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玲:我心中的好故事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里不可能只有一种滋味,它很多元,所以无论是幸福的、快乐的、伤痛的,即使是满目疮痍,只要它是我们真实的生活,我就会充满热情、真诚地如实去写。虽然有时候得不到更多人的关注,也引不起多数人的共鸣,但是我还会不厌其烦地去做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这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坚持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我们不应该对生命绝望,不应该厌倦喧嚣的生活,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借口,回避当下的生活。正因为我去了农村,才知道那么多农民的活法,才能把他们的生活常态记录、整理下来,拍成电影故事。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其实不单单农村有,在城市中也比比皆是。农村放养、城市圈养,在大人们拼命给孩子们挣更多更好物质生活的同时,他们是不是忽略了孩子的精神养育?在《清水的故事》中,主人公小三的妈妈出走了,姑姑数落他:“就不能看着你妈点儿,你不是家里的人哪?”小三反问说:“我怎么知道我会是你们家里的人哪?”如果我们肯换个角度思考,生活的理儿就出来了:是你要生孩子,是你要传宗接代,是你想要孩子过你定的“好”日子,可我们也许真不知道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再比如,在农村生活里,最苦的恐怕就是残疾人了,他们更像是群体中的异类,少有人顾及他们的个体感受,他们被莫名地嘲弄;他们少有选择学习、婚姻和尊严的自由,如果我们能给生命以尊重,给善良以鼓励,哪怕它有残缺,哪怕它真的是异类,也不会再有《海的故事》里小鸥的纠结了。而《喊过岭的故事》关注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在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在拥有自由的同时,学会享受自由的主题。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生活,不需要多高明的编排,只需要有关注他们的一颗真诚的心。
记 者:关于剧本的写作,黑泽明导演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剧本某种意义上,不是拿手写出来的,而是拿脚写出来的,就是说为了写剧本,编剧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据说您在写作之前也都会深入到作品发生地,有时还会每个季节都去一次?
程晓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行者”,剧本都是在行万里路的自然感悟和钩沉挖掘中脱胎而成的,无论南疆北国、江南塞上,有感动就有灵感。在创作《兰亭》的时候,我会在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去绍兴一次,因为,随着我在创作中关注的角度越发广泛,最凸显的难题就是你无法融入你要写的那个地域。前几部是写东北的还好,我在东北生活过,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岁岁清明》是写杭州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比如,用普通话写出来的台词,用杭州话一说就很可笑,甚至意思都是反着的。为了能准确地表现好这一方水土的人和事,我尝试学习杭州方言,起码要让自己能听得懂这个地域的语言……努力是有成效的,《岁岁清明》以其特有的婉约格调和语言风韵,演绎了杭州城的茶道、人道、天道。在《兰亭》的创作中,我依旧从语言入手,只有听懂绍兴话我才能走近绍兴,才能了解绍兴人有多刚烈,才能读懂鲁迅笔下疯狂的“人血馒头”,才知道了鲁迅作品的深刻,才体悟到过去自己只读到了鲁迅作品的一些皮毛。也正因如此,我才敢于让电影《兰亭》中的人物说着各自的方言,彼此融入,这样才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人物更鲜活,故事更震撼。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探索是对的。
记 者:之前,您多次提到自己的创作是“笨拙”的,是怎样“笨拙”,又为何坚持这种“笨拙”?
程晓玲:我很笨,是典型的“行万里路”多过“读万卷书”的人。比较愿意写那些我曾经听到过的故事,其实我写过的6个剧本都是有故事原型的。有一次在《喊过岭的故事》的拍片现场,片中骂人的台词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现场的一个妇女身上。我不是一个善于编故事的人,我只是善于把这些故事串起来而已,这是我比较看重的。因为“笨拙”,所以从不凭空想象,总是在理解生活的基础上去构思作品;因为“笨拙”,所以永远坚守还原生活本真的创作理念,说老百姓的语言,做老百姓理解的事。
记 者:一种电影风格的形成离不开编剧、导演艺术理想和精神追求上的默契,离不开他们艺术上的敬畏之心和创作上的虔诚之态。您在创作上有没有去自觉追求一种风格?
程晓玲:我坚信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作品,历史容不得我们戏说和编造,因为它真真切切地摆在那里。我们必须尊重它、面对它、担当它。无论生活怎样变化,市场有多繁荣,我们都不能让这一传播性广、接受度高的电影文化失掉灵魂。让文化良心不交易、不买卖,剧作家责无旁贷,这也是我写作遵从的原则,或许这就是我的风格。
记 者:有一次采访中说道,您曾研究怎样用“西方式”的笔触来写中国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程晓玲:因为我想让我的作品走出去,让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走出去,这可能会成为空想,因为这其中还有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还需要有一些机遇。但我听肖风导演说,他的一些国外的朋友很接受并喜欢我们的表达,觉得我们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人类的主旋律,说的是人,不是神,这个我们就可以接受。
记 者:您觉得《兰亭》是一部能走出去的电影吗?
程晓玲:只能说我希望能走出去。《兰亭》的监制、台湾导演侯孝贤看完后说,世界上的经典电影很多都是以反法西斯为题材,而中国作为二战主战场,这类创作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宝藏,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力作进入国际视野。而《兰亭》以人类共通的情感关注,深入揭示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本质、民族性的觉醒,具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他认为这是一部可以走出去的电影,可以填补内地抗日题材电影在世界电影人心目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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