督，有时深夜抽查，劳教车间安装了摄像头，劳动时间才有所下降。但王振最近去探望刘玉玲，一天上工九个小时的情形并无改变。

创造了庞大产值的劳教人员，本身却没有劳动报酬，也缺乏劳保措施。彭代铭回忆，他在任时劳教人员干活没有任何报酬。近年来，劳教所开始给予学员一月10元的象征性补贴，这一区区之数仍常遭克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