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简介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东北）人。性诙谐幽默，善辞赋，武帝时大臣、文学家。 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也给汉武帝上书，上书用了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才扛得起，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在自我推荐书中，他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就是这样的人，够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臣朔冒了死罪，再拜向上奏告。」 武帝读了东方朔自许自夸的推荐书，赞赏他的气概，命令他待诏在公车署中，俸绿不多，也得不到武帝的召见。 过了一段时间，他不满意目前的处境。一天出游都中，见到一个侏儒，恐吓他道：「你的死期要到了！」那侏儒问他为何，他说：「像你这样矮小的人，活在世上无益，你力不能耕作，也不能做官治理百姓，更不要说拿兵器到前方去作战。像你这样的人，无益于国家，只是活在世上糟蹋粮食，所以如今皇上一律要杀掉你们。」侏儒听后大哭起来。东方朔对他说：「你暂时不要哭，皇上就要来了，他来了你去叩头谢罪。」一会儿，武帝乘辇经过，侏儒号泣叩首。武帝问：「为何哭！」侏儒说：「东方朔说皇上对我们这些矮小的人都要杀掉！」武帝问东方朔为什么要如此说。东方朔回答道：「臣朔活着要说，死了也要说这些话。那矮子身长只有三尺多，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我身高九尺多，却也只拿到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那矮子饱得要死，我饿得发慌。陛下广求人才，您认为我讲的话对的，是个人才，就重用我；不是人才，也就罢退我，不要让我在这里浪费粮食。」皇上听了哈哈大笑，任命他为待诏金马门，这样见到皇帝的机会就多了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宋 岳飞（1103～1142）
字鹏举，相州汤阴人（河南），为宋朝名将。事母至孝，家贫力学。其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岳飞以此为一生处世的准则。北宋宣和中，以敢战士应募，隶留守宗泽部下，屡破金兵，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旗赐之。又破李成，平刘豫，斩杨么，累官至太尉，授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公元1129年，金兀朮渡江南进，攻陷建康，岳飞坚持抵抗，于次年收复建康大破金兵「拐子兵」于郾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淮河、黄河）义军纷起响应，复欲进军朱仙镇，惜宰相秦桧力主和，乃一日降十二金字牌，召还，诬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于狱。
岳飞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金兵非常害怕「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
包拯 （包青天）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
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侠客行 - 霍元甲
霍元甲（1868-1910）
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为精武体育会创始人，近代著名爱国武术家。
霍元甲幼时体弱多病。其父霍恩第是名显一时的秘宗拳师。他担心元甲习武日后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艺于他。但元甲志存高远，他日日留心，处处参察，偷艺于父传兄弟之机。苦练于舍外枣林之僻。后为父知，受责。元甲保证绝不与人比武，不辱霍家门面，方准父兄一起习武。 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功艺长兄亢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父见此，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宗艺」，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光绪22年（1896），山东大侠刘振声慕名来津，求拜于元甲门下。霍察其正直，遂收为弟子。从此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先例。 元甲侠肝义胆。光绪24年（1898），谭嗣同变法遇难，大刀王五（王子斌）避难津门，与元甲一见如故，遂成至交。后王子斌在京遇难，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元甲与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义士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
宣统元年（1909），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登广告，辱我「东亚病夫」。霍应友人邀赴上海约期比武。慑于霍元甲拳威，对方以万金作押要挟，元甲在友人支援下，答应愿出万金作押。对方一再拖延，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文曰：「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霍公之声威使奥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胆而逃，连公证人，操办者也逃之夭夭。
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武术界同仁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较艺，败在霍的手下。日本人奉以酒筵，席间见霍呛咳，荐日医为治，霍公一生坦直，不意中毒于9月14日身亡。终年42岁。
后上海精武会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分起，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
中国历代才女鉴赏：
班昭：汉 班固,班超之妹。
代表作：续写汉书。
蔡琰：即蔡文姬，东汉蔡邕之女
作《胡笳十八拍》: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双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X平定了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邪路用重金赎回文姬，于是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余述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琴曲中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琴歌等版本。曲调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蔡文邪路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心情。音乐委婉悲伤，撕裂肝肠
卓文君：汉 司马相如之妻。
代表作数字诗：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怨。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唉！郎呀郎，巴不得下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谢道韫：谢安侄女，“咏絮才”典出于斯人。
代表作：《登山》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复非匠，云构成自然。气象尔何然？遂令我屡迁。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甄皇后
曹丕称帝后宠郭皇后，郭后恃宠中伤甄皇后，甄后从此失宠，抛开帝后的身份不谈，从《塘上行》里读到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相思到极致的、一往无悔的深情泣诉，可怜甄后最后等来的只是曹丕的一纸死令。甚至死后对尸身‘以发覆面、以糠塞口’的侮辱与凌虐 ...
《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 其叶何离离。
傍能行仁义， 莫若妾自知。
众口烁黄金， 使君生别离。
念君去我时， 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 感结伤心脾。
念君常苦悲， 夜夜不能寐。
班婕妤是名门之女，少有才学，汉成帝时被立为婕妤，赵飞燕姐妹得宠后，嫉恨班婕妤人品才学，班婕妤恐日久见危，求侍奉太后于长信宫，《团扇诗》应是作于长信宫中，这首小诗词彩清新，情致哀怨，而表现的却委婉含蓄，有一种怨而不怒的气度。
《团扇诗》
新裂齐纨素， 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 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 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 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 恩情中道绝。
女皇武曌则天大帝 古往今来唯此一女
侯夫人
隋炀帝在位期间广造高楼，并网罗天下美女数千名纳于迷楼中幽闭，侯夫人就是这几千名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隋炀帝的宫女之一，侯夫人最后自缢而死，一个美丽的才女，就这样被白白死去了，身后只留下了几首咏物寄意的空灵飘逸的小诗，让后人读来辄用伤怀。
《春日看梅》
砌雪无消日， 卷帘时自颦。
庭梅对我有怜意， 先露枝头一点春。
花蕊夫人：先为孟昶爱妃，后被赵匡胤招入宫中。代表作：述国亡诗
宋灭后蜀时，只用了一万军队，而后蜀的十四万军人几乎不战而降，花蕊夫人随孟昶流亡北行，夜宿葭萌驿站，感怀国破家亡的哀愁，在馆壁上题了这首《采桑子》，因军骑催促，只得半阕，却一字一泪。
薛涛：唐代女诗人，人称女校书。
代表作：吟梧桐诗（八岁时作）
